基于“诺思悖论”对于媒介产权制度的再思考【2】

三、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问题描述和总结

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这个概念来理解政府也有很多新的洞见。诺斯对于交易费用这个概念的理解是相当系统深刻的，他认为，要使经济组织有效率，国家必须在制度上确立一种清晰的所有权，清晰的所有权能保障个人和组织的劳动成果大部分所得归他们自己所有，这能为个人和组织提供激励，当个人的收益最大化以后，整个社会的收益也会达到最大化。产权明晰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还因为它能大大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为了激励社会产出最大化，降低交易费用，政府必须对产权进行清晰的界定和严格的保护，但由于政府执政能力低下或腐败无能，它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根本拒绝这样做。

在西方传媒制度的变革过程中，传媒集团或者组织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发展而逐步演化过渡的，也就是说，在此过程当中并没有有意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市场中的正式规则是在大量的非正式的习俗和规则中形成的。而中国的传媒制度变革过程中，由于很多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和改革方式的。在此过程中，较小范围内的策略行为人可能不会接受帕累托优化改进的制度变化（路径依赖的观点）。这种“惯性”的出现或与整个意识形态环境有关，所以对于现存制度的预期并未能够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明晰。中国传媒制度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之下的改革方式和其目前在结构转型中遇到的问题，是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和因果关系的。在社会互动并导致制度变化的过程中，导致最终结果的往往不是互动行为人本身的意愿，而是大量资源的最终所有权的归属，这就是梅纳德·史密斯说的“资源拥有力量”。

（作者系：上海大学 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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