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外交：中国对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趋势

2.外国记者：职业特性决定的“双向”对外传播主体

媒体与记者始终是对外传播中的核心主体，近年来，“记者外交”已逐渐成为中国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驻华媒体记者、长短期访华记者以参与工作、课程学习、实地参访等方式感知中国，成为兼具对外传播对象和主体双重属性的特殊群体。事实上，“记者外交”有着其他外交形式难以比拟的优势，这个优势恰恰来自“记者职业”本身，对外国记者而言，从对外传播对象向对外传播主体身份的转变是轻而易举的，通过刊登报道、出版书籍等方式，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想可以直接转化并影响受众。

以访华记者为例，每个记者背后大都涉及一个或多个行业领先媒体，相应存在“记者自身—所在媒体—一国公众”的信息传播路径。中国日报网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制作并在2018年8月陆续推出的20集系列视频《“一带一路”国家记者看中国》，记录了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下属机构中非新闻交流中心和中国－南亚东南亚新闻交流中心2017年“请进来”记者交流项目的部分成果，被采访的非洲和亚洲记者都主动谈及“对中国认知的改变”，核心话题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政治体制、“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性等。例如，《印度快报》记者阿普瓦称“中国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和期待，在我来中国之前脑海中有一些对中国的看法，我很开心地发现，它们没有一个是对的”，表达了作为目标对象认知的变化；而来自肯尼亚广播集团的记者埃里克·比贡表示，“如果我作为一个记者不了解‘一带一路’，那么很有可能（我国的）民众也同样不了解，来到中国使我成为最大的受益人之一，因为我与很多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人有过交流，这样我才能写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表达出记者由感知中国到报道中国的身份转变，同时信息传递也自在其中。

3.海外华侨华人：故土情结带来“回归”的对外传播主体

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主要从“我方”“他方”两个层面进行着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常常忽略了“我”“他”属性兼而有之的重要群体——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第二、第三代后裔，有学者将后者定义为“华裔新生代”。⑤ 随着国内外交通愈发便捷、各类交流机会增多，海外华侨华人得以“常回家看看”。同时，教育全球化及“留学中国热”的出现，使更多的华裔新生代回到中国接受教育，成为“最熟悉的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主体与外国记者在客体身份上具有相似性，由于时间、空间（身体距离）等的限制，他们需要感知中国、了解中国，属于中国对外传播的目标群体之一；而从另一角度看，由于他们的“同胞”身份与“故土”情结，使得他们与中国、中国公民之间有着内在的血脉联系，在国际诸多场合能够且愿意积极地为中国与所在国的友好往来提供帮助，实际上已经具备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主体的鲜明特征。海外华侨华人与华裔新生代的优势在于，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内嵌于其主体特性之中，“双主位聆听”的能力、尊重文化差异的态度使得他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占据主动。

四、“全民外交”的未来：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人人参与

对外传播主体由单一向全民的过渡，是有其内在推动力的。中国现阶段及未来的对外传播主体分别呈现差异性多元、全民性多元、个性化多元三类子特征：

首先，公共外交的多重目标与价值取向决定了对外传播主体的“差异性”多元。从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再到个人，不同行为主体对外交往的目标通常有所不同，具体可归纳为三种主要目标：政治目标，寻求政治认同；经济目标，追求经济利益；文化目标，传播文化、增进人文交流与合作。这些目标时而相对独立，时而相通相融。以各国政府驻华机构的微博主页、微信账号、文化中心作为观察对象，可以发现其对华公共外交目标侧重点的不同：美驻华使馆微博偏重政治目标，充当专门介绍美国政治、历史、文化、价值观等的微型窗口；法德俄等老牌欧洲国家更注重软性的文化传播，电影、音乐、书籍皆为其互动媒介；韩国文化院以推广“韩流”（如韩国电视剧、电影、音乐等娱乐事务）带动赴韩旅游与品牌营销；肯尼亚旅游局的微信账号则主推成体系、有创意、重服务的官方宣传片，旅游外交与文化推广合而为一……就中国现阶段对外传播而言，既存在“促进理解进而认同中国政治制度”的政治目标，又存在“让中国技术、中国产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济目标，也存在“进一步增强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亲近感、信任感，进而产生合作意愿”的人文目标，具有多重价值取向。因此，单一主体可能存在的低效率、弱效果、重点不突出等问题，将在不同主体突出差异、分工协作、互为补充的情形下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