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地區新媒體素養教育的自組織研究——以山東省為例--傳媒--人民網

摘要：通過採用宏觀層面抽樣調查問卷和微觀層面觀察訪談與定期測評相結合的方法，將農村地區受訪者置於媒介素養教育的組織系統內，考察農村網絡新媒體的認知及使用狀況，總結新媒體在農村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根據連續測評獲得的數據，分析不同地域、不同時期媒介認知與使用的程度。研究發現，農村地區新媒體媒介素養教育呈現出以人際傳播為主的自我建構的形態，為此應引入多元組織結構，由此提升農民的網絡新媒體話語權，真正提升農民參與社會發展的積極性和實際能力。

關鍵詞：新媒體素養，意見領袖，人際傳播，自組織

一、研究背景

中國大陸對媒介素養教育問題的研究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2007年以后，隨著中國媒介環境的變化，媒介素養研究逐步深入，對媒介素養教育的實証研究增加，尤其是對各地大學生媒介素養的調查數量明顯增加。以英、美等國為參照對象的比較研究認為，中國的媒介素養教育面臨的挑戰，主要源於本土化的困難與壓力，以及東西方文化深層次的矛盾形成的教育實踐的錯位。和西方媒介素養研究相比，中國的媒介素養研究呈現出一般論述多於實証，特定群體定為核心研究方向等特點。2008年，學者姬德強根據中國知網（CNKI）研究文獻進行定量研究，得到媒介素養在中國的一個研究譜系圖，這也是國內學者中為數不多的對媒介素養研究進行定量整理與概況的文獻。研究譜系圖詳解了中國大陸媒介素養研究的選題方向，媒介素養教育雖然也作為一個研究的選題方向，但類型化群體的特征依然十分明顯。如大學生、青少年等，以特定群體的媒介素養表現為起始，回溯媒介素養教育的問題所在點。在概念思考上，以媒介素養教育為本位，通過對新媒體環境分析與歸因，確定媒介素養教育的問題所在。與青少年媒介素養教育研究風生水起的現狀相比，作為弱勢地區、群體媒介素養研究的一部分，農村地區新媒體素養研究則成為空白區域。

在已有的研究框架中，在討論農民與傳統媒介關系時多將農民置於被動地位，如“傳媒幫農民”、“傳媒對農民”、“化農民”等等，這類研究的預設往往是農民的文化水平較低導致他們的媒介素養較低，媒介接觸中處於弱勢和被動地位，這種本位研究指導的思路往往容易忽略農民個體的主觀能動性，特別是農民有限接觸大眾媒介的情景下，其立論的實踐指導性大打折扣。與此同時，媒介素養教育的本位研究思路對於傳統媒介尚有可借鑒之處，對於系統邊際開放的新媒體系統而言則也隻能說是望梅止渴。

正是基於目前對於農村地區新技術下媒介素養教育的缺失和研究視角局限，本文針對農村地區新媒體素養教育的渠道和途徑問題提出以下幾個研究問題，以期獲得農村地區媒介素養的現狀及相關情況：

Q1:農村地區新媒體素養如何？新媒體素養教育的主體是誰？

Q2: 不同農村地區之間媒介素養水平是否存在著差異？

Q3: 農村地區新媒體素養生成過程如何？以何種組織過程開始與完成？

二、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1.調研樣本區域選取

山東省是一個發達的省份，近年來中國各省份GDP排名中山東省也穩居前三甲。然而和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環境相同的是，山東省內各地區之間的發展也存在著不均衡的現象。山東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高於西部地區。2013年山東省內各地區GDP排名中，青島、煙台分別以7302.11億元和5281.38億元分列前兩位，棗庄和日照分別以1749.08億元和1352.57億元分列第15和第16位（倒數第三和倒數第二）。青島市的GDP總數達到了日照市的5倍之多，煙台市GDP也是日照市的4倍還多。可見山東省的經濟發展存在著嚴重的失衡現象。

基於山東省不同市縣存在著巨大的經濟水平的差異，我們隨機選取山東東部兩個城市煙台、威海和西部兩個城市日照和棗庄的一些村鎮，從農村地區新媒體使用狀況及媒介素養教育的培養兩個視角出發，進行地域上的調查研究。

2．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抽樣調查，對獲取數據整理並依此進行數據測評，在此基礎上，還採用個體觀察的線上民族志（Online ethnography）及建構媒介素養測評體系等研究方法。

樣本調查於2013年8月間完成。調查採用分層隨機樣本方法，根據採樣要求，我們對煙台的萊州市、威海的榮成市、棗庄的台兒庄和滕州市、日照的莒縣作為大的取樣點，按照人口比例規模，隨機抽取42個村，再從每個村抽取20戶樣本家庭，然后按照“最近生日法”從每戶家庭選出一個18 歲以上的被訪者。經過培訓的5名主要訪員及10協助訪員最終向440個樣本發放調研問卷。

三、數據統計與分析

（一）農村受眾的新媒體接觸

在調查的受訪者中，農村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居民佔比為44.44%，高中生佔到24.08%，大學及以上者佔到31.48%。這說明農村的文化程度已有了很大提高，有利於農村媒介素養的培育和普及。

1．接觸人群統計

受訪的市民中，有關信息獲得的主要渠道的統計結果顯示，互聯網（27.67%）、電視（35.73%）、報刊（3.70%）、智能手機（29.63%）、廣播（3.27%）。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首先，在所有信息來源中，電視所獲得的關注排在了第一位，明顯優於其他信息媒介。其次，傳統的三大媒體報紙、電視和廣播信息提供佔總信息的42.7%，而互聯網與手機信息提供佔到了57.3%，這表明傳統媒體統治地位已經動搖。新媒體正以強勁的勢頭，迅速地瓜分了信息發布的主要渠道。

在對調查對象的年齡統計中，我們發現，不同媒體的受眾人群在年齡上差異特別明顯，接觸和使用互聯網獲取信息的人群中，18-45歲的佔到使用互聯網總人數的85.4%﹔通過智能手機獲取信息的人群中，18-35歲的成為主導，佔到使用手機人群的78.3%。（見表2，不限項選擇）

2．接觸程度統計

在新媒體情況的調查統計中，受訪者對新媒體的接觸程度我們通過時長的方式加以統計，根據調查設計，我們設計了每天使用半小時以內，半小時至2小時，2小時至4小時，4小時至6小時，6小時至8小時和8小時以上等幾個層級，對使用互聯網和手機等數字化媒體的受訪者進行統計。

根據統計，所有受訪者每天平均使用新媒體的時間為3.1小時。在具體的分層次統計中，我們把每天接觸0.5小時以內數字媒體，忠誠度和粘著度都比較低的人群稱作“離散群體”﹔把每天接觸數字媒體0.5小時至4小時的人群稱作“粘著群體”﹔把每天接觸4小時至8小時的人群稱作“依賴群體”﹔把每天接觸8小時以上的人群稱作“癮好群體”。（見表3）

表3的統計結果顯示，每天接觸0.5小時以內的人群，即“離散群體”分布相對較高，均超過了60%﹔而使用0.5小時至4小時之間的“粘著群體”也具有一定的優勢，互聯網使用者達到17.8%，其中，半數左右的受訪者新媒體接觸在與0.5小時至2小時之間。除“粘著群體”外，“依賴群體”的互聯網使用者顯得很低，隻有互聯網的0.7%，手機則為零。此外，每天接觸8小時以上的“癮好群體”統計結果均為零。由此可以看出，和城市人群相比，農村地區的新媒體接觸還處在起步階段。

3．接觸內容統計

調查的結果顯示，受訪者中網絡使用集中在網絡影音下載和網上游戲等方面。其中在網絡內容接觸的第一陣營中，QQ即時通訊、網絡商務、網絡游戲、網絡影音下載、論壇/BBS/討論組、文件上傳下載等項目在30%-80%之間。其中，即時通訊為39.7%，網絡商務為38.4%，論壇/BBS/討論組59.2%，在線影視收看及下載76.8%，在線音樂收聽及下載31.5%，文件上傳下載11.4%，網上游戲89.7%。網絡接觸的第二陣營表現出較高的接觸度，其中網上游戲與在線影視收看均佔較高的比較，說明農村地區新媒體使用的娛樂功能較大。上述兩項對媒介素養的要求相對不高，這也是部分剛剛接觸新媒體的農村受眾選擇的重要原因。

搜索引擎、瀏覽新聞和收發郵件這三大網絡服務成為農村地區新媒體使用的第二大陣營。其中，搜索引擎為28.4%，瀏覽新聞為37.8%，收發郵件為11.2%。

（二）新媒體素養測評分析

在受訪者個人的新媒體素養與網絡活動相關性的研究中，我們根據受訪者文化程度、是否受過正規的媒介素養教育等為自變量，以受訪者參與網絡活動，行使網絡話語權的程度為因變量，對二者的相關性進行統計分析。

首先來確定新媒體素養的測評。據學者魯賓分析，主要有三個層面，即能力模式、知識模式和理解模式。就能力模式而言，指公民所具有的獲取、分析、評價和傳輸各種形式信息的能力，側重的是對於信息的認知過程（任飛，2012）。基於魯賓的媒介素養模式，我們擬對此進行相關的統計與測評，根據現實要素的考慮，我們從認知力、解讀力、批判力、創造力四個方面進行調研並賦分。（見表4）

調查顯示，56.6%的人表示容易或比較容易“區分出新聞和廣告”，有24.4%的人做出否定回答。11.4%的人“知道媒體最近關注的熱點”，65.7%的人表示“一般”。47.8%的人在閱讀新聞的時候，一般會“尋找新聞報道字面后的含義”。對於“能發現新聞報道中的明顯錯誤”，23.9%的人表示“一般”，7.6%的人表示“比較符合”或“很符合”，68.5%的人表示沒注意到。對於“新聞報道所提供的觀點”，83.8%的人一般傾向於“不拒絕”，“非常拒絕”的僅佔4.5%。“遇到有矛盾的新聞信息時”，91.8%的人傾向於不去核實，隻有2.9%表示經常會去核實。過半的人能“經常利用媒介提供的信息來服務學習、生活、工作”。但是有“動手寫作新聞稿”或者“有自己的博客空間、個人網站”的人均佔少數。

綜合而言，目前農村媒介素養處於中等偏低的水平。這可以從表5反映出來。特別是“批判力”和“創造力”，沒有達到五級量表中的中值。四項指標中，以“認知力”均值最高（2.76），說明受訪者對新媒體的運作方法和流程，對於不同新媒體的特質、功能、規律等有了明顯的認識。另外，“解讀力”排在第二位，說明受訪者對於媒介的解讀能力處於發展的進程之中，具備解讀新聞背后的意義等內容。

上述分析可以初步驗証，農村地區媒介素養整體水平不高，亟待提高教育水平和渠道，此外，媒介素養的四個要件（認知力、解讀力、批判力和創造力）對現實具有解釋力，其足以比較准確地描述受調查對象的實際媒介素養水平。

（三）新媒體使用的地域性

1.東西部新媒體使用的差異

在新媒體使用情況中，東部地區網絡電腦的使用頻率在0.5-2小時以上的佔28.08%，西部地區在此區間的使用頻率為25.12%，至於不使用網絡電腦這一選項，東部地區佔9.85%，西部地區佔19.21%，也就是說，東部地區網絡總體使用人數大大的高於西部地區。東部地區手機的使用頻率在0.5-2小時以上的佔35.85%，而西部地區佔28.3%。在不用手機的選項中，東部地區佔5.66%，西部地區佔6.6%，差異相較較小。

根據數字鴻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個體和組織之間佔據不同的傳播資源，將存在顯著的數字硬件鴻溝（鐘智錦，李艷紅，2011）。事實上，不同地域間數字硬件鴻溝已經不是數字鴻溝研究者最值得關注的面向，更加值得關注的是不同階層的、地區的個體和組織數字鴻溝在應用新媒體技術方面的能力的差異，也就是說，硬件的鴻溝是初始的羈絆，而真正成為鴻溝的是在硬件基礎上媒介素養教育不足帶來的新技術上的缺失，並由此形成更大范圍的差距。

2.新媒體素養的差異及自組織調適

由於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大部分農村受眾對媒介的認知尚處於很低的層次。我國的大眾傳播技術和設施發展很快，但大眾傳播接受者的素質提高卻比較緩慢。很多受眾對媒介還保持著一種神秘感，這種神秘感正是由於不了解媒介的運作模式而產生的。對農村受眾的媒介素養教育，首先應該打破農民對媒介的神秘感，正確認識媒介，了解大眾傳媒資源。媒介的功能，首先是提供信息，其次才是娛樂功能。對農村受眾而言，更應該強調媒介的信息功能，而不只是僅僅將其作為娛樂工具來看待。

然而，在現有的研究語態中效果研究較為關注一般狀態（同一效果），而相對較少討論效果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分布與差異（差異效果）。我們考慮到同一性的地域性和不普遍性的實際存在，把研究的樣本選取延伸到了山東省的東部和西部地區，這不僅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地域的不同，同時也能更客觀地考慮到差異性的存在。（見表6）

從表6統計可以看出，調研各地媒介素養指標有著較大的差異，從整體視角來看，東部地區的煙台、威海指標參數明顯高於西部地區，煙台以3.512排在統計表的第一位，威海以3.437排在第二位，日照以2.174排在最后。這一排列與山東省2012年各地GDP數值相互對應，這充分說明，經濟發展對於媒介素養提高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此外，即便同一地域，近郊鄉村與偏遠鄉村之間也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距，以煙台市為例，煙台芝罘與萊山區近郊鄉村的媒介素養指數高達4.126，這一指數與城區人口媒介素養指數相當接近，而煙台西部的萊州市媒介素養指數則隻有2.642，甚至與棗庄市下的滕州（2.724）相比，也相對不高，這就說明了從整體宏觀視野考察，山東省東部地區具有較高的媒介素養，但這只是同一效果的考查，而基於差異效果的考查結果，更加逼近於各統計單位的實際，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地域差別影響著媒介素養水平，即便是同一地區之間，媒介素養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媒介素養指標固然與經濟指標緊密相聯，然而，經濟指數的高低並不完全意味著媒介素養指數的高低。在媒介素養相關性研究過程中，我們還試圖採用另一種調研方式來分析媒介素養參數的變化情況，以進一步確知媒介素養的累積效應。我們根據2010年在煙台周邊調研獲得的數據，於2013年再次對這些鄉村的受訪者進行二次走訪，樣本主要取自煙台近郊的九個村子。在第一次調查的63人中，因外出務工及病逝等客觀因素，最終成功走訪到47人，這47人平均分布在九個村子中。根據受訪人2010年接觸媒介的程度不同，我們將他們分為兩組，一組定義為媒介充分接觸組（＞0.5小時，計20人），一組定義為媒介未充分接觸組（＜0.5小時，計27人）。測評2010年採用問卷填寫方式，2011年后採用在線測評，測評頻次為每年兩次，參與測評的四人保持不變，累計測評共計8次，形成兩個對照組共16個媒介素養參數數據，（見表7）

調研數據也顯示，媒介素養參數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排除人為及測評誤差等因素的干擾，分析得到的結果通過圖1的折線圖來表示。

圖1所示，以未充分接觸媒介組為實際考察組，以充分接觸媒介組為參考組，發現媒介素養教育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媒介的認知發展階段﹔媒介素養的迅速上升期﹔媒介素養的調整與穩定期。當媒介素養參數達到一個峰值后，隨著時間的繼續推移，並沒有出現人們心中預期的累積效應，反而開始呈現緩慢的衰減趨勢，究其原因，媒介使用者在熟練掌握新媒體技術，了解媒介知識后，逐漸形成一個興趣衰退期，加之農村受眾參與媒介話語的積極性不高，大都限於自娛自樂的游戲平台，因此媒介素養參數出現波動再所難免。這一調研結果與“上限效果”假設也是對應的：個人對特定知識的追求並不是無止境的，達到某一“上限”（飽和點）后，知識量的增加就會減緩乃至停下來。

（四）新技術下媒介素養的教育途徑

由於農村是“村落式”聚居，沒有高樓大廈的阻隔，鄉裡鄉親彼此關系密切。在空閑時人們喜歡聚在一起閑聊，而各種媒體在這種氛圍中得到傳遞。在就影響村民對新媒體的認知度的因素上，經過調查我們得出，親朋好友對其影響最大。受到親朋好友影響而接觸到各種媒體的佔到35.64%。其次，有29.71%的受訪者表示了解新媒體是自學的過程，這一類以青少年或年輕成年人為主，他們發現新事物的願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較強。根據調研走訪，對目前農村地區媒介素養教育途徑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在媒介素養培訓及學校教育缺失情況下，不足以形成媒介素養教育主渠道的形勢條件下，農村新媒體素養教育呈現出人際溝通的自組織教育及意見領袖引導這樣雙軌完成的教育模式。在自組織教育過程中，離不開人際溝通的作用。在人際溝通主導的媒介素養教育的自組織框架內，人際溝通的重要角色——意見領袖充當著重要的角色。信息的海量性帶來了一系列交由受眾自己解決的問題，特別是新媒體時代龐大的數據信息庫，對於媒介素養不高的農村受眾而言，意見領袖的引導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段京肅, 杜駿飛, 2007：17）。

上圖為日照市莒縣新媒體素養自組織教育的一個個體關聯圖。圖中顯示了處於意見領袖地位的王新平、王麗平姐弟對周邊親友的教育過程。

當然，依靠自組織教育傳播的模式，顯然不具備更強的約束力，隻能依靠意見領袖個人的自覺傳播進行下去，由於意見領袖的相對缺乏以及農村人際溝通的相對單一，使得這種自組織模式很難更有效地向外傳播，以形成更大的網絡，這不但使這種模式變得更加脆弱，也容易因為意見領袖個人的態度形成媒介素養教育的誤導與偏頗，這對於農村地區媒介素養的整體提高是極其不利的。

四、總結與討論

近年來，新媒體技術不斷發展，新媒體也逐漸從單一的信息傳播載體向著社會生活、生產驅動性載體的方向改變。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互聯網+”行動計劃中，把推動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作為現代化產業發展新方向，即將作為社會經濟發展引擎的新媒體引起了人們的持續關注。

然而，與風生水起的“互聯網+”行動計劃相比，還處在自發傳播的狀態農村地區的新媒體教育如何也能搭上國家行動計劃的發展快車，使新媒體發展與地方經濟使用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解決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兒童與老人留守、新農村文化建設等諸多問題，引導農村地區新媒體使用從無序發展狀態向自組織人際傳播過渡。要解決上述問題，必要認真觀察農村地區新媒體發展的現狀，從中尋求能夠獲得發展突破的具體問題，從而推動農村地區新媒體的使用與普及。

（一）農村地區新媒體發展較快，目前已經成為農村受眾信息的重要接收渠道。從新媒體作為信息傳播渠道的本位視角來看，農村地區的互聯網普及正掀起一場信息革命，短短數年間，農村地區新媒體使用已經成為一種潮流，特別是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媒體的出現，加速了新媒體的傳播渠道與傳播平台建設，新媒體的擴散與普及速度使農村地區成為互聯網發展最為迅猛的新區域，與城市地區相比，農村地區新媒體后發優勢仍然十分明顯。

（二）農村新媒體受眾的新媒體素養整體不高，其中網絡自我賦權與話語權相對較低。新媒體作為新的傳媒輿論場，客觀上提供了“人人即媒體”的話語表達權，這也直接促成了近年來傳媒話語模式的重構以及新的傳媒話語范式的出現，即便如此，農民並未真正獲得新媒體話語權，相比於活躍在互聯上的各類精英，缺少社會資源的農村新媒體受眾獲得相對有限的新媒體話語權。

（三）農村地區新媒體素養教育活動尚處在自發狀態向自組織過渡階段。由於農村地區社會系統與城市化地區的區別，加之農村地區新媒體素養培養渠道受限，農村地區無法開展有針對性的新媒體素養教育活動。目前的新媒體素養培養過程往往發生於個體人際之間，以自發狀態為主導的教育模式。隨著新媒體的日益普及和國家相關戰略的不斷推動，農村地區受眾對於新媒體的認知與需求正不斷發生變化，農村地區應該加大新媒體素養教育的投入水平和力度正成為許多農民的共識，與農村地區生活生產相結合的“互聯網+”產業發展案例正逐漸浮出水面。淘寶村（鎮）作為“互聯網+”模式的發展方向，正以星星之火的態勢迅速向廣大農村地區推廣。

（四）農村新媒體素養水平受地域和時域影響較大。山東省東部沿海市郊農村因其特殊的地域環境媒介素養較高，接近於城市水平，與之相比經濟欠發達農村的媒介素養水平則較低。這種差異既體現在新媒體硬件平台建設的相對滯后，信息消費始終是作為生活、生產消費之后的選擇目標，一個經濟相對發達、社會環境開放的系統信息傳播與消費必然是同步相關的，而經濟欠發達、經濟相對落后地區信息需求必然是滯后的。不同地域新媒體素養水平也表現在媒介素養教育的組織性及自發產生“意見領袖”的匱乏與水平低下等諸多方面。即便是同一區域，新媒體素養時域上也呈現出一定的變化規律，不同時域同一地域內新媒體素養評測指數也不盡相同，新媒體素養的水平甚至會出現不升反降的奇怪現象。究其原因，除了和新媒體技術自身的日新月異發展變化有關外，也跟農村地區受訪者個體的新媒體使用目的有直接關系：新媒體使用與生活生產密切相關，新媒體素養指數就會不斷提升，反之，新媒體使用如果只是從屬於生活生產之外的娛樂行為，新媒體素養在不同時域裡會發生較大波動。

（五）農村地區新媒體素養是通過人際傳播與自我建構協同完成。在新媒體素養教育途徑中，受眾通過人際傳播和自我建構的渠道完成新媒體知識的積累和媒介素養的提升。在人際傳播關系中，活躍於城鄉的新媒體素養教育“意見領袖”發揮著核心的作用，由“意見領袖”形成繼發性人際傳播網絡，“意見領袖”既通過人際溝通完成人際教育，又通過網絡社區人際交流及新媒體特有的搜索引擎等工具完成媒介素養的自我建構過程。可以看出，農村地區新媒體素養是一個自組織的過程，面對信息的碎片和無序化發展方向，協同傳播顯得尤為必要。協同理論創造人赫爾曼‧哈肯認為，子系統的相干性和互相作用，產生系統整體功能大於要素功能的簡單的數字之和。在復雜系統演進的過程中，各子系統會通過相互協同作用，有自身漲落力的推動下，以自組織的方式趨向於新的平衡。在新媒體素養教育活動中，充當不同角色的教育活動中的人以無序的狀態存在，在系統自組織的作用下，優勢的信息開始以集束地方式把具有一定媒介素養的“意見領袖”推舉到各子系統的核心位置，吸引相關的農村受眾，朝著一個方向推進，從而形成一個有序結構，這就是新媒體素養協同教育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地區整體受教育程度、當地人口流動情況以及一定區域內“意見領袖”的多寡及媒介素養水平的高低，都是促成農村地區協同教育過程的重要序參量。

引用文獻 [Works Cited]

[1]曹立新（2004）. 化農民與農民化:鄉村建設運動中大眾傳媒的功能與策略分析——以《農民報》為中心,《新聞與傳播研究》,(3),36.

[2]陳海楠（2003）. 傳媒怎樣幫農民取得市場成功.《中國記者》，(1),48.

[3]段京肅, 杜駿飛（2007）.《媒介素養導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4]傅海（2011）. 中國農民對大眾媒介的接觸、評價和期待，《新聞與傳播研究》，(6)，26.

[5]郭繼文（2009）. 從話語權視角談和諧世界，《前沿》，(10), 31.

[6]黃瑞剛（2010）. 危機中政府與媒體互動的協同效應，《國際新聞界》，(5)29.

[7]黃娟（2011）.高職院校農民工培訓的理論分析與實踐對策，《中國成人教育》，(13)，158-160.

[8]姬德強（2009）. 解析中國語境下媒介素養研究的話語模式，《媒介公共服務：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9]牛新權（2005）. 論農村受眾的媒介素養教育，《新聞記者》，(3)，34.

[10]任飛（2012）. 網絡媒介受眾研究芻議，《東岳論叢》，(6) 140.

[11]王玲寧（2006）.大眾傳媒對農民艾滋病認知和態度的影響.《青年研究》,(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