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和、真實、歷史觀——對外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的三點體會

熊蕾

2018年08月02日08:53  來源:對外傳播
 

歷史觀

對外介紹中國的改革開放,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要有正確的歷史觀。這特別體現在對政策、歷史背景等等的解釋上。如果對歷史沒有正確的把握,這些解釋就不准確,而且會抹黑我們自己。

誠然,社會的每一個進步都是對之前的一種否定,但是這種否定是社會的發展而不是自我貶低乃至自視為一無是處。比如,談到改革開放前后的對比,不少媒體喜歡用之前的物質匱乏來襯托如今的社會繁榮和民生富足。可是他們往往忽略了以下三點。第一,這是在1949年中國經濟的爛攤子上搞發展建設時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階段﹔第二,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對新中國搞封鎖禁運,忘記或漠視這一點,就違背了歷史﹔第三,這也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可避免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在做改革開放前后對比的時候,應該牢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兩個歷史階段不要互相否定,辯証客觀地看待歷史,准確地把握報道的基調。

改革開放,雖然是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之前的黨和政府就是閉關鎖國的。不少人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簡單地歸結為“一邊倒”,暗含著自我封閉的意思。這其實是以偏概全,並不是歷史的真實。當時的國際大背景是,東西方之間的冷戰已經由意識形態領域延伸到經濟領域,由美國發起,西方國家於1949年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將軍事武器、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等三大類上萬種產品列為絕對禁運或數量管制及監視項目,禁止或限制與蘇聯東歐國家的貿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美國在蘇聯代表缺席的情況下,操縱聯合國大會於1951年通過對中國等國的禁運法案,之后巴統又設立了專門針對中國的執行禁運機構,開出了對中國貿易的特別禁單,所列禁止出口到中國的項目比禁運到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項目還多500余種。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根本不可能倒向美國。

周恩來總理在1950年9月30日作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中講得很清楚:“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並發展通商貿易關系。”新中國成立一年中,與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有17個國家,其中有6個不屬於蘇聯陣營,另有8個國家正在談判與中國建交,其中英國等4個國家都不是蘇聯陣營。這能說是“一邊倒”嗎?

1952年,周總理闡述新中國執行的對外政策時,談到了“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禮尚往來”“互通有無”“團結世界人民”等方針,其中講到“一邊倒”的方針時,他說:我國在世界上明確地站在和平民主陣線一邊,旗幟鮮明,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幻想。如果沒有這一明確的宣布,帝國主義者就會胡思亂想地望著我們,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時還想鑽空子。“一邊倒”的方針給這種胡思亂想的人澆了一頭冷水。

這樣的外交方針和實踐,怎能簡單地概括或理解為向蘇聯的“一邊倒”呢?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按毛澤東主席的說法,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后經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萬隆會議發展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我們優先發展和蘇聯的關系,但是從來沒有脫離平等待我、互利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則。而新中國的外交實踐,就是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這為中國今天的改革開放和走向世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對香港的處理,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中國大陸,但到了香港邊境卻戛然而止。很多人以為,解放軍隻要一個團,最多一個師就能把香港拿下來。然而,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始終堅持“暫時不動香港”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周總理曾說,在美國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的情況下,維持香港現狀,保持香港作為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國際通道”與“窗口、望站、氣象台、橋頭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有利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變阻力為助力,變被動為主動的理性選擇,是上乘之策。他還說,因為香港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我們在那裡的企業,應該是社會主義的企業,資本主義的經營。

這可以說是“一國兩制”的雛形。因此,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更不是某些國家的恩賜。這是新中國外交戰線及各條戰線和全體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齊心力、自立自強、打破封鎖的結果。講好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應該有這樣的歷史觀。

西方國家對我們封鎖禁運了幾十年,至今還不時掄著制裁的大棒打擊我們,卻把“閉關鎖國”的帽子扣到了我們的頭上。這樣顛倒歷史顛倒是非的做法,我們如果看不清楚,不僅改革開放的故事講不好,對中國和世界未來的走向也不會把握好。

所以,做國際傳播,一定要強調正確的歷史觀。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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