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傳媒觀察

【摘 要】視頻直播這一新聞報道樣態，在基於視覺化主導的傳播新生態下被媒介機構廣泛應用。本文總結了視頻直播在災難報道中的作用，並具體分析了這次新冠肺炎災難報道中媒體機構視頻直播應用

的三種形態，即“融媒體直播專題”“去飾化慢直播”“切片化跨平台傳統電視直播”，進而指出 ：多元素應用有利於培養視頻直播受眾的受傳路徑依賴、切片化跨平台破圈層傳播可增強視頻直播的復次傳播力， 而高重合度高頻次的議程設置則能有效提升災難報道中的正向輿論引導力。與此同時，本文還提出 ：媒體機構在用好視頻直播這一形式的同時，也要對視頻直播互動中出現的過度娛樂化傾向進行有效的傳播邊控。

【關鍵詞】視頻直播 ﹔災難報道 ﹔新冠肺炎 ﹔抗疫報道

早期社會學者 S.Fritz 曾指出 ：“災難是一個發生於特定時空的社會事件，對社會或該社會的某一自足（self-sufficient）區域造成嚴重損壞，招致人員及物質損失，以致社會結構瓦解，無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①災難事件往往因為突發性、破壞性、階段性、社會性和持續影響性等的特點，而偏離正常的發展軌道，產生強大的破壞力、影響力。因此，“當災難爆發時，人們對大眾媒體會有更強的信息訴求欲”。②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公眾亟需於第一時間了解到疫情一線救援情況、病毒的危險程度、傳染路徑、如何防范等一系列相關問題，來消除面對新型病毒的眾多不確定因素。面對此次突發疫情，各媒體組織策劃、持續跟進報道，力求做到信息的即時性、內容的深度性和傳播的有效性，其中，能第一時間直觀呈現現場情況的視頻直播，成為傳統主流媒體和移動新媒體都廣泛選用的一種報道方式。同時，“以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媒體的崛起，使得直播的運用范疇進一步得到延展”，③依托於 5G、VR等技術，此次疫情報道中也出現了多種特色的視頻直播形式，有效地發揮了媒體的即時傳達信息和廣泛動員社會力量的優勢，為主流媒體進行融媒體報道提供了新的啟示與方向。

一、視頻直播在災難報道中的作用

直播並不是一種新興的新聞報道方式，其“傳統可追溯至電子媒介興起之時”。④直播最初的定義是“廣播電視節目的后期合成與播出同時進行的播出方式”，專門用來描述電台、電視台在現場隨著事件的發生、發展進程同時制作並播出節目的方式。⑤基於移動互聯網技術賦能，視頻直播呈現出新的形式與特點，除了傳統的電視直播，移動視頻直播逐漸興起並成為熱門傳播方式，視頻直播也由原來媒體的“普通配置上升為爭奪焦點”。⑥

無論是傳統的電視直播，還是新興的移動視頻直播，二者在災難報道中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每當面臨重大的災難事件，能夠第一時間直觀呈現現場、快速反映和整合核心信息、匯聚權威觀點的視頻直播，一直是媒體重要的報道方式，在信息傳達、輿論引導以及社會動員等方面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傳播的本質是“符號互動”，視覺是人類符號系統的基礎，通過視覺獲取信息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人們的認知由於新技術的加入，越來越傾向於依托“清晰化”的、“類本真”的文本，而視頻直播提供了這種便利。

首先，與文字直播相比，視頻直播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直接、情緒化表達的需求。在新技術特別是移動技術的裹挾下，信息受傳的時間、地點都呈現出“碎片化”，人們無時無刻不在傳播中。碎片化的時空裡， 邏輯思維讓位於形象思維，人們更偏愛直觀圖景，直觀、形象化的視聽內容更易贏得碎片化傳播用戶的眼球，這在災難報道中尤為凸顯。

其次，視頻直播可以提升傳播參與度。視覺信息是人類最主要的信息來源。視頻直播可以有效增加傳播參與度，提升傳播效果。研究發現 ：當報道中插入視頻和音頻，用戶更願意觀看也更願意分享，參與度顯著提高。

此外，視頻直播還有利於創造“共識”，形成社會動員。這次新冠肺炎報道中，視頻直播快速傳遞疫情信息，發布短缺物品清單，專家答疑解惑，視頻直播連接了視頻端“你我他”萬千個體，通過評論、分享、反饋等多種形式參與到信息分發與資源尋找中，視頻直播在最短時間凝聚了社會共識並進行了社會動員。

這次抗疫直播中既有追求“精飾化”的傳統直播——傳統直播具有較豐富的視覺語言，它將人的思維、情感通過視覺元素內在組合形成的視覺語言呈現出來。在災難報道中，傳統直播可以在短時間內借助豐富的元素形成情緒感染與情感共振。與此同時，我們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報道中，也看到了有“去飾化”“慢直播”形態的存在，它在災難事件中主要起著一種“日常陪伴”“觀者互動”“精神支撐”的作用。

視頻直播之所以被廣泛地應用於災難報道，基於它有如下特點 ：

（一）直觀呈現

視頻直播首要的特點即是“直觀呈現”，主要體現在直接性展示和同步性進行兩個方面。一方面，借助直播設備，視頻直播可以通過全息表達、動態展示和聲畫兼備等方式來完整清晰地還原新聞事件的本來面貌，⑦這比傳統的文字、圖片和錄播生成的視頻都更直觀，“鏡頭”成為代替受眾進入現場的“眼睛”，直達受眾，給予受眾最直觀的體驗。另一方面，由於是現場直播，媒體把現場情境的圖像、聲音、報道、採訪等都能即時傳播給受眾，可以說現場的採集、媒體的播放和受眾的觀看都是在同一時間進行的，所以視頻直播可以於第一時間最大程度地同步呈現與還原事實，這完美契合了災難報道中受眾對信息即時性與“眼見為實”直觀性的需求。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報道中，多家媒體派記者前往疫情一線，採用“視頻直播”這一形式報道醫院一線醫護人員的救援情況、防護物資的分發情況、武漢市民的生活情況、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以及方艙醫院等救援地點的建設情況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現一線抗疫現場，讓受眾直觀了解到“封城”后的武漢實景和湖北其他核心疫區的進展狀況。

（二）快速反應

災難事件的發生在很多情況下是無法預估和評測的，同時由於災難事件的階段性和持續影響，媒體在進行重大災難報道的過程中還會面對很多臨時的突發狀況，而這種突發狀況極具記錄和傳播價值，也非常考驗媒體的快速反應能力。面對這種突發情況，視頻直播因為兼具“視覺”與“直播”的雙重優勢， 是爭奪公共突發事件報道“優先話語權”的最佳方式。首先，視頻直播可以將突發情況完整清晰地以“視頻” 的形式記錄下來﹔其次，視頻直播可以通過“直播”第一時間將現場情況發布出去，實現新聞的高度時效性。

（三）即時互動

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打破了媒體自上而下的內容傳播形態，用戶的反饋直接影響內容受眾成了網絡直播區別於電視直播的一個重要特征”。⑧受眾不再只是信息的接收者，依靠便捷的即時互動，比如點贊、評論、彈幕等來參與到現場直播的過程中，與新聞現場的主播記者、后方的編導、管理員等實現實時的互動與交流。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眾多視頻直播報道中，多家媒體都開通了評論互動區域，受眾可以在觀看直播的同時發表個人看法，與多主體實現即時互動。一是受眾之間的互動。受眾通過即時評論與其他同步觀看直播的人們形成臨時的“群聊”，受眾之間就共同的直播內容進行熱烈的討論，比如受眾在觀看火神山醫院建設的慢直播過程中，就畫面中的眾多細節進行了有趣的互動，而共同打出的“中國加油”“武漢加油”也賦予了直播濃厚的情感帶動作用 ﹔二是受眾與現場主播記者的互動。現場主播記者可以通過查看受眾的評論與彈幕了解受眾想要獲取的信息，隨時調整直播畫面與直播內容來回應受眾 ﹔三是受眾與后台編導的互動。當現場新聞主播與記者無法查看受眾評論時，后台編導可以通過與受眾互動即時將直播內容轉化為文字簡訊，方便受眾隨時查看。或即時將受眾需求轉告現場主播記者，輔助其調整直播內容。

（四）信息整合

當下“短平快”的新聞生產模式使信息增量的同時也使得信息呈現碎片化、雜亂化等特點，增加了公眾查詢和閱讀信息的難度，公眾需要專業媒體進行信息的篩選、把關與集中。新聞現場的主播或記者通過前期的現場調查、資料匯總、直播策劃等工作后，可以將重要信息進行清晰的整合與匯總，並通過現場直播傳遞給受眾。在此次疫情報道中，固定時間與集中時段進行播報的新聞直播節目是進行信息整合的一種重要途徑。除了固有的傳統電視直播節目，依托移動新媒體的“移動直播專題”發揮了類似“移動電視”的功能，這既保留了電視直播的新聞性與實時性，又能夠突破電視直播的空間限制，實現直播的移動化和互動化。另外，現場記者的集中報道也是進行小范圍信息整合的重要方式。現場記者就某一個話題集中地點進行現場直播，通過現場展示和解說整合與該話題相關的核心內容。

（五）觀點匯聚

視頻直播除了能直觀呈現現場情境，還可以通過採訪現場人員和權威人士進行問題解答和內容解讀。關德兵曾提出一個“抽屜式直播報道模式”，即以主持人為核心，由專家、記者、負責人三個信源組成，主持人通過與各個信源對話，抽取各信源掌握的信息，並將其納入到統一的主題框架中。⑨特別是在災難事件中，突發性和破壞性會引發恐慌，權威專家和現場知情人可以回應和解釋相關問題。同時“直播報道為這種傳播權力的運用提供了給定的場合”，權威人士“在直播報道中充當了意見領袖的角色”，視頻直播中主持人對各方觀點的調度也“增加了直播的廣度和信度”。⑩

面對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受眾希望獲得來自多方面信息的獲取與支持，一方面是通過權威專家的科學解讀了解病毒和疫情的發展，另一方面通過現場記者和負責人的說明掌握一線疫情。因此多家媒體通過營造視頻直播空間與權威專家、現場人員進行直接對話，匯聚多方觀點回應受眾關切。

（六）輿論引導

“突發事件發生后，快速反應才能佔據輿論制高點，快速跟進才能持續引導輿論，能實現這一要求的就是直播。”⑪視頻直播的輿論引導作用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視頻直播營造的“真實空間”提高了信息的可信度，為輿論引導佔據優勢 ﹔二是視頻直播的即時性有利於信息的即時傳達，從而可以把握輿論引導的先機。

在此次疫情的報道過程中，輿論場中多次出現信源不清、謠言、流言蔓延、輿論風向倏忽萬變等現象， 而即時的視頻直播在其中多次發揮輿論引導作用。比如央視記者直播“探訪紅十字會物資倉庫”，將公眾對紅十字會的輿論引向高潮，推動了后期物資發放的完善。又比如針對“雙黃連能預防新冠病毒”“貓狗等寵物會傳染病毒”等流言，媒體機構通過視頻直播與專家直接對話解答相關問題，及時地遏制了謠言的傳播，積極地引導了輿論。

（七）陪伴作用

移動新媒體和 5G 技術的發展使視頻直播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獲得了突破，促使視頻直播產生了陪伴功能。一方面，移動媒體的發展讓直播移動化，受眾觀看直播的場景不再受限 ﹔其次高速率、低延時和大寬帶的 5G 技術提升了視頻畫質，實現 4K 超高清視頻，而 5G 的可靠性會大大解決 4G 時代直播卡頓等問題，讓直播更流暢、互動更及時，從而大大提高了受眾的直播觀感。技術的支撐促使了特別是“慢直播”在此次疫情報道中的應用和興起，而這類直播因其節奏的緩慢性、隨進隨出的自由性、即時的互動性為受眾營造了滿滿的在場感和陪伴感。

視頻直播的這些優勢功能有利於媒體在災難報道中發揮“信息告知”與“社會動員”的作用。面對此次突發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媒體通過視頻直播及時、准確地傳遞信息，滿足受眾信息需求的同時又通過廣泛的受眾動員組織社會資源為疫區提供服務，無論是物資支持還是精神支撐都能在短時間內實現輿論共識，聚合強大的社會動員力量。

二、視頻直播在災難報道中的具體應用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報道中，視頻直播具體有三類應用，最為突出的是大量媒體機構推出的“融媒體直播專題”﹔其次是頗具陪伴與心理疏導作用的“去飾化慢直播”﹔當然，“傳統電視直播”依然作用不小，其通過跨平台進行切片化傳播的努力也收獲了不少關注。

（一）融媒體直播專題

基於移動新媒體、5G 等技術的發展，以往以圖文為主的專題報道開始衍生出以視頻直播為主的“融媒體直播專題”。該類“直播專題”與以往的“圖文專題”的傳播邏輯類似，都是強調內容的整合性和報道的持續性，不同之處在於“直播專題”以視頻、直播為主要呈現元素，將各類視頻與直播進行有效而清晰的分類與整合，便於受眾通過觀看視頻與直播獲取重要信息。

此次疫情報道中，各主流媒體依托其客戶端在上線“疫情報道專題”的同時也上線了“直播專題”。按照各媒體的頁面和內容設計，大概可以分為兩類 ：“卡片式直播專題”和“欄目式直播專題”。

“卡片式直播專題”是將疫情直播內容整合在一張類似“卡片”的頁面上，該“卡片”會被放置在客戶端的首頁，受眾點擊該“卡片”即可觀看各類疫情直播與短視頻，以“央視頻”和“人民視頻”為代表： “央視頻”和“人民視頻”分別在其客戶端上線《疫情 24 小時》和《人民戰“疫”》的“24 小時 5G 直播”，都是全天候 24 小時不間斷直播疫情內容。“卡片式直播專題”的優勢在於其將疫情的視頻內容進行了集中式呈現，受眾不會受到其他與疫情無關的直播內容的干擾 ﹔而以“卡片”的形式被安置在客戶端首頁， 非常便於受眾查尋和點擊，操作流暢而簡單 ﹔此外，該類專題的設計還為用戶開辟了一個專門的“互動區域”，受眾可以在一個頁面下參與多檔直播的互動，互動性強。不過，由於所有的直播內容被安排在一 個頁面下，頁面會顯得較為擁擠，直播預覽界面也會因版面的局限而比較小，影響受眾的觀感。

“欄目式直播專題”是在客戶端的導航欄上設置“直播”專欄，點擊該專欄可以觀看所有直播。該設計模式的優勢在於受眾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視頻直播的起止時間，而平鋪式的直播預覽界面會提高受眾的觀感，具有較高的視覺舒適度。比如鳳凰視頻客戶端開設的“風直播”、澎湃新聞“上直播”和央視新聞與新京報開設的“直播”專欄，都將直播融合在一個欄目內，受眾點擊不同的直播即可進入單獨的直播界面進行收看和互動。但另一方面，受眾需要至少點擊兩次才能進入該專欄，此外，在該界面下還會出現與疫情無關的直播內容，在信息查尋和觀看的便捷度上有所不足，用戶的互動性也不夠強。

（二）“去飾化”慢直播

在這次新冠肺炎報道中，“慢直播”一經推出便受到觀眾的關注，相較於“精飾化”的傳統直播，“慢直播”是一種“去飾化”存在：固定機位、固定場景、無后期、無包裝，它在災難事件中主要起著一種“日常陪伴”“觀者互動”“精神支撐”的作用。

1 月 27 日晚，“中國電信”官方賬號在央視頻開通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的“慢直播”建設，成為 2020年開年的最火直播。隨后，央視頻繼續上線“雲守望 ：見証此刻期待春暖花開”慢直播，央視網則融合“慢直播 + 移動直播 + 連麥雲直播”等多種直播形式，提供疫情信息的同時也直播武漢街景。其他媒體平台也紛紛試水“慢直播”，比如“封面新聞”於 2 月 26 日上線的慢直播“看看正在恢復生機的成都模樣”，及時捕捉到經歷了一個月“抗疫”斗爭的城市居民渴望看到復蘇的城市的情緒，結合“慢直播”這種原生態直播形式，當天直播了“成都早高峰實時路況”、“太古裡紗帽街”和“晚高峰中的成都”，配以舒緩 悅耳的音樂，讓受眾看到了一個正在恢復生機的城市景光，頗有治愈感。

“慢直播”以一個固定的場景或內容進行自我的變化與闡釋，沒有后期的選擇與加工，致力於提供全時的相對整體的呈現。⑫“慢直播”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 2009 年挪威廣播公司（NRK）拍攝的紀錄片《卑爾根鐵路 ：分分秒秒》，紀錄片以最原始、最枯燥的方式，完整拍攝了一列火車從挪威首都奧斯陸到第二

大城市卑爾根 7 小時旅程的完整過程，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為受眾提供一個窗口，觀察世界，感受場景”。⑬ 這類直播的存在其實也証明了“營造在場感與陪伴感，也是直播的一種重要功能”。⑭

央視頻“直播造醫院”的走紅也是源於這種“慢直播”形態具有濃厚的“在場感”與“陪伴性”。一方面， 它非常契合這一時間節點大批網民的心理與信息獲取需求，“無聊”的居家生活碰上新奇的直播內容聚集了千萬“雲監工”，網友們可以一邊做其他事情一邊觀看直播，陪伴感十足 ﹔另一方面，這場“慢直播”同時也是一場大型的“線上社交”，火熱的評論區時刻迸發出網友們無限的創造力，而“雲監工”的身份也使得網友們在觀看的同時能夠產生真實而獨特的參與感與在場感。⑮

（三）自我更新的傳統電視直播

雖然移動新聞網絡直播在移動性和互動性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傳統的電視直播報道在災難報道中仍被受眾期待。用受眾的話來說，“平時總覺得傳統媒體在與新媒體競爭的時候沒什麼優勢，但越是到這個時候，觀眾越是到傳統媒體來求証”。⑯在此次疫情報道中，電視直播呈現兩個新特點，一是堅守內容優勢，二是利用新媒體平台進行跨平台傳播，打破傳統電視直播的時空局限性，切實提升電視直播的傳播效果。

首先，以《新聞 1+1》為代表的傳統電視直播節目在堅守專業權威的內容優勢基礎上聯動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台，發揮了重要的權威信息解讀和輿論引導作用。1 月 20 日，央視主持人白岩鬆在《新聞1+1》節目中對話鐘南山，証實了新冠肺炎存在人傳人現象，成為疫情防控的重要轉折點。此后，自 1 月27 日起，《新聞 1+1》將節目主題調整為“今日疫情分析”，邀請最權威的專家和決策者對當日疫情進行分析、研判和提出對策。同時，《新聞 1+1》聯動微博、客戶端等新媒體平台實時發布直播內容，實現內容的快速傳播，多次登上微博熱搜。可以看出，即使在移動新媒體迅速發展的今天，看似以電視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已經逐漸消退，但具有普遍公信力的傳統媒體仍被人們期待，特別是在突發的危機事件面前，受眾仍渴望獲得最權威人士的解答。

其次，新聞發布會依托移動視頻直播即時有效地將重要信息傳達給受眾。面對重大危機事件，新聞發布會的作用至關重要。新聞發布會在災難報道中承擔了兩個功能，“一是消除受眾的信息不確定性，讓

他們及時了解與事件密切相關的動態、進展 ﹔二是引導輿論朝著有利於妥善處理事件、正確認識相關問題的積極方向發展，澄清傳聞，以正視聽”。⑰但是由於新聞發布會定點定時開始與結束，借助電視直播時會受到嚴格的時空限制。但在此次疫情報道中，新聞發布會依托兩種方式打破了該局限。一方面，借助微博、新聞客戶端等新媒體平台進行實時直播，突破空間限制 ﹔二是在直播結束后借助切片化方式將新聞發布會中的重要信息進行篩選和剪輯，以短視頻形式投放在微博、微信、新聞客戶端和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台，進行再次傳播。

三、視頻直播在災難報道中的冷思考

視頻直播是主流媒體在融媒體背景下對災難報道進行的再次探索和嘗試，但是通過視頻直播進行信息發布其實只是信息流的開端，如何將信息進行擴散以實現更好的傳播效果是更為重要的議題。

（一）多元素建立受眾受傳路徑依賴

移動新聞媒體、5G、VR 等技術的發展為視頻直播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但在以圖文呈現為主要傳播方式的基礎上，受眾是否也形成了相應的直播式的視聽習慣路徑是主流媒體需要衡量的一項重要因素。因此，主流媒體在視頻直播的同時也要注意與圖、文、H5 等其他元素的靈活融合。比如當前視頻直播頁面還是更多以視頻的形式呈現，但是視頻的流暢度和長度等因素會影響受眾的觀感，受眾會因為視頻卡頓、視頻時長過長或內容不具有吸引力等原因隨時退出播放，所以媒體可以適當增加圖文等元素來適應受眾當前的信息獲取習慣，引導其慢慢建立視聽習慣路徑。

同時，主流媒體可以發揮移動終端新聞直播的一大優勢，即“互動區”的使用。媒體在進行視頻直播的同時，還可以在直播頁面下方以“時間線”的形式同步發布簡短的文字與圖片消息。“這樣的形式不僅適應了不同環境下受眾的獲取信息的需求，還打破了直播的線性性質帶來的局限性”，這樣受眾通過滑動頁面即可追溯整個時間的發展進程，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⑱

（二）高重合議程設置提升輿論引導

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使得議程設置主體多元和受眾地位上升，主流媒體的議程設置地位面臨挑戰，雖然主流媒體一定程度上能單方面設置議題，但是“媒體議題能否成功地影響公眾議題，並不是由它的主觀意志決定的”。⑲若想實現“媒體議程”到“公眾議程”的轉化，主流媒體可以往以下兩個方向進行嘗試。

准確地把握受眾的信息需求和心理預期，尋找公眾議題。彭蘭在當前的網絡情境下指出網絡公眾議題具有一種強大的“融合”網民的力量，公眾議題比媒體議題更具有貼近性，也更容易帶來歸屬感。⑳所以，媒體要“從公眾議題中尋找議程設置的依托”，將其轉化為媒體議題，並能給予最及時和權威的回應，增加議題的重合度，贏得公眾的媒體信任，佔據輿論市場。

實現跨平台媒體聯動，高頻率、高強度發布同一信息。某一信息發布之后，媒體對其進行議程設置時， 要注意利用網絡多平台的聯動作用，重復性、持續性、遞進性地傳播直播專題中的核心信息，讓信息不斷“發酵”，形成公眾對媒體和專題的存在感和信任感，獲取公眾更多注意力的同時實現引導輿論的目標。

（三）切片化跨平台破圈層增強傳播力

切片化。視頻直播由於其直播時間的固定和時長的長度一定程度上會限制受眾在第一時間觀看，因此視頻直播的切片化傳播至關重要。一方面可以在直播的過程中同步更新已直播的視頻片段，輔以簡潔清晰的標題放置直播界面之下，節省受眾觀看直播的時間成本 ﹔另一方面可以在直播結束后將直播進行信息的篩選，把長視頻剪輯為幾個短視頻，再配以恰當的文字與音樂進行再次編輯與傳播，發布到不同的媒體平台增強傳播力。比如說，可以對視頻直播節目的內容資源進行重新組合，將視頻資源切片化處理， 多角度、多層次地深度開發利用，以實現復次傳播。

跨平台。在移動新媒體時代，各類新媒體的興起分散了受眾的注意力，因此視頻直播要學會將內容進行跨平台播放，吸引受眾的注意力。以微信、微博、客戶端為代表的“兩微一端”應成為常態，而抖音、快手、B 站等短視頻平台要繼續挖掘，比如主流媒體可以嘗試“PUGC 化現場報道”，PGC 提供指導和平台， UGC 提供一些素材，兩者共享資源，實現跨平台傳播。

破圈層。當前受眾在形成社群的過程中逐步轉向受眾的圈層化，圈層“往往是由個體形成的社會網絡，以利益、立場、興趣、價值或情感紐帶形成”，Ⓑ“同一圈層受眾由共同個性維系，圈層內部連接緊密，彼此間有著強烈的情感認同”。Ⓑ因此，媒體在進行視頻傳播時要注意內容、形式和傳播途徑等方面的破圈層性，既要在內容上能契合不同圈層間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又要在形式上注意分享和轉發的便利性， 傳播途徑上又要能直達不同圈層所習慣使用的媒體平台。比如在此次疫情報道中，很多主流媒體開始在 B 站、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台發力，將內容轉化為不同的形式，直達不同圈層內的受眾。

上文探討了視頻直播在災難報道中帶來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主流媒體也要謹防過度娛樂化。“泛娛樂化”會嚴重消解災難報道中的嚴肅性。首先，媒體機構要把握視頻內容的報道尺度與直播基調，災難報道的首要目標是報道事實，披露真相，不應將災難事件中的嚴肅內容進行娛樂化闡釋，這違背了媒體的公共責任，也有悖於媒體堅守的專業主義 ﹔其次，要防范“直播互動”中的過度娛樂化傾向，比如央視頻在上線“火神山醫院建設慢直播”后，網友自發在評論區為工地中的設備取名字，上線不久就被撤下來的“打榜功能”就違背了主流媒體災難報道中的人道主義，官方媒體對此要嚴格把關。

數據指向說明“視頻傳播時代”正在來臨：視頻生產與消費呈現出“視頻數量眾多、視頻消費時間長、視頻分享頻次高、視頻分享量大”。路透社預測 ：視頻數量未來五年還將增長 14 倍。視頻分享數量也高速增長，60% 的用戶會經常在網上分享視頻。視頻分享的“移動化”趨勢明顯，“移動視頻流量逐漸佔據主導地位。預計到 2022 年末，移動視頻流量將以每年大約 50% 的速度增長，佔所有移動數據流量的近75%”。視頻“直播化”比重增加 ：“直播功能將越來越重要。數據顯示，美國約有五分之一的智能手機用戶會頻繁使用在線直播功能，而在印尼、巴西等高增長的地區，這一人數還要更高。”在這一情形下，視頻直播，將被廣泛地應用到未來的媒體報道中。本文以此次新冠肺炎中視頻直播的應用為例，探討視頻直播在災難報道中的作用、應用以及期間需要注意的傳播邊控等問題，期待“視頻直播”這一報道形式能讓媒體更直觀地報道真相、呈現真相，更好地監測環境，更能動地實現災難預警。（作者：欒軼玫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雅琦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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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Video Broadcast in Disaster Report and Communication Boundary Control Luan Yimei，Zhang Yaqi

Abstract：Communication ecosystem is now becoming increasingly dominated by visual media.

Media organizations are utilizing "live video broadcast" as a new tool.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ole live video broad cast in disaster report and examines the three forms of live video broadcast in the coverage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edia-converging live broadcast"， "non-decorative slow broadcast" and "cross-platform TV broadcast"，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e elements enhances th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the cross-platform and multi- tier broadcast expands the scope of communication and high-frequency agenda-setting improves the positive guiding effect of public opinion.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while media organizations take advantage of the form of "live broadcast"，they should also keep an eye on the communication boundaries and guard against the potential tendency of over-entertainment in live broadcast.

Keywords：live video broadcast，disaster report，COVID-19，report of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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