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论“X二代”犯罪新闻中支使者角色的功能转向

【摘要】在一系列的“X二代”犯罪新闻中，媒体的叙事大量地聚焦“X二代”所指涉的家庭背景，试图在事件主角家境与事件的发生、发展之间建构出某些联系，导致了某种刻板印象的出现。根据格雷玛斯叙事作品六种角色的原理，可以认为被媒体大量指涉 “官”“富”的家庭背景在叙事文本中行使着支使者角色，并随着文本叙事的深入与展开，出现功能的转向，向着抽象化的“主角”靠近。

【关键词】“X二代” 犯罪新闻 支使者 功能转向

从杭州胡斌开车撞人案、河北“我爸是李刚”，到药家鑫事件，再到“合肥少女毁容案”，“官二代”“富二代”这样的字眼频现报端。在叙事学中，格雷玛斯区分了叙事作品的六种角色，其中支使者是指主角追求目标时引发他行动或为他提供目标与对象的力量，支使者可以是一种抽象的力量，如社会、命运、时代、智慧等。根据对文本的考察，可以发现标榜追求真相、还原客观的媒体潜在地按照这样的媒介逻辑对事件进行追本溯源：他们官二代、富二代的背景与事情的发生、发展与解决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由此，可以认为被媒体大量指涉 “官”“富”的家庭背景在叙事文本中行使着支使者角色，并随着文本叙事的深入与展开，出现功能的转向。

一、“X二代”犯罪新闻中的支使者角色

任何事件都离不开行动者，即角色，角色一定与作品中的功能性事件有关。格雷玛斯对叙事作品中存在的六种角色进行了区分，他指出支使者是指主角追求目标时引发他行动或为他提供目标与对象的力量，支使者往往是一种抽象的力量，如社会、命运、时代、智慧等。 从所设置的“X二代”这一高度概括的短语中可以推断，家庭背景指向个人的命运，并且在文本叙事者看来与叙事中的功能性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力量是诱发事件发生的重要支撑性力量，虽然并不直接作用于事件本身，但对于事件走向影响重大。如杭州飙车案的文本叙事中，在报道的第一阶段，“一辆改装的红色三菱跑车”“一个打扮时髦、脖上戴着粗粗金链子的小伙子”“离三菱跑车不远，停着几辆崭新的豪华车——英菲尼迪、保时捷、法拉利” 这样的细节在各文本中反复被提及，这些描述无不指向家庭的富裕与阔绰，其中还暗藏着这样的逻辑：家境富裕才有能力改装车辆，追求刺激才会在人行道上飙车；而如果之前的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惨剧也就不会发生。可见在文本叙事中，他们官二代、富二代的背景被叙事者设为追溯的起点，是完整事件链上的重要一环。由此，可认为在“X二代”犯罪新闻的文本中，被大量关注与提及的“官”“富”背景指向支使者角色。特别地，随着事件的进展而导致的叙事进一步展开的过程中，会发生功能的转向，接下来，本文将对此进行重点阐述与分析。

二、“X二代”犯罪新闻中支使者角色的功能转向

（一）转向发生的条件

1.叙事时序的必然

“X二代”犯罪新闻文本在展开叙事的过程中，对叙事时间的处理通常根据客观的故事时间顺序而展开，即推动、引导文本叙事的是故事情节本身的展开过程。因为“X二代”犯罪事件本身是一个动态、持续性的过程，包含了“发生——发展——结束”的阶段。具体而言，“发生”的环节主要指原初的新闻事件的形成，相应的结果已产生且不可挽回，如杭州飙车案，主角撞人，受害者离世的前端故事情节已成立；发展主要是指事件进入后续处理阶段，因其犯罪事件的特性而存在着归责、赔偿、处置的环节，正是在这些环节中，支使者角色有可能产生直接的作用；结束指事件的终结，即后续处理完成，各种纷争结束。

往往首先因其事件本身的显著性、重要性、冲突性而被纳入新闻叙事的范畴中，有关“X二代”犯罪新闻文本的叙事开端通常以故事的发生为起点。这一类的文本叙事首先通过议题的设置开始叙事，随后不断纵深，进入到对事件发展阶段的叙事。在形成第一轮的传播高点后，随着文本外故事本身的演进，文本叙事也会继续演进，从围绕也已发生进行叙事跨越到对正在发生的情节进行追踪与跟进，这一演进为支使者角色转向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如2009年5月7日杭州飙车案发生，25岁浙大毕业生谭卓在走过斑马线时，被快速行驶的跑车撞死。事件发生后，杭州本地媒体《都市快报》即以《年轻男子驾三菱跑车飙车撞死路人》为题进行报道，对事故进行了还原；该文本中，涉事双方的身份得到了初步的认定，一方家境优越的背景隐约浮现。随后，事件迅速进入后续处理阶段，8日杭州警方对车速进行认定，9日胡斌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拘……新闻叙事也开始高速跟进，围绕事件的最新走向而开展叙事。这是叙事时序的要求使然，因为新闻文本为保持新鲜性、时效性，必须提供最新事实以满足读者需求。

2. 叙事焦点出现转移

叙事焦点是指文本叙事中的关键所在，通常事情争论的集中点或人们的关注集中点能成为叙事焦点。简单来说，叙事焦点指涉了叙事文本关注的主要内容与侧重点，叙事焦点的变化来源于文本叙事策略的改变。具体到“X二代”犯罪新闻中，叙事焦点的转移是促使支使者角色功能转向的关键环节。在此类新闻文本的叙事体系中，根据叙事时间的推进与叙事层次的深入，焦点的转移主要表现为从事件本身转向到事件的解决与对犯罪责任人的处置上。通过对杭州飙车案文本的梳理，可以明显地发现叙事焦点的转变。在事发之初阶段，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但因一方对象的显著性而受到媒体的关注，最初的文本以关注现场为主，试图从细节中挖掘出深意，通过对“10多分钟后，陆续来了七八个打扮时髦的小伙子，有三四个小伙子或牵、或揽着漂亮女孩”，“小伙子们在一旁出着主意：赶紧找找人，看看有啥路子，到底该怎么处理……” 等现场情境的还原与呈现，为叙事焦点的转移积累了话题资源。随着事情的进展，大量媒体开始关注这一事件，媒体的焦点不再以现场事故的原初事件，而是关注事件之后肇事方是否依法得到处置，诸如《杭州闹市飙车案肇事者平时开跑车上学》《多省专家介入杭州飙车案 杭州70码成网络流行语》……这样类似的文本开始大量出现。

随着叙事焦点的转移，支使者角色在叙事文本中所受关注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通过前期叙事议题的形成、叙事框架的大致确定，“X二代”犯罪新闻中支使者角色的功能定位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再现。首先，叙事文本在试图还原事实真相时，或者通过对主角某些行为的凸显而暗示支使者角色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我爸是李刚案中，在第一阶段，大量新闻文本对“我爸是李刚”这一话语的不断重复报道试图强调支使者角色对于叙事潜在的作用力；其次，通过对某些细节放大处理的叙事手法，形成了一种叙事氛围——支使者角色对于事件的最终走向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由“我爸是李刚”的叫嚣而引起的某种恐慌会直接反应到叙事焦点转移的过程中，伴随叙事重点的转移，支使者角色在文本叙事中将被辅以更多的关注，而这样的关注恰恰是促成角色功能转向的重要因素也是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