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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3.潜在叙事逻辑的作用力
在每一个新闻文本的叙事过程中，都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结构，即叙事逻辑。所谓叙事逻辑，指的是组合叙事要素的方式和规律。在叙事文本中，它主要通过叙事结构或叙事方式体现出来。不同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可以形成不同的叙事效果，起到深化或拓展叙事内容的作用。新闻文本正是遵循一定的逻辑而展开并安排叙事，可以说文本最终的呈现直接反应出对其背后的逻辑。
从“X二代”犯罪新闻事件的再现中可见，媒介逻辑的起点在于对具有所谓新闻价值的事件的关注和选择。一系列热点的“X二代”犯罪新闻事件包含的非正常性、冲突性、显著性等特质，首先契合了媒介的新闻选择标准，获得了叙事逻辑的认可。叙事的展开需要逻辑的支撑，逻辑指导着文本该凸显哪些要素，该强化哪些对立与冲突。二元对立是新闻文本叙事中惯用的逻辑，在 “X二代”犯罪新闻的呈现中也不例外，这里“X”指代富与官，即通俗意义上的有权有势，这两个鲜明的字眼先在地引出了以下二元对立，即穷与富的对立，平民与官员阶层的对立，就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对立。这样的对立关系为新闻文本产生了这样的叙事逻辑：因为一方是“富二代”是“官二代”，处于强势地位，最后的处置必然会有失公正，事件中弱势的一方会遭遇不公。这样就将两类群体的对立文本化并且凸显这类对立的趋势明显。可以看出，在如此的逻辑链中，支使者起了关键的作用。更进一步地，两者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因为支使者的存在，如此逻辑链似乎具有了现实存在的依据与可能，矛盾强化的可能得以实现；又因为该逻辑链的作用，支使者的角色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并且最终随着文本叙事的深入而能够实现角色功能的转向。
（二）转向的手段
1.象征符号化
为了迎合微博时代事件传播的需要，追求与凸显符号化、概念化、象征化、冲突化、片断化也成为新闻文本的叙事取向，在“X二代”犯罪文本叙事中也不例外。通过对媒体中所呈现的“X二代”犯罪新闻文本的分析，可发现叙事者通过将涉事“二代”概括为“狂妄、冷漠”，并极力通过对此类行为与细节的凸显为“官二代”“富二代”贴上了“狂妄、冷漠、骄横”等标签，使其群体初步完成了符号化与类型化。在杭州飙车案发生的第二天，杭州当地的一家媒体在以两个版的篇幅报道车祸，发表一张占了近半个版的大图，图片中，肇事司机的年轻朋友们在事故现场叼着烟、互相勾肩搭背，表情轻松而漠然。诸如这样的操作手段让所谓的“冷血”的富二代标签有了形成的可能。
在初步描摹出涉事者“官”“富”的背景后，文本继续通过对其家庭背景的挖掘与渲染，将“X二代”符号化为“不公正、不公平、特权阶级”的象征，即造成了一种一旦涉及到“X二代”，事情的解决定会有失公允的社会不安全感与恐慌。这样鲜明的象征符号化在“X二代”犯罪新闻的文本中，不断通过暗示，强调家庭背景与事情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暗示家庭背景在整个叙事图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功能的转向渲染了气氛。
2聚焦过度化
在一般的叙事文本中，对人物家境的关注通常作为补充性、背景性的资料，指向性比较弱。但进入到一系列的“X二代”犯罪新闻的文本叙事中，一旦一方的当事人，主要是过错方的家境优越，地位显赫，而受害方家境普通，两相对比之下，差异明显。那么，作为“支使者”角色的“X二代”的家庭背景即会从后台走到被聚焦的前台，并且随着叙事的推进，被聚焦的程度呈现逐渐纵深化的趋势，最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过度。
在事发之初，文本叙事通过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来聚焦支使者，这一点在媒介文本的宏观结构中即得到标明，如一些事件在新闻标题里运用“官二代”这样概述性的话语代替事件的主角出场，如《“官二代”河北大学内撞两女生一死一伤 叫嚣“我爸是李刚”》《杭州飙车案：富二代与奋斗男的血腥遭遇》《合肥少女遭官二代毁容 高干父母蛮横拒付医药费》等。这些操作手法为聚焦定下了基调，对支使者角色聚焦地不断深入便开始了。在重庆华龙网对“我爸是李刚”案报道文本的解读中，可以发现文本从侧面对支使者角色进行了聚焦于放大：尽管当地警方表示要“严格依法惩处”，但后处理过程中却遇到了一系列难题——车祸发生伊始，便有“自称学校老师的男子”下意识地阻拦现场学生接受媒体采访，紧接着是“到处删帖，平息言论”，大量现场目击学生被校方找去谈话，被警告不允许向媒体讲述现场情况……通过这一系列的描述，文本最后的评论指向为：“我爸是李刚”绝非浪得虚名，暗示出官二代的家庭背景作用巨大，能威吓大家“集体沉默”。以一方家庭条件为落脚点开展叙事，虽看似聚焦隐蔽，实则指向明显。
3.情境创设化
文本中“支使者”角色——家庭背景本作为事件发生的一个背景信息并不能与核心的新闻事件产生直接的勾连，叙事文本扩展了角色功能的外延——为新闻事件创设出了相关的情境。情境直接指向事情的解决、当事人的处置将与其家庭背景存在联系，即是某种支使者角色有足够大的力量能来左右事情的走向，甚至能起到直接的决定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通过创设情境来夸大支使者角色的功能与作用有意建构的痕迹明显，这一点可从后期在对此类新闻文本进行勘正与辨析的过程中看出。如在药家鑫案中事后被证伪，但在当时引发舆论高潮的文本：“药家在市区内居然有四处房产，药家鑫买5000块的手机，开14万私家车，药家资产超出药父母收入水平数倍。”通过渲染药家家境的富裕，以及药父的职业背景，刻意创设出药家家境特殊的情境，并有意抛出如下问题：“为什么药家鑫父母至今不见受害者？为什么推迟开庭？”“是什么力量阻止对药家社会关系的调查，药家怎么比李刚家还牛？”……对支使者角色的直接切入与质疑也反映出了家庭背景不再仅仅作为主角的补充说明，而成为一种直接的作用力，对事件的走向起着重要作用。
叙述者通过夸大主角一方的家庭背景，营造舆论气氛，博取舆论同情与支持。这一对新闻情境有意建构的手段对于支使者角色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情境的设立直接推动了功能转向，使“指使者”角色“主角化”趋势明显，甚至直接成为被质询的缘由。
三、转向的完成
经过上述的若干手段，“支使者”角色的功能最终会发生了转向——变为抽象意义上的“主角”。这主要是指：原先的主角已演变成一个虚无的符号，真正产生影响力，对事件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之前的“支使者”，即其家庭背景独立成为一个角色对对象产生作用。这样就实现了“支使者”角色功能的转换，成为故事文本中抽象意义上的“主角”。在美亚舆情所做的调研中，针对合肥少女毁容案，有21%网民认为官二代父母是酿成悲剧的主要原因，排名第二，“我就纳闷了同样是同龄人，咋我就那么冷静，纯真捏。想想咱也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也不照样活的好好的，甚至很多方面比他们优秀！答案：家教好！上梁不正，下梁歪！” “小畜生 求爱不成波硫酸 还不是从小父母惯得 仗着自己家的势力为所欲为 用暴力解决此事”……从这一类评论中也可看出，支使者力量被强化的事实。
家庭背景在这一类新闻文本中得到大量的关注，出现这样的转向虽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使然，媒体试图通过“第四权力”的行使来规避不公的出现。但由于文本过度地对社会整体安全感缺失所形成的关照，通过不断夸大与过度的聚焦，反而尖锐化了社会仇官仇富的矛盾，并导致了刻板印象的形成——一旦涉及富二代与官二代，公平公正就较难实现。这样刻板印象的出现标明文本叙事试图消解矛盾的意图并没有实现，反而强化了这样的对立与矛盾。（作者系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学生）
参考文献
1. 罗刚．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 曾庆香．新闻叙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3.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4. 陈霖、陈一．事实的魔方．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5. 傅剑锋．“我爸是李刚”报道的群体症候．南方传媒研究：2011-0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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