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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资料图）
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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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柴静:
公众关于柴静、闾丘的辩论，其本质是新闻的价值观的对话。
针对柴静在节目中“更多报道人而非事件”的现象，以及柴静所说的“采访是一场抵达”，闾丘露薇的批评如下：“如果一个记者，做新闻只关心新闻中的人，而不是新闻事件背后的原因，那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倾听者，这是不称职的。”她认为采访就是提问，看清事实，找出原因。此外，闾丘认为，新闻报道的核心是新闻点（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是指新闻事件及其价值点），“一个人再有名，如果没有新闻点，那就不是新闻记者应该采访的对象。”
闾丘的专业主义新闻旨趣，如教科书一般正确；但柴静时常报道“人”（姑且只讨论这一点——据我所见，柴静也致力于探求真相，她的“抵达”绝非只是对人的抵达）却也并没有错，因为，其实在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新闻还不是事件，而是人；最重要的新闻报道还不是发现事件，而是发现人——发现人的情感、权利和尊严。
的确，新闻专业主义要求追寻简单的事实——由此，可以推导并捍卫新闻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一种能够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范，它要求新闻业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地报道新闻、反映观点。
但自《哈钦斯报告》以来，纯粹的经验主义新闻学已然不再是唯一的理念诉求：一方面，新闻业必须真实和公正，但另一方面，新闻业还必须“将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个社会成员”。简言之，世所公认的新闻教旨并非是一个只有一面的硬币，而是要完成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社会权利而个性奋争，为价值诉求而客观表现，为解放人而限制新闻实践。
因此，如何像哈钦斯委员会所声言的那样“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就有了形形色色的解读和表现，也就有了自1940年代以来林林总总的新闻学。它们的共同点是提供拥有那些相互缠绕的新闻信念：自由、客观、社会责任——尽管它们对这些概念的操作性定义是不同的——例如关于社会责任原则，有的新闻学认为社会责任是对当下、人群负责，而有的新闻学是要对历史、国家负责。
我以为，一个好的新闻学批评，不能脱离现实主义立场的判断。
今天的中国，已是人文主义重新崛起的时代。人文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和世界观，而且是一种社会实践。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价值和尊严作为出发点。这是与既往的新闻学忽略个体属性、忽略社群意识、忽略平等、忽略人的权利这一背景有关。
回到柴静的新闻学，在不少案例中，她确实没有做到让报道对象隐藏于新闻事实背后，也没有做到跳脱新闻具象而跃升为探究宏观因果的叙事。但了解中国新闻业的人都知道，这并不能全由记者负责。
更重要的是，柴静的叙事文本聚焦于人，绝非是没有价值的，更没有违反新闻旨趣。如前所述，那些新闻镜头前的人，尤其是那些社会边缘的人、社会底层的人、被新闻事件紧紧包裹的普通人，他们的情感、利益、意见、价值、权利，一直在无助中等待新闻的发现。从社会学的立场看，他们是人群中的人，也是事件、国族、时代的样本。理解了他们，新闻也就理解了人；报道了他们，新闻也就回到了人。
如果这些报道对象具备判断样本的代表性，那么，抵达人的价值远甚于抵达事件表象的价值。——当然，前提在于，对于人的报道是基于事件真相。
我想，这一结论对于所谓名人报道来说，也同样适用。
前述的讨论，出发点是“新闻专业主义”。闾丘对新闻价值的探知，也大略来源于此。但事实上，在国际学术界，对于新闻是否已经是一个专业，仍存在颇多理论争议。社会学家墨尔( Wilbert Moore )将专业化的发展分成几个渐进阶段：工作、职业、正规化的组织、要求教育的组织、倾向服务的组织以及享有独立自治权的组织。从这样一个分类看来，专业化的过程就是某个专业取得相对独立地位或自治权的过程，专业化的最高阶段就是该职业组织享有完全的职业自治权。在实现这个层面的新闻专业主义过程中，媒体将面临与政府、市场甚至受众之间的博弈，以免受到外部权力集团及其他因素的干扰和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其说是社会行动的实践，不如说是新闻理想的皈依。我们必须承认，在权力、资本的双重挤压下，迄今，世界范围的新闻专业主义仍然在求道的路上。对于柴静如此，对于闾丘如此，对于这个世纪和这个世界的无数新闻人来说，也是如此。唯一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国新闻人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攀登更为艰难。
着眼此时此刻，感触此情此景，身处于一个新闻人共同体中的闾丘和柴静，她们之间更为需要的是：彼此更多的了解、更深的理解、更久的耐心。就中国的新闻业而言，观念无论东西，媒体无论新旧，人无分左右，地无分南北，相互包容、相互搀扶、相互守望，才有望抵达新闻专业的理想之境。
插叙一下柴静新闻的“表演”问题。微博上的讨论分为两个议题：其一是电视栏目经常用反打和全景镜头大量展现柴静，其二是柴静的立场姿态、情感流露。关于前者，我也以为不妥，因为记者的行为姿态，在电视文本中不可没有，也不可过多，栏目编导也要以此为鉴。但关于后者，则见仁见智。闾丘露薇所说的“面对任何人，反打镜头上的表情，都应该是中性的。”这是一种理性上的要求，也是一种理论上的要求。要知道，即使是克朗凯特，那个可以压抑内心悲伤和震惊、平静报道总统遇刺的电视新闻人的楷模，也会在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满腔愤怒地报道芝加哥警察殴打反战示威者的消息，也会兴高采烈地报道人类登月的消息。
记者拥有人类情感不是错误，不适当的表达才是错误；葆有思想观念不是错误，强加于受众才是错误。柴静在这种外在表现上，或许没有达到八风不动的境界，但她并没有那些明显的错误，她的真挚表达，并非无懈可击，但远胜于那些自诩为主流新闻的冷漠、也远胜于那些自标客观报道的傲慢。观众及批评者在外在表现方式上的意见，来自一种理性完形的本能，可以视为对这个名叫柴静、具有行业价值导向力、现象级的电视人的更高要求。
让我们回到新闻与人的本源关系。
新闻学所谈论的人，包括作为报道对象的人、作为记者和把关人的人，以及作为受众与公众的人。事实上，新闻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是对新闻进程中的人的关怀。
《世界职业记者协会职业伦理规范》指出：“新闻记者的职责就是通过追求真实，提供关于事件和问题的全面公平的叙述，达到启蒙公众的目的。”
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发生事件，才是新闻；并非只有非常言论，才是意见；并非只有变化万端，才是历史。
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充满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那些一成不变的历史（比如“看病难”），或许才更是我们需要报道的历史，因为我们需要正视；那些朴拙平淡的言论（比如“打工真累”），或许才更是我们需要报道的意见，因为我们需要心声；那些波澜不惊的事件（比如“仍在期待之中”），或许才更是我们需要报道的新闻，因为我们需要看见真实的人。
我在谈及深度报道时，曾经说过：新闻未必是对新近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它可以是面貌、意见、趋势，也可以是人本身。关于人的新闻，我要补充如下：新闻可以报道人；新闻必须基于事实来报道人；新闻报道事实及人，其目的都是要帮助受众了解世界；职业新闻的一切努力，都将使新闻回到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同采访不仅是对事的还原，也是对人的抵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