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闻人心目中,长江韬奋奖怎么去形容它的分量都不过分,所以我首先要表达感恩。我要感恩“走转改”,如果没有“走转改”,韬奋奖于我仍然遥不可及。我是央视新闻中心走基层报道的负责人,在央视,业绩更突出、能力更强、排在我前面的人很多,台里能送我出来候选,长江韬奋奖的评委们能把票投给我,我想是对央视走基层报道的肯定。其次我要感恩央视,是这个平台让我个人小小的努力被放大了。
“在奔跑中调整呼吸”是我为曾经供职的部门撰写的部训,也是我和许多央视新闻人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1989年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分配进了央视新闻中心,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时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好记者。1995年“三夏”时节我采写的报道《农机千里走中原》被收入了高校的新闻教材,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见证了我为理想所做的努力。还记得2008年,当时我已担任地方新闻部的主任,由于搭档在基层挂职,那一年我连续值了11个月的班,一天不落,从年初报道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到全国两会、拉萨“3?14”事件、胶济铁路列车出轨,到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重大报道一个不落,“在奔跑中调整呼吸”就是在那一年写下的,那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感受。那个时候觉得奔跑最辛苦,最考验人。现在我会觉得调整比奔跑更难,调整意味着在新闻以秒杀计算胜负的高压锅中能坦然应对压力,意味着在重大的、复杂的、敏感的、突如其来的新闻事件中能平衡把握,调整也意味着要经常问问自己:与中央台的位置相比,我的努力足够吗?我的水平配得上吗?
作为央视走基层报道的操盘手,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对于央视的采编队伍而言,“走转改”也是从问号开始的。
刚开始“走转改”,时常会有记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整天在一线采访,为什么还要走基层?‘走转改’会不会成为一阵风、走过场?会不会成为记者主播的体验秀?”以己昏昏不可能使受众昭昭,我的体会是,“走转改”首先需要把我们自己思想中的问号拉直。我们找来了刘云山同志的文章《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关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几点思考》,我和采编团队反复读了这篇文章。我还记得里面有一段话:“现在有的人把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变成了‘蛙水关系’,需要时跳进去,不需要时就跳出来。”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已经回答了我们一些编辑记者的疑问。的确,没有“走转改”的时候,也有报道反映了基层民众的所思所想、所求所愿。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还有不少报道是与“走转改”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比如,屏幕上出现的一些基层群众,要么是突发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要么是某项政绩的见证者、歌颂者,他们在央视屏幕上的表达只能就事论事,展现的只是他们的被某个涉及题目所需要的侧面,而他们的人生形象、他们的思想感情在节目中却都是模糊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期盼缺乏表达的空间,央视记者走近他们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报道,并不关心他们的疾苦冷暖、喜怒哀乐。这大概就是“青蛙和水的关系”。
让人欣喜的是,通过一年多的“走转改”实践,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央视新闻人体会到了——人到基层,更要心到基层;领悟到了——带着真情走,遍地是基层,只为应付走,即便艰苦也是秀。我的同事何盈,在2012年春节前跟随两对农民工小夫妻,从广东到四川五天四夜穿越4个省,追踪了摩托车返乡路。而在此之前,何盈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和他们交朋友,融入农民工的生活。何盈说:“走基层让我意识到采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认识社会、认识人。因为任何改变,都得先从心怀诚意的认识开始,唯此,改变才不会错了方向。”我的同事崔诺在冰天雪地的铁路线上采访,铁路部门的同志每天都用抱歉的语气对她道辛苦。崔诺说:“我能感受到这不是客气。在他们看来,央视记者和他们一起挤火车、一起吃苦受罪,这是多么不可思议。每每这时,看着他们不知所措的目光,我都深深觉得,这份职业带给我的不仅是与有荣焉的光彩,还有莫须有的光环,这光环让人尊敬你、畏惧你,同时也让人疏远你。更危险的是,时间久了,我们自己竟忘了这光环来自哪里,由谁赋予。也许对于央视记者来说,先要摘掉光环,才能‘走近你’。”基于采编队伍的感受,在央视走基层报道的宣传片中我这样写道:“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才能缩短心与心的距离;住在农家的炕头上,收获的才不止是建议。我的脚下沾有多少泥土,我的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的确,“走转改”的实践告诉我们:新闻人的真情实感是让报道触碰人心的基础。
“走转改”的实践让我们认识到,新闻人要学会用均衡的眼光看待不均衡的中国
央视走基层报道《新疆塔县皮里村蹲点日记》获得了2012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报道播出后,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从观众的感言中能看到,悬崖峭壁上的上学路让人震撼,皮里村的孩子让人心疼,护送孩子们上学的基层干部让人由衷敬佩。很多观众看了报道后捐款捐物,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孩子的上学条件。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每当这样反映百姓疾苦的走基层报道播出后,爱心涌动的同时,也会有问号浮现:为什么共产党执政了60多年还会有皮里村?为什么中国能办奥运会、世博会,却还有皮里村?我们能不能不办奥运会、世博会,去改变皮里村?
走基层是一个需要把问号不断拉直的过程,这样的问号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走基层的价值绝不仅仅是让皮里村的孩子有更多的鞋和安全的上学路,还在于让受众体会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局限、欠账和不容易。今日之中国,有开宝马车肇事的逆子,也有更多皮里村这样的孩子;有贪官,也有更多像护送孩子们上学的郭玉琨书记那样吃苦尽责的基层干部;有整天趴在网上对“走转改”冷嘲热讽的新闻人,也有走基层记者的步步惊心、步步国情。通过走基层报道,我们努力带给观众这样的启示:中国的发展,没有所谓最理想的模式,当今中国国情也许12个字可以概括——进步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样的国情之下更需要主流媒体去凝聚这样的社会共识,要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逐渐去改变国家的面貌,使人民生活更美好。
而引导观众把握复杂国情,新闻人自己要先读懂国情。现在央视采编队伍中的85后、甚至90后越来越多,央视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归根到底是他们的。通过“走转改”,让年轻的采编队伍学会用均衡的眼光看待不均衡的中国,加深认识社会的宽度与厚度,密切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我认为其长远意义超过报道本身。
“走转改”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力量有多大
2012年2月,央视《新闻联播》、新闻频道连续5天播出了走基层报道《招工局长陈家顺》,报道讲述了云南省沾益县人社局副局长陈家顺组织带领当地农民远赴浙江义乌打工的故事。为了这个报道,我的同事高忠在云南和浙江两地采访了两个多月,拍摄了2400分钟的素材。报道通篇没有拔高的语言,没有宏大的叙事,有的只是一个个真实的细节。在沾益县火车站前广场上,面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第一次坐火车的农民工,陈家顺细致到教大家怎么上厕所、如何把零钱和整钱分开放,提醒火车上吸烟要罚款……而我们则细致到把这样的情节原汁原味地呈现在《新闻联播》里。很多观众在网上留言描述他们受到的触动,有网友说:“连续看几天了,陈家顺头上大面积灰白的头发给人一种苍老的感觉,但他却是一个有力量的人,特别感动的是连怎么在火车上上厕所都教,真是父母官!”采访中陈家顺说没有想过这样做是否快乐,但感到心里非常踏实。有网友赞叹:“好一个踏实,好一个朴实的政绩观,如果基层干部都像陈家顺那样,把百姓的需求当作自己的大事,扎扎实实办好,社会矛盾就会减少,人民对政府就会拥护。”有网友说:“人民就是需要陈家顺这样的‘不爱在上级眼前晃悠,而在老百姓身边服务’的局长、镇长、队长……这是公仆的形象,谢谢央视带给我们一份信心。”
如果说中国观众对节目的反映让我们振奋,那么德国观众的反响则让我们吃惊。去年,一批央视走基层报道在德国北威州电视台播出。北威州是德国16个州中经济最发达的联邦州。北威州电视台收视率位居德国第三,在观众中拥有很高的可信度。北威州电视台有一档每天30分钟的日播栏目《中国时间——来看吧》,过去主要反映中国的历史、美食、文化。2012年这家电视台在搞观众调查时发现,随着中国崛起,很多德国人对中国的心态微妙复杂,惧怕的同时,又渴望了解,特别想了解中国人当下的真实生活。北威州电视台通过其设在中国的节目制作公司,从央视走基层节目中挑选了几期贴近德国人收视习惯的报道,第一期播出的就是《招工局长陈家顺》,节目播出后获得的热烈反响令这家德国电视台始料未及。很多观众发邮件、打电话表达他们对节目的观感:“这样的题材是非常罕见的,是我们在德国媒体上看不到的,非常有意思。”“我们以前无法想象,原来中国的劳动局是这样工作的。很细致,方式和我们这里很不一样。我发现中国对工人的保护、人权方面在改善。”“以前通过德国媒体,我们对中国官员的印象很差,但是这个影片让我们了解到官员非常关心别人的一面。我们还了解到中国农民工真实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不是我们从德国媒体上看到的那个样子。德国媒体需要更多这样的题材。”
事后我们了解到,德国民众因为经历了纳粹时期的“政治宣传”,对于他们认为宣传色彩较强的节目有非常大的抵触情绪,他们会将中国的官方媒体视作党政宣传的工具,持反感怀疑的态度。而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多数以负面为主,常常热衷于炒作中国的所谓宗教、人权和高层斗争问题。北威州电视台的负责人说,此次央视的报道能获得德国观众如此的认可,成功之处就在于节目的真实,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底层人民和基层国家公务员的生活和情感。
包括《招工局长陈家顺》在内,很多触碰人心的走基层报道都会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原本应该是个常识,但是常识往往也会被遮蔽、扭曲,因此,重提常识、回归常识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新闻宣传中的失误,往往在于背离常识,因此我们的醒悟与进步也往往是回归常识、回归原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是常识,所以关于真理标准的那场讨论本质上是回归常识。同样,新闻工作必须深入社会、深入群众也是常识,所以“走转改”的本质要求也是要回归新闻工作的常识。
“走转改”还为我们带来创新表达语态的勇气
当“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还只是我在心中构思的策划案时,我完全没预料到它会迅速走红,会引发热议乃至争议。当然更没预料到,我会被一些网友称作央视的脑残策划。
最初的脑残想法的确简单朴素:央视的走基层报道一直采取的是“分阶段出招”的策略,长假里的走基层需要有别于常态的设计,我想这个设计的出发点应该是让老百姓说出心里话。这需要我们主动设置一个议题,一个能让观众感兴趣、有话说、能释放五味杂陈情感的议题。最后选定问幸福是因为我们感到中秋、国庆是一个家国概念突出的长假,从国家层面看,既然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已经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国家有必要了解什么会让人民感到幸福;从民众层面想,平日奔波忙碌,不会去想幸福不幸福,过节了,难得浮生数日闲,看看央视这个节目,同样的问题问问自己,也许会有莫名的感动,也许再出发时心里更安稳。
在给记者的采访手册中我提出了三个硬要求:首先,采访是随机的,杜绝任何摆拍,记者不要刻意去找想要的,而要去发现让你意外的;其次,回答是即兴的,第一时间的第一反应,报道没有正确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再次,回答的状态和场景同样珍贵。摄像要肯花“笨功夫”去跟拍,去捕捉采访对象的“不设防”“不假思索”。没开始问的时候就要开机,每个人听到问题后的第一反应要真实地记录下来,被采访者是怎么离开镜头的也要记录下来,闲来之笔用好了会成神来之笔。
最终,我们采访了3550多人,147个普通人出现在了央视屏幕上,引发了全社会的幸福大讨论。有网友说:“这个假期,中国好幸福超过了中国好声音!”有媒体说央视面向公众提出“你幸福吗”,得到的神回复“我姓曾”“队被人插了”完全可以“掐了别播”,但是央视选择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即使有人嘲笑,也坚决不删不减,真诚地表达着最实在的新闻价值观以及重新构筑媒体公信力的勇气。全面真实的播出有助于除掉百姓面对央视镜头的胆怯,有助于营造说真话说家常话的氛围。有专家评价:记者这样俯下身子,直接探询民心的报道在我们的新闻节目中太少了。而百姓的生活乃至他们的心声又是那么朴实真诚、丰富多彩、直达本质。这是任何专家学者、权威官员的概括总结都望尘莫及的。所以当媒体直接传递百姓声音的时候,就会迅速蹿红,这也说明这是一个稀缺项目。
是的,“走转改”难在改文风,我们不会停止改变的脚步。所以,当罗阳猝然殉职,当航母Style刚刚在网上走红,我作为当天的值班主任,能够坦然地把它们排在《新闻联播》的头条、二条。因为罗阳以他的死告诉我们,没有一批甘于奉献的人,多大的投资都买不来国家的现代化。而对于航母Style,我们则从网友们的行为艺术中捕捉到了“国家强大,匹夫有乐”的自豪感,我们并没有改变“弘扬主旋律”的中央台基调,但我们努力让“主旋律”的表达可信、可亲。而我们的台领导能够拍板放行这样打破常规的编排,我想,传达着一种央视心态:在赞扬中凝神静气,在挨骂中调整呼吸。
认识使命,认识自己
这些年央视下大力气“新闻立台”,其中,花了大价钱、投了大人力,让镜头能够更多更快地直抵新闻现场。但是,越是在这种大踏步向“直播如麻”的新闻理想迈进的时候,我们越要避免落入一个误区,以为只要记者生猛、卫星车无敌、镜头给力,就大功告成。事实不是这样的。一个记者也好、一家媒体也罢,其新闻判断力,其在诸多重大、敏感、复杂问题上的见识,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怎么来?只有花更多的力气,在每一次新闻实践中,在队伍里养成。
我的同事冯韵娴,是一名85后央视驻中东记者。2011年在的黎波里,利比亚战事进入最后关头,亲卡扎菲的士兵将众多国际媒体围困在一家酒店里,冯韵娴是被围困的人当中唯一的中国女记者。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背心的小姑娘依然在酒店内持续发回报道。前不久,这位年轻的新闻人经历了对她来说也许比的黎波里的战火更为可怕的场面,在一次直播连线中,她犯了低级错误,匆忙上阵、经验不足的她采用了背稿子的方式,那场磕磕巴巴的直播被网络迅速放大,“战地玫瑰”一夜之间成为被嘲讽的对象。
在我23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多次经历过需要鼓起勇气、穿越黑暗的时刻,我能告诉这位后辈的就是:吸取教训,继续向前,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需要在奔跑中调整呼吸的职业。
去年重阳节期间,我又策划推出了走基层民调节目《父亲、母亲最在乎什么?》,记者的提问是我设计的,我也试着去问我的母亲,想测试一下会得到怎样的回答。“您年轻的时候最在乎什么?”母亲脱口而出:“文化。”是的,母亲出身清贫的农家,那个年代家里只供养得起男孩子上学。“您现在最在乎什么?”“健康,别给自己找罪受,别给儿女找麻烦。”“您最希望子女为您做什么?”这时候75岁白发苍苍的母亲沉下了脸:“我就希望你和你弟弟别让我夜里睡不着觉!”是的,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沉睡的一家人被我的电话铃声惊醒。看着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父亲母亲知道要么是有新闻突发,要么是节目出了问题,“反正领导不会深更半夜打电话表扬你”,一个电视新闻人的母亲很容易想通这个道理。而当我奔跑在播出线上的时候,家中留下的是提心吊胆、难以入睡的父亲母亲。记者乃不眠不休之职业,在这一行,无休止的压力、突如其来的压力从来不曾选择出现的时机,也不会考虑是否伤及你的家人。
那么如果有人来提问我:“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我想我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我已人到中年,还能吃到父母做的饭菜,子欲养而亲还在,我是幸福的;我的报道能够触碰人心,引发思考,提供正能量,我是幸福的。在罗阳追悼会的直播现场,我看到了一副挽联:“祖国终将选择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奉献于祖国的人。”那天,我把这副挽联选作了央视“送别罗阳”报道的切入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这样描述眼下的中国:“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是的,大河中央,惊涛骇浪,大时代的中国新闻人肩负着怎样的使命,我们能否做到政治坚定、头脑冷静,能驾驭敏感复杂的报道,关键时刻能经得住风浪?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讲故事是人的天性,他要继续做一个讲故事的人。是的,新闻人也应该是讲故事的人,故事永远比道理容易传播。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但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好。我们要抓紧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的话语体系应该是全面的,既能解释中国的成绩,也能解释中国的问题。我们的话语体系要努力做到中国的普通百姓能听懂、肯接受,外国人也能听懂,哪怕他们不赞成,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包括自己话语体系的崛起。
想到这些就会感受到我们这一代新闻人肩上沉沉的担子,我们需要继续奔跑,继续在奔跑中调整呼吸。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