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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生活空间》审片是蛮残酷的一件事。我们经常会揣度，这个时候拿出来审是不是合适。比如说看陈虻进办公室之后什么脸色，如果他来的时候就不高兴，那今天不审了。或者看今天谁审，前面两片子审得特别好，陈虻很高兴，我再凑合一个。但是，前面的片子也不能太好，太好了，我这个这么烂，肯定会被骂得更狠。
《生活空间》审片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在那能够畅所欲言，会比较不留情面。就事论事，我觉得这种文化挺好的，但是现在想想也有好多不合适的地方，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觉。
有一次陆芸芸审片子，陈虻看完，就问我们怎么样，记得我当时就大放厥词说了一堆废话，后来陆芸芸都哭了。但是那时不会觉得怎样，自己都习惯了。后来想想，其实那时候可能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并没有真正去体会她的片子。我们都希望在陈虻面前表现，还是人性的弱点，可能无意间就伤害了别人。我之所以有这个反思，并不是对陆芸芸愧疚——后来我们俩很好，估计她早忘了这事儿，而是我后来去做制片人，自己审片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这样对业务也许有好的一面，但是可能也会有伤害。
审片时候也有好玩儿的事，我经常这么干——发现片子不行，就找几个关系不错的哥们儿，兄弟姐妹们今天待会儿看片了，多帮忙。我记得有一次，我忘了看谁的片子，看完了之后我们大家都说好，陈虻都愣了：“怎么回事？我怎么没看出好呢？”
当时所有对事对人的评价，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东方时空》都是一个业务为上的团队，我们远离权力，或者说对权力几乎没有预期，因为《东方时空》的出身，我们总有一种体制外的边缘感。而当它的权力通道打开的时候——并且还是这个体制提供的，几乎是唯一的，个人生活境遇、事业成就、荣誉尊严上升的通道时——那时候，在考虑创作之外，我们也要考虑我们的人生了。是不是一辈子要拍片子？是不是一辈子做制片人？是不是一辈子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等等。这样的纠结，渗透到工作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增加了另外一个参照系。我们必须面对，这就是成长吧。（李伦：时任《生活空间》栏目编导；现任中央电视台《看见》栏目制片人。本文摘自《东方时空20周年—点燃理想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