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转型下媒介价值取向的变迁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本文聚焦于社会转型之下，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裂变对我国大众媒介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从而探究两者的双向互动，以期我国大众媒介可以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的发展。本文中将其分为传者本位的精英视角时期、受者本位的平民视角时期，以及新媒体介入后我国媒介价值取向的重构的新时期。

关键词：社会转型；阶层结构；价值取向；互动影响

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认为，大众传媒对于现实社会的反应并不是纯客观的镜子式的反应，而是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拟态环境”。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大众媒介无时无刻都是作为一面镜子，映射着我们人类社会的变迁。本文聚焦于社会转型对于大众传媒价值取向影响研究，通过探求传媒价值取向的纵向动态发展与变迁，以及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价值观的重构问题，分析研究媒介传播价值取向与社会转型之间所具有的互动价值意义，以期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我国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社会转型包括体制的变革与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1]。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社会阶层结构。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是最大的社会阶层，而官僚、地主、商贩、手工业者等阶层占人口比例很小，因此我国传统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简单，呈现出金字塔的结构形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计划经济体制阶段。这一时期里，虽然国家对旧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只剩下“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其中农民阶级仍然占绝对多数（1978年为82%）[2]，依旧保留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我国的阶层结构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我国中间阶层开始出现并不断壮大[2]。我国现阶段的阶层结构正在向着橄榄型发展，即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与最低阶层。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使我国受众的需求变得多元化，并且消费时代受众对大众媒介的心理期待升值，这些情况对我国媒介形成了无形的压力。由于我国媒介体制的特殊性，媒体在反映大众价值取向需求的同时又肩负着“党的喉舌”的属性，那么我国媒体在社会转型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满足受众多元化需求的同时正确引导社会观念、塑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变得十分重要。

二、我国媒介价值取向的变迁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媒介改革与发展，我国媒介价值取向的变化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的轨迹：从恪守单一的政治传播价值观，到逐渐引入并注重经济传播价值观，并开始提倡文化多元化；从单一的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逐渐向以受者为中心的模式转变，发展到主客体并重的混合式传播模式，即“喉舌”论与满足受众需求合二为一[3]。

（一）传者本位的精英视角

1978年的改革开放对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我国的大众媒介也深受其影响，在价值取向上集中体现为“拨乱反正”。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人们摒弃新闻媒介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肯定了其作为党、政府、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的性质。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逐渐迈开脚步，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也引入了西方成熟信息社会理论，传播学也被引入到传统新闻学的研究领域中。在此多方作用之下，国内新闻媒体开始在注重传播政治价值观的同时，加入了对经济价值观的传播——应运而生的经济信息类栏目，进入其他栏目纯信息的新闻，以及广告信息在数量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专业认知上看，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介价值观倾向于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在这一价值取向指导下的我国新闻媒介的主要特点为：以单一的喉舌功能为指向，节目题材狭窄，报道内容僵化，传播的话语权也掌握在少数社会精英的手中，表现出居高临下的传播状态。

（二）受者本位的平民视角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党中央再一次阐明了中国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与此同时进行了自建国以来一次重大的新闻改革——在经济上对新闻单位“断奶”。这一变革改变了我国大众媒介获取经济资源的方式，进而推进了其在新闻信息选择和传播模式上的转变与创新。各省市地方电视台开始各显神通与中央电视台展开竞争。而广大受众逐渐成为各媒介单位之间角逐的裁判，在此影响下，我国大众媒介的价值取向开始从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移。

在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对于新闻事业的归属性问题进行了重新的审视，达成了“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但就它为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满足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信息、知识和娱乐需求来说，属于第三产业”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形成加速了大众媒介向以受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的转移，初步确立了以受者为中心的传播价值取向。在以十五大为起点的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冲破了政治思想领域上的束缚，加速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时也将文化的战略发展地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借此东风，我国大众媒介开始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在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同时，为全世界观众提供服务。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介价值取向在以受者为中心的同时，出现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平民化视角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改变。我国媒介工作者的指导思想开始以反应百姓生活为主，制作的栏目、电视剧、纪录片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栏目《为您服务》，电视剧《渴望》、《我爱我家》等，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欢迎。

（三）新媒体赋权后我国媒介价值取向的新变化

随着web2.0系列平台的发布，以交友、聚合、互动为特征的SNS网站的出现以及以手机为终端的移动网络的迅速普及，实现了互联网对我国弱势群体的“赋权”[4]。在2012年刚开始上网的新网民中，农村网民比例达51.8%[5]。在互联网上掌握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形成了自己的草根文化，网络用语层出不穷，网络舆论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替代了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成为社会舆论的助推器。在此背景下，我国媒介价值取向在受众本位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1.娱乐化取向泛滥。我国媒体逐步走上了“娱乐至死”的道路——杜甫的画像被网友肆意恶搞；清代宫廷剧中，雍正的恋爱史不知道被演绎出了多少个版本；一首《忐忑》让苦练民族唱法十几年而默默无闻的龚琳娜一炮而红；以孙悟空、唐僧为主人公的电影、动漫让人眼花缭乱，而他们在《西游记》中的经典艺术形象已面目全非。自诞生以来一直以倡导主旋律为主的中央电视台也走上娱乐化之路。春节期间，穿越剧走进了央视的黄金时段，选秀节目也不厌其烦的在央视反复播出。究其原因，无外乎是我国媒体在经济上“断奶”后开始走向市场后，为迎合受众需求从而赢得更多的收视率、点击率并赚取更多的私利，而逐渐偏离了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导致的后果就是媒介公信力的下降。

2.人本观念缺失。一篇题为《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 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的报道于2011年11月8日登上了《南方都市报》的头版，并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然而，记者们为满足受众的猎奇与窥私心理，没有把镜头对准施暴者，而是纷纷把聚光灯投向了“懦弱丈夫”与被凌辱的妻子身上。这样的报道价值取向导致大部分受众也都忽视了对施暴人的谴责和对事件根源的探究与反思，把注意力放在了谴责“懦弱丈夫”上。类似的事件还有在河南“性奴”案，以及网友对俄罗斯别斯兰人质危机的死亡人数有奖竞猜等事件中。在这些事件中，我国媒介价值取向上人本观念的缺失被生动地反应了出来。

3.负面新闻占据报道主体。面对竞争对手，我国媒体通常将焦点聚集在了异常性、冲突性、刺激性的视觉与听觉内容上。如冰冻灾害、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大地震、“毒”奶粉事件、高速公路高架桥坍塌、煤矿爆炸事故、飞车抢劫等负面新闻在第一时间被全国各路新闻媒体呈现在了受众的面前，但是关于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刻反思与发生原因却很少有报道涉及。就是因为媒体如此不全面的、带有强调感官刺激的情绪化报道反复、滚动地播出，影响了受众对于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生活环境安全等的看法，促使了“媒介恐慌”的产生[6]。在媒介引发的恐慌事件中，最后其实人们发现，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与影响范围其实远没有媒体宣传报道的那么多、那么广。

三、媒介价值取向与社会转型的双向互动意义

当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观念、经济体制等各方面的转变影响着媒介价值取向的变迁的同时，媒介价值取向的变迁也在影响与推动着社会转型的进程。可以说它们两者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

就我国目前来看, 这种互动作用总体而言是积极的、正面的。社会的变革发展、阶层结构的变迁活跃、丰富了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进步、繁荣与发展也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 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推波助澜。例如，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网络设施在我国的完善与健全；反之，互联网的普及使网络论坛成为一个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互联网为普通公民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修改提供了渠道，推动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形成。然而，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媒介价值取向的变迁对社会转型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有着消极的影响。培养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以泛娱乐化为主导的媒介价值取向的影响下，我国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的认知容易产生偏差，无法分辨媒介中的图像与现实世界，从而产生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偏差，思考能力被弱化，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等。

总而言之，在大众媒介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责任的今天，我们只有在深刻的认识社会转型与大众媒介价值取向的双向互动影响的前提下，才能使大众传播媒介发挥最佳的传播价值效果与社会作用。

参考文献：

[1]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社会学研究,2005(1).

[2]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发展[J].新闻大学,1999(1).

[4] 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

[5] 参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

[6] 邵培仁.媒介恐慌论与媒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J].现代传播,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