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青春永难忘

1945年冬，安岗从太行山单枪匹马来到平汉路沿线新解放区，筹划成立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他将我调到了总分社当记者。

我来到了武安县的伯延村，向还没有办公场所的安岗报到。

安岗对我很欢迎，领着我去招待所，一边笑着说：“人还没有到全，你先去印好名片，我们一边学一边活动起来。”

就这样，我离开战斗部队，当上了新闻记者。没过几个月，对开大张的《人民日报》就创刊了。回忆起来，那个岁月里什么事都快。因为形势发展快，从来没有遇到的事情也敢想、敢干、敢闯。

为人民日报打前站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所在的抗大第三大队奉命去东北。我跟随队伍已经快走到张家口了，突然奉命转向南走，于1945年11月进入太行区。领导上宣布学校不办了，大家都要到扩大的部队中去。我做好了准备去战斗部队。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获胜。刘邓从延安到太行时不过1万人，上党战役后兵员急速扩大。129师变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正式成军，当然特别需要干部。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武安伯延当上记者的。

这时太行的4个分区已经连成一体，有80多个县，晋冀鲁豫成了最大的解放区，很有新闻可写。安岗把我调了过去，同去的有方德、杜展潮 (他是抗大一分校的学员)，还有荣一农。

在伯延见到安岗没说几句话，他马上交给我第一个任务。他说有一对夫妇，刚刚从西安过来，他们都在燕京大学上过学，男的还是新闻系毕业的。党组织原打算安排他们去北平做地下工作，现在你去看看他们，能不能动员他们到新华总分社来工作？

我奉命去了招待所，原来是王晶尧和卞仲耘夫妇来了。其中卞仲耘还是我的安徽老乡，她早就入了党。我们很快熟悉起来。按他们当时想法，王晶尧喜欢研究历史，卞仲耘想当教师。我对他们说，不管你们想干什么，在今天环境下，先干新闻工作，取得经历和阅历，将来干什么都方便。王晶尧、卞仲耘很接受我的观点。

安岗随后来到我们身边，也做了一番动员，王晶尧、卞仲耘高兴地加入了总分社。

此前不久的1945年10月，高树勋将军在邯郸前线率部起义。朱穆之、安岗先后到高树勋部队采访。当时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报社经常要高树勋将军谈话表态。我到总分社以后，安岗经常安排我去高树勋将军那里采访、发稿。记得高树勋将军刚见到我的时候就说，你们新华社的人越来越年轻，开始是安岗，然后是吴象，一个比一个年轻。

不久，总分社跟随刘邓首长来到刚刚解放的城市邯郸，很快就听说要创办中央局机关报了。安岗要我找邯郸市领导号房子。

当时邯郸市长王悦尘是从冀南行政公署派过去的，新解放城市的工作千头万绪，他忙得很，也很有成效，邯郸市面出现了初步的繁荣。

我找到王市长要求谈话。他开始还对我有所怀疑，后来确信我说的事情确实重大，特地找来几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一起谈。我向他告知了要创办对开大报的事情，强调这是中央局的重要舆论机关，还肩负统战工作，将来会有外国记者来，也会有民主人士来，所以这房子要像个样子。

王悦尘市长一听，完全赞同我们解放区应该有自己像模像样的报纸，表示支持。他当场拍板，要办事人员认真办好。当时偌大的邯郸市总共没有几座比较现代的房子，火磨街邮电局小楼却是比较新的建筑，就决定给我们用。我马上跟着去现场看了一下，发现有一处楼板缺损，领我去的干部立即答应修补。

我乘势提出，如果有沙发也给我们找一些，用来办公。邯郸的干部也答应了，结果找来几个沙发，有成套的，也有单个的，大体上都可以用。

安岗看我把任务完成得很好，高兴地表扬了我。他也乘势提出，要办报就要花钱，你去冀南银行办个贷款吧。

那时的人真敢想敢干。我从来没有干过银行业务，接受了安岗的任务就去了冀南银行，说明了将要创办的《人民日报》的重要性。结果相当顺利，我真的贷到一笔款，但是现在想不起是多大的一笔钱了。后来我将这笔款子交给了打前站而来的报社经理王友唐。

在人民日报的日子里

紧接着，张磐石带着人马从太行山下来了，我们总分社就归张磐石领导，成为人民日报的采访部。

筹办《人民日报》的日子里，我和李庄住在一起。那时我们每人发到一点伙食费用，我和李庄各攒了 2元钱。我们有时在夜晚跑出去吃点夜宵，由于物价便宜，手里的钱还有一点节余。当时天气热了，而我们只有棉被，我和李庄到市面上，一人买了一条旧的毛巾被。

我和杜展潮抽空去了邯郸著名的古迹丛台，相传是春秋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遗迹。我们到那里一看，发现丛台完全荒芜了，没有一个游人。我们感叹了一番就回来了。

当时和我几乎同时到新华总分社的还有陈泽然。到了要创办《人民日报》的时候，陈泽然到报社这边来工作。张磐石很器重他，派他担任人民日报驻晋冀鲁豫中央局记者。

5月15日，张磐石主持，大家在一起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正式创刊了。

报纸创刊之际，编辑部主要由副总编辑袁勃负责。袁勃一副山里农民样子，吸烟很厉害。然而他是诗人，发表过不少诗。袁勃不善于言谈，但很会写作。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一首诗，题目叫《诗人是时代的喇叭》。我们私下里开他的玩笑，叫他“时代的喇叭”。

《人民日报》在邯郸创刊后，我即去邢台采访。我采访了当年73岁的根据地参议员吴哲卿。他曾在国民党军骑兵团里当过营长，后来抗日很坚决。他的儿子投身革命，当了抗日县长。他也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我采访他以后写了一篇《七三老人入党记》，刊登于《人民日报》1版。

在人民日报，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新战友。何燕凌、宋净从国统区来了，李原和吴舫从中原军区来了，林韦、李克林夫妇是太行山下来的。殷德宇是我在延安抗大时的数学教员，后来到华北敌后办报被“红色经理”王友唐看上，调到麾下成了得力干将。他在建国后因公殉职，非常可惜。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刘邓大军三出陇海，总分社记者随军采访。当时齐语是通联科长，我和方德是军中记者。《冀鲁豫日报》记者陈勇进曾同我们一起在前线采访，后来他也到了人民日报。

1947年夏天，我腰病发作，上级把我从前线调回了涉县，由张柯岗替换我。当时吴敏主持临时新华总社工作。新华总社领导陈克寒已从延安赶到了涉县，逐渐接手临时总社事务。他找我谈了话，随后安排我到临时总社的解放区部，部主任是朱穆之。临时总社人员主要是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抽调来的，还有一些人如张更生等来自别的单位。

我对主持临时总社的吴敏留下了深刻印象。吴敏很早参加革命，在苏联留过学。他非常平易近人，学识渊博。我从前线回来，吴敏专门为我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临时总社的任务。吴敏是从延安来的，来报社之前就为《人民日报》写了几篇社论。他来了以后，和张磐石的关系有些紧张，张在整党整风开会时批评了吴敏，要他深挖“思想根源”。

吴敏作检查时谈到自己出身于地主家庭，要加强思想改造等等。我听了觉得应该说点什么，就发言说，吴敏同志参加革命早，他对党的工作是有贡献的，我参加革命之前就读过吴敏宣传革命思想的小册子。会后安岗找到我，婉转地说，你这个发言究竟是批评还是赞扬他？

临时总社的工作结束后，我参加了解放区土改报道，在1948年2月作为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在武安十里店村的“土改纠偏”。当时为巩固土改成果成立了土改工作团，团长张磐石，副团长安岗。我记得去十里店的路上，张磐石和我们一路走一路说，解释土改政策，讲得耐心，深入细致。

对这次土改纠偏，张磐石掌握得比较好。我们在十里店搞土改两个多月，在这期间，我结识了来自英国的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他们到解放区记录和研究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后来这对夫妇留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我和他们的友谊保持了半个多世纪。柯鲁克和伊莎白合著了关于中国土地改革的《十里店》一书上下卷，影响深远。

完成了十里店的“土改纠偏”，我和李原、杜展潮跟随罗林，又在王中青(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山西省副省长)领导下到百官村参加土改。而在这时，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战友们在张磐石、袁勃、安岗带领下北上平山里庄，去创办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了。

我和李原、杜展潮晚了10多天才离开武安，当我们赶到平山县里庄后不久，就庆祝“七一”了。我记得开了一个纪念大会，来自《晋察冀日报》的周明代表编辑人员讲了话。

8月，由李干峰带队，带着包括我在内的10多个记者，参加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大会。这次会议没有发布即时消息，但是去的记者多，给我印象很深。会议闭幕那天，国民党飞机前来轰炸石家庄，造成了市民伤亡。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回了里庄。

回到里庄后的9月中旬，由萧航带队，包括我在内共13名编辑记者，组成“华北记者团”，前往西柏坡邻村陈家峪，住进农家，由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组织我们学习，主要是请中央领导人为我们讲课。过了大约一周，副总编辑袁勃带领6人也来到陈家峪，我们“华北记者团”扩大到20人，由袁勃负责。

许多中央负责人前来为我们讲课。学习将近结束时，刘少奇副主席前来上课。对刘少奇的讲课，萧航记录得最全。后来在他的记录基础上，整理出了《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这篇文章收入了《刘少奇文选》。

从西柏坡学习回来，我到晋中战役前线采访。这期间发生了傅作义调集兵力对石家庄的袭击。等我从山西归来，张磐石找我谈话说，我军开始进攻太原，我们这里已经向太原前线派出了袁毓明，看来人手不够，要大大增加力量，准备把你也调到前线去采访，你和杨永直一起去。同去的还有七八个人。我记得有周明、耿西、任冰如、赵继英，还带着一个电台，配备了报务人员。

原来，我军于10月发起太原战役后，人民日报接到指示，要增派人员去前线，在太原解放后创办《山西日报》。首先被确定的人选是杨永直，然后由他来决定，在杜展潮和吴象之中选一个跟他去太原，结果我被选上了。这是上路之前杨永直找我谈话告诉的。

我到达太原前线的时候，袁毓明已在那里组织了一个野战分社。我到达后担任袁毓明的副手。当时解放军正在攻击东山。后来接到统一部署，我军对太原围而不攻，部队后撤了。

我们随同部队一起撤下来，开始筹办《山西日报》。上级决定杨永直将担任新创办的《山西日报》总编辑。

1949年4月26日，我军解放了太原。这天，原本就要进城的杨永直突然接到调令，要他立即赶往刚刚解放的南京，去那里创办《新华日报》，担任总编辑。这样，原先曾任《新华日报·太行版》总编辑、新任《山西日报》社长的史纪言兼任总编辑。

我参加了创办《山西日报》的工作，从此离开了人民日报。

从踏进晋冀鲁豫解放区以后，我的一生大半都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度过。期间曾有几次机会要回人民日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我和人民日报的感情是在战斗的青春中凝结的，血脉相连非常深厚。我见证了《人民日报》整整60多年的发展。对于曾经一起工作的人民日报老战友、老同事，我怀念他们。

(吴象口述 钱江2012年3月整理)

吴象简历：

1922年1月生，安徽省休宁县人。1938年秋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入党。先后在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和129师385旅做宣教工作，1942年回抗大任教员。1945年冬起，先后任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记者、编辑，参加了华北《人民日报》的创建。解放太原后任《山西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1979年任中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1980年春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1982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7年任顾问。1995年离休。

来源：《采写编》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