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人民日报（下）

四、指导《人民日报》改版

1956 年7 月1 日,《人民日报》改版: 从原来的四版扩大为八版, 编辑工作大有改进, 报纸面貌焕然一新。改版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的。改版方案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胡乔木自始至终指导了人民日报的这一重大改革。

1. 改版的缘由与准备

1956 年7 月《人民日报》的改版, 是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以苏为鉴、冲破教条主义、走自己的路的指导思想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项重要举措。胡乔木本人对改版的缘由和意图曾作过简要的评述:“人民日报改版, 主要是当时有个指导思想, 要打破陈规, 办得生动活泼, 让各种意见在报纸上发表, 包括对党的批评。”[6]P23 同时, 改版也是为了适应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要求。《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 大多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办报走过来的, 习惯于把报纸作为党政领导的代言人, 缺乏适应群众多种多样要求及时反映群众心声的能力, 不能灵敏地反映建设时期火热的生活, 恰当地开展批评, 坚持必要的斗争, 揭发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片面地学习苏联《真理报》的办法, 形成报喜不报忧, 泛论空话连篇, 版面呆板, 标题简单, 有错不更正等毛病。还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认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 是代表党中央说话的,既然如此, 报纸上发表的言论和新闻, 应当是结论性的,完全正确的, 不可动摇的。不仅不能发表争论文章, 还惯于要求每种新的意见都要有经典著作的“根据”, 文章稍有新见解, 便以“经典著作没有讲过”为由, 不是删去便是弃而不用。这样报纸就很难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特别是评论, 很难贴近生活, 尖锐泼辣。

对于人民日报存在的问题, 胡乔木非常关注, 想方设法指导解决。在日常工作中, 他从不泛泛而谈, 总是针对报纸实际存在的问题给予指点。他的基本方法是评报。五十年代中期一段时间, 胡乔木健康状况好转, 评报活动恢复。胡乔木要求报社编委会每天指派一名编辑,在上午十时到他那里谈有关当天报纸的情况, 听取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 在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隔一周或十天, 在他那里开小型的报纸评议会。人民日报档案中保存着一份从1955 年3 月4 日至5 月5 日胡乔木评报所谈意见的选编。从这份材料约略可见人民日报当时存在的问题, 也可以看出胡乔木关于改进人民日报的主要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 人民日报编委会于1956 年3月28 日拟订了《关于讨论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计划》,作为编委会会议文件, 印发给各编委、代理部主任, 并报送胡乔木。经听取胡乔木的意见并讨论, 作了较大的修改后于4 月4 日定稿。编委会决定, 立即发动全体同志广泛而深入地进行一次关于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讨论,以便有效地从根本上改进人民日报的内容、形式和编辑部的组织领导工作。工作计划对如何丰富和改进报纸的内容、如何消灭错误和怎样处版面等三个主要方面列举了需要研究和讨论的题目。决定除各部、组、处、室为单位进行讨论以外, 另组织8 个专门小组, 吸收报社内各部门和报社外的意见, 负责研究解决8 个方面的问题。

这时, 人民日报编辑部共有373 人。其中编辑以上干部102 人, 国内地方记者33 人, 国外记者5 人。有49 人是1937 年、1938 年参加工作的。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1942 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 更多的人参加过40 年代抗日根据地报社增强党性、反对“克里空”运动。

2. 作改版动员报告

4 月6 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召开改版动员大会。胡乔木作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党中央决定《人民日报》改版。他分析了目前人民日报存在的问题,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提出了改进报纸工作的办法。

4 月6 日动员大会后, 全社人员分部门进行了热烈讨论。报社内刊《编辑部生活》出专辑刊登编辑部讨论乔木同志在动员大会上的报告的时候提出的意见。

通过讨论, 报社上下都充满信心, 认为只要解放思想, 广征博取, 把抗日根据地的、我国抗战前后的国内报纸的优点集中起来, 并借鉴国外著名报纸的长处, 人民日报是可以办好的。[7]P194

与此同时, 又切实开展调查研究, 广泛征求意见,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工作的方案。

八个专门问题研究小组从各自特点出发进行调查研究, 提出改进意见。改进新闻小组, 对《人民日报》1956 年1 月1 日至4 月30 日刊登的新闻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了改进意见。这4 个月每天刊登国内新闻30-40条, 平均约9000 字, 所占篇幅相当全报纸（对开4 版）的五分之一, 其中半数是会议新闻。小组建议改版后每天新闻增到25000 字, 并适当压缩一般会议新闻、公告和涉外新闻。改进文章小组分析了几年来报纸上发表的理论、政论文章, 认为有不少水平不高。“四平八稳”,语语有出处, 字字有根据。不能有一点“经典著作没有讲过”的新见解。该小组建议: 扩大选题范围; 改进选稿标准, 不能只是“没有错误”, 要有新鲜内容; 开展学术讨论; 增加体裁品种。国外报纸经验小组选定一些国家的主要报纸40 多种, 译出版面、标题和主要文章、新闻, 作参考借鉴, 他们不仅整理出一份国外报纸简介,还办了一个国内外报纸展览会同大家见面;[7]P193 国内报纸经验小组撰写了《解放前国内报纸的特点》, 供改版参考。

3. 关于改进人民日报编辑工作的指导意见

胡乔木对改版工作的指导没有停留在一般号召和动员上, 他还对各专门问题小组的调研工作, 对编辑工作各部门、各方面怎样改进工作, 作了细致具体的指导。动员大会以后, 在四五月间全社讨论改进报纸工作的时候, 胡乔木同《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多次谈话, 发表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总编室随时把胡乔木谈话的记录稿印发给各编委学习、研究。胡乔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分十个方面。

（一）对理论宣传部工作的意见。胡乔木毫不客气地指出:“理论宣传部不能把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大文章, 作为工作的目标。”“不应该只依靠大文章来解决问题”,“应该从日报的观点上看适于读者需要的小题目”,“主要的能达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应该仔细观察生活, 发现新事物”,“可以去调查, 到群众中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有点现实感”。文章“要有独到的见解”。编辑“不仅要约稿,而是要和作者有思想上的交谈, 请人家提出论点, 我们给予交换, 经过反复的讨论、考虑, 不断推敲、修饰, 就能产生逻辑严密的好文章。”他认为,“我们的报纸上应该有十分之八是这样的文章。”[4]P215

（二）关于改进党的生活的宣传。胡乔木不赞成党的工作部的主张: 报纸扩充篇幅后把党的生活的宣传集中放在第四版上。他指出:“党的生活宣传, 离开实际工作就会显得空洞无力。”“所以, 还是把党的生活的宣传分散到各个版上比较好。”“ 这样安排版面 , 就可以不使人感到党的生活宣传内容贫乏。”胡乔木还对党的工作部提出的“批评的对象应该是活老虎还是死老虎”问题, 作了回答。他认为:“不管是活老虎或是死老虎, 只要在报纸上没有发表过, 发表了对读者有益处, 在批评中又能把道理说得透、说得好, 死活老虎都可以批评。”[4]P221

（三）关于版面的意见。胡乔木谈得很细致, 指导非常具体。胡乔木指出: 安排每一个版的时候, 应该尽可能使各种读者对每一个版都愿意看一下。一个版要有一个主要内容, 但也要搭配其他的东西, 使它有多种内容, 多种形式, 多种兴趣。要不断创造新的形式, 不要老是用一种形式。要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如会议新闻、宴会、发言、出版时间等, 和国内外各报比较, 提出解决的办法, 报告中央。政法、军事的报道应该适当增加;要着重对全国性的重点问题的宣传; 要增加地方通讯,从全国多数读者的需要、兴趣和心理出发, 去观察某些地方, 写些读者所喜欢的地方通讯; 要加强新闻, 增加有关中学、小学、文化科学的新闻。[4]P223

（四）对改进文章小组工作的意见。胡乔木提出,改进文章小组要研究选题、体裁、质量标准问题。胡乔木提出文章的四条标准: 取材要确实、新鲜、及时; 要有条理、要具有逻辑的力量; 生动; 简洁。又举出五种文章不要:“人云亦云, 完全没有新的意见的不要。全文枯燥的不要。不能自圆其说的不要。说空话的不要。论点不正确的不要。”他又指出, 最困难的任务不是提出上述要求, 而是要拿出办法。并指出从编辑部内部和外部组织好作者队伍是关键。

（五）对改进新闻小组工作的意见。胡乔木要求,要比较研究“登过的新闻, 哪些是精彩的, 哪些不精彩,是平淡的; 哪些是新鲜的、及时的, 哪些是陈腐的; 样式的长短怎样”。还要注意研究“组织领导问题, 就是对新闻报道的指导、计划和总的要求”。对怎样才能写好新闻, 胡乔木指出, 要考虑新闻是否把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特征写出来。要写得使人读了感兴趣。还要研究新闻如何编法, 版面如何安排, 标题如何标法。种种类型新闻有种种编法。标题可以有许多式样。要写好评论性新闻。报纸和通讯社不一样, 是言论机关。新闻也可以发议论。我们的责任是要把好的东西推广到全国去。”[4]P227

（六）对国内报纸经验小组工作的意见。胡乔木指出“要作一些比较, 全面分析, 不要停止在表面的现象上。”他还告诫:“要防止倒退和复辟, 过去的并不都是好的。”他指出新闻写作方面存在“党八股严重”的病。“新闻和文章的写法呆板, 不善于接触题目, 方法笨。”他要求:“按照读者心理状态接近读者, 引人入胜,把个别的事情, 引导全国读者注意。要注意接近读者的技巧。”[4]P228

（七）对记者工作的意见。胡乔木对记者工作的意见包括关于报社记者部的工作和记者的工作、学习、修养等两方面。胡乔木指出: 记者部要不断改进对记者的思想领导工作, 需要研究一套办法和制度。关于记者的工作、学习与修养, 胡乔木指出: 记者组稿、约稿要负全责,应该在当地同作者合作, 把稿子写好、改好之后, 再寄回编辑部。胡乔木指出: 记者“要能见世面。”“应该手快脚快。”“记者应该到处钻, 碰了钉子就算了, 不要太计较,否则就不能做工作了。”“应当交许多朋友, 使人家给我们许多线索。”记者学习“除了学各方面的知识以外, 还要懂得人情世故。我们的稿子缺乏人情味。”记者光读文艺作品是不够的, 要读美国、苏联和中国记者写得好的通讯。要利用报社本身编的《编辑部生活》, 记者写出自己的工作经验在上面发表, 提高业务水平和修养。[4]P235

（八）关于副刊及文艺部其他工作的意见。胡乔木对副刊非常重视, 为做好改版准备, 他不仅同报社总编辑邓拓等人多次商谈, 还亲自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同三位负责人林淡秋、袁水拍、袁鹰商讨。[5]P195

对于改版后副刊怎么办。胡乔木的指导非常具体。他指出:“副刊不要搞得太杂, 要保持一定的统一性。”生活知识一类的稿件, 不要放在副刊里面。他列举副刊可以有九类品种, 并逐一作了说明:1. 头条的花边文章。2. 有关生活问题的讨论和批评。3.生活记录。4.通讯。5.小品文。6. 科学小品。7. 诗和短篇小说。8. 杂感。9. 评论。[4]P230

胡乔木对文艺部负责编辑的第七版也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关于发在第七版的学术论文和专论, 他说:“第七版要发一些比较重大的文艺问题的文章。学术讨论应该在讨论范围较广、意义比较重大的情况下进行。《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或李后主词的评价, 有好的文章, 当然也可以讨论, 但如纠缠得太久, 把大家的兴趣引导到几百年前去, 读者就会感到讨厌。如果有合适的文章, 就可以发一篇反对的意见, 再发一篇结论式的, 就可以结束了。”他明确指出:“比起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来, 对当前文艺界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 就要重要得多。”

（九）关于编委会工作。胡乔木有重要的原则意见,也有十分具体的意见。胡乔木指示: 编委会一个月向全编辑部作一次报告。在会上允许大家提意见, 对这些意见书面或当场答复。不答复, 很危险;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重要内容, 编委会要向编辑部作报告; 总编辑要了解全部工作情况, 同部主任、编辑交换工作意见; 编委会做决定, 不能不郑重其事, 如没有思想内容, 没有根据, 易被推翻, 关键在于研究情况; 对待各地党委负责人写的稿件, 编委要看, 要改变骄傲、粗暴的态度; 看东西, 要充分保证时间, 规定的阅读文件, 党的文件、刊物、地方报纸、必要的业务书籍等, 都要有时间来看; 规定编委和编辑工作人员轮流外出活动的时间, 每次出去研究一个问题, 或进行调查; 为了沟通情况, 记者来信或汇报的情况, 本市外出参加会议作的书面汇报, 三天出一版, 等等。针对存在的实际问题, 他要求: 考虑打电话能否统一时间, 在各楼设置电话隔音室; 外出开会要有定额; 每次会议要限制时间; 规定轮流休息的制度; 等等。[4]

4. 修改改版报告

（一）对改版报告6 月19 日稿和20 日稿的修改在各个专题改进小组进行调查研究, 提出改进意见的基础上, 按照胡乔木的指导意见, 由总编辑邓拓起草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改进人民日报工作向中央的报告（通称“改版报告”）。

胡乔木对6 月19 日改版报告稿不大满意, 没有上报中央。他动手作了精心的全面的修改、补充。从重要内容到错别字修改补充达七十多处。修改稿退给邓拓。邓拓即批:“请重新打字。”对6 月20 日印出的报告,胡乔木又作了若干修改, 这才报送中央。这两份报告稿的印件目前都存放在人民日报档案处, 可以清楚地看到胡乔木对人民日报改版的指导思想和精心设计。

（二）6 月下旬对改版报告的继续修改

胡乔木对6 月20 日改版报告仔细修改后即报送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报告送出以后, 胡乔木的心还是放不下来。一是这个报告虽是在全社两个多月讨论、研究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又经反复推敲形成, 但上报之前比较匆忙, 没有来得及召开编委会讨论通过, 应该弥补;二是附录搞得较早, 引用的材料和数字截止时间是6 月15 日, 现在已近月底, 需要更新。

胡乔木遂于6 月24 日给邓拓写信, 要他采取适当方式征得编委同意。在写此信前后, 胡乔木又对附录中的几个材料阅改了好多处。

胡乔木总是这样, 在文件形成之后, 还是精益求精,再三修改。改到不可再改、删到不可再删才罢。

5. 撰写改版社论《致读者》

改版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胡乔木即于6 月29 日,为人民日报改版撰写社论《致读者》。为改版需要向读者说些什么, 已经酝酿数月, 烂熟于胸。胡乔木提起笔来,一挥而就。五百字一页的稿纸, 写满三页。

6 月30 日, 胡乔木对《致读者》再仔细推敲, 并听取了编委们的意见, 又作了24 处修改、补充, 这才交付排印。

1956 年7 月1 日,《人民日报》以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版面扩大一倍, 由每天一张四版改为两张八版。除重要社论、文章外, 都用新5 号字, 新闻、文章容量大大超过改版以前。社论《致读者》刊登在第一版显著位置, 首先引起读者的注目。

《致读者》采取同读者交流的姿态, 平易、亲切。开头即说:“《人民日报》从今天起出八个版。同时, 在编辑工作上也有一些改变。我们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改变谈一谈。”接着, 就把报纸有哪些改变娓娓道来。

社论首先说明报纸的性质和宗旨:“《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 也是人民的报纸, 从它创刊到现在, 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是党的报纸, 也是人民的报纸”, 是一个新的提法, 是改版的指导思想, 也是改版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社论接着说:“人民日报在创刊八年多以来, 备受广大读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 工作也逐年得到进步。但是我们工作中仍有很多缺点。在最近,我们将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我们的工作。”

社论扼要地阐述了改进工作的三个方面——

第一, 扩大报道范围。

社论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按: 楷体字是30 日定稿时加的, 下同）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 这是我们的天职。在过去, 我们的篇幅比较小, 不能容纳很多新闻（加横线者是删去的文字, 下同）材料, 这是一个困难。我们所以在目前纸张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扩大篇幅,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但是问题并不尽在于此。我们没有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 发多方面的新闻。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 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在报纸改出八版以后, 我们的新闻在数量上将增加一倍半左右, 在性质题材上也将尽量扩大范围,力求适应读者的需要。”

第二, 开展自由讨论。

胡乔木根据“双百”方针的精神, 对在报上开展自由讨论的必要性和意义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社论指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 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不应该采取简单的、机械勉强的办法。”社论指出:“报纸的编辑部无论借凭着什么名义, 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种样一副神气, 似乎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做出绝对正确的结论。不是的, 事实远决不是如此。”社论对开展适当的自由讨论的重要作用作了分析, 指出:“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 而得到的答案, 也经常需要在在中加以补充和修正。有许多问题, 虽然已经有了确的答案, 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宣传, 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 这些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我们虽然不提倡无休止的讨论, 报纸的篇幅也不允许对于任何问题都去讨论, 但是无论如何, 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社论诚恳地检讨,“这一方面的工作, 在开展讨论方面,过去我们的报纸是做得很不好的, 因而也减少了报纸的生气。”表示“今后我们希望力求改进”。为便于开展自由讨论, 社论提请读者注意: 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文章的观点不同“这种情形我们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这种情形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至于报纸上发表的事实,“编辑部都力求经过调查证实”,“但是有时某些问题（特别是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在个别细节上不容易很快地查得一清二楚, 却有必要及时地发表出来, 以求迅速解决, 编辑部也将加以发表, 而让它们的某些细节在实事求是的讨论的过程中弄清。这也是希望大家谅解的。”。

第三, 改进文风。

社论从报纸“每天要用几万字去影响几百万读者”的社会效果出发，强调改进文风的重要, 提出“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 言之成理, 而且言之成章。”社论指出文风不好的危害:“不但读者不愿意看, 而且会造成有害的风气, 不利于思想文化, 不利于政治经济。”说到这里, 社论又诚恳地检讨:“在过去, 我们的报纸上虽然也登过不少好文章, 报纸上的文字虽然也逐步渐有些进步, 但是整个说来, 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 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表示“我们希望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请求作者们“也务必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呼声, 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 有兴味, 议论风生, 文情并茂, 而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并强调:“报纸是给几百万人看的,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很难有时间看长文章, 因此, 除了很少的例外, 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真是处处为读者着想。

《致读者》还扼要地介绍了改版后八个版的“版面安排”: 第一版还是新闻; 第二、三版的内容是国内经济,大致第二版着重工业和交通, 第三版着重农业和商业;第四版的内容是国内政治、包括党的生活, 此外还有一栏首都新闻或者地方通讯; 第五、六版是国际版; 第七版是学术文化版; 第八版上半是带文学性的副刊, 下半是广告。“原来的读者来信专页取消了, 读者来信将分别登在各版上。”同时又说报纸版面很难一成不变, 现在简单介绍, 只是为着让读者心中有数。

《致读者》最后强调:“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 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 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 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报纸的改进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 我们永远不能自满在这里提出的几项要求也不容易马上完全实现, 我们期待着全国广大的读者给我们更多的帮助,更多的批评和指示!”真把读者看作上帝。

6. 人民日报改版后的显著变化

对于《人民日报》的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和热情诚挚的呼吁, 从内容到形式、有方向有目标的重大改进, 社会各界人士迅速作出积极反映。从7 月6 日到19 日,近千封读者来信寄到报社, 支持《人民日报》改版, 提出许多合理建议。改版后的《人民日报》按照《致读者》提出的指导思想、努力目标和改进办法, 按照向中央呈送的改版报告和胡乔木提出的具体意见, 改进工作, 版面大为改观, 面貌显著变化。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改版七人小组成员李庄后来对报纸改版后的显著变化, 作过如下简要总结:“概括起来, 办报路数更加端正, 新闻业务显著革新; 新闻大量增加, 报道面较前广阔; 评论增多,同群众、同实际联系较前密切, 针对性加强; 批评坏人坏事较前增多, 态度鲜明, 笔锋健锐; 积极主动鼓吹‘双百’方针。”[7]P197

具体说来, 人民日报改版取得成功,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 新闻数量大大增加, 头条新闻突出了国内的经济建设。7 月份登载各种新闻二千二百多篇, 比改版前增加一倍多。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经济新闻约占头条新闻总量的一半。7 月统计, 头条新闻共发61 篇,其中报道经济建设的占31 篇。同改版前头条大都为政治新闻、会议新闻和外事新闻相比, 经济新闻占了主导地位。

第二, 积极反映、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和贯彻。7 月2 日, 改版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六百多位科学家讨论“百家争鸣”问题的消息。这个月, 报纸发表有关双百方针方面的新闻、文章23 篇, 茅盾、马寅初、李长之、黎锦熙、朱光潜、唐钺等知名人士都著文参加讨论。不同观点热烈争鸣,7 月21 日, 报纸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进行小结, 阐述自的观点, 消除种种疑虑。这次讨论, 造成了生动活泼、思想解放的气氛。

第三, 积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7 月份发表各种体裁批评稿件近750 篇, 比6 月份增加了一倍多, 每天平均保持四、五篇。社论文笔尖锐, 评论、述评相当突出,消息、通讯也有评论。有的还配有漫画, 对不良倾向进行讽刺。这些评论, 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在推动报纸批评和扩大报纸的影响力方面, 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 客观公正地报道国际新闻。改变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报道成就不报道问题的做法。6 月底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10 月发生“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对这两大事件都采取客观报道的态度。7 月1 日改版当天, 发表了《波兹南事件详细经过》;10 月27 日至11月10 日, 对匈牙利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11 月10 日还发表了本报记者撰写的长篇综合报道《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和经过》。这样及时报道国际上的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突发事件, 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大大增强了报纸在读者中的信任度。

第五, 副刊面貌焕然一新。按照胡乔木关于要把副刊办成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和副刊品种多样性的要求, 文艺部负责人之一袁鹰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约”, 经过胡乔木几次修改补充并最后定稿,在改版这一天的第八版上刊登。这则稿约体现了胡乔木办好报纸副刊的思想, 勾画了人民日报副刊的基本蓝图。

胡乔木对副刊的关注, 不仅表现在为副刊设计蓝图,而且更多地是为实现这些设想进行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亲自约请党外人士萧乾担任文艺部顾问, 亲自物色、联系作者, 组织队伍, 还亲自修改副刊的稿件。人民日报改版后副刊面貌焕然一新, 同胡乔木为此倾注大量心血是分不开的。

胡乔木提到了当时在党政机关或工农业战线工作的李锐、刘祖春、张铁夫, 提到了在人民出版社当总编辑的杂文家曾彦修（严修）, 亲自给他们写信、打电话, 邀请他们来报社参加座谈会。那时, 著名作家沈从文已经从文坛隐没多年, 胡乔木叮嘱一定要请他为副刊写一篇散文。沈从文的《天安门前》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引起热烈回响。胡乔木还一再提到“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的名字, 要文艺部约这位写副刊文章的老手写稿。胡乔木也谈到周作人, 认为这位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健将,晚节不忠, 文章却是写得好的, 可以约他为副刊写稿而不必署真名。袁鹰等人奉乔木之命往访八道弯周宅, 知堂老人果然应约写了一篇《谈毒草》。短短七八百字,仍是旧时风格。胡乔木还提到徐凌霄、徐一士两位兄弟文人的名字, 文艺部同志辗转探寻, 没有下落, 胡乔木有点憾然。总之, 在胡乔木的提示和直接关心下, 这些作者的稿件充实了副刊的内容, 扩大了作者面, 很受读者欢迎。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双百”方针的精神, 促进编辑解放思想、打破框框, 明白应该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来办好副刊。

胡乔木对副刊工作的指导常常贯穿于一篇稿件的始终。那些他认为可以发表而又写得不甚理想的稿子, 他都细细琢磨, 精心修改, 让它与读者见面, 不惜花费许多工夫。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人民日报》的改版, 推动了全国报纸的改革。特别是党中央8 月1 日批转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改版报告以后,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开展了报纸工作改革的讨论。各地党的机关报和其它各种类型的报纸都从各自的实际出发, 学习人民日报改版的经验, 边讨论, 边改革, 改进报纸的版面, 实际上形成了全国各地党报和各种报纸工作的一次改革热潮。它有力地破除了迷信,冲破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 使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园地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参考文献：

[4]《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M］.人民出版社，1999.

[5] 袁鹰 .胡乔木同志和副刊［N］.我所知道的胡乔木［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6] 胡乔木. 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三）（1991年9 月6 日）,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人民出版社,2003.

[7] 李庄. 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M].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程中原（1937-）, 男, 江苏无锡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胡乔木传记编写组副组长, 张闻天研究专家。著有《张闻天转》《胡乔木转》《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来源：《西部学刊》2013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