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我一辈子的身份——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2】

“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

195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以1954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为基础开办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正式升格为北京广播学院，开了本科办学层次的先河。刚刚大学毕业的赵玉明成为这个新兴院校正在组建当中的师资队伍里的一员。

“广播学院本身条件并不算好：就师资来讲，不论是广播局来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几乎都没有授课经验；就设备条件看，也非常简陋，跟现在没法比。”赵玉明回忆道，“当时广播学院要办新闻系、无线系、外语系，其中新闻系的业务课准备靠我们这十几个人大新闻系的应届毕业生来承担。报到后不久，新闻系领导就问我们，有编辑、采访、理论、历史，这几门课你们愿意上哪门，可以表个态。我当时想，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历史，三国水浒这些历史小说很喜欢看，在人大也学过方汉奇老师讲的报刊史。至于理论，我觉得比较深奥，编采业务又没做过，所以我就说我愿意讲广播史，这样我就到了广播史教研组。当时广播学院新闻系的老师一半是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一半是中央广播局的老干部、老同志，我们就跟着这些老编辑和老记者，一边学习一边备课，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为了给59级的学生讲好广播史课程，赵玉明再次回到母校去旁听报刊史的课程，“听了报刊史，照猫画虎，再准备广播史，因为那时候广播和报纸虽然工具不同，但宣传内容是一样的，讲课的大框架也都是一样的”。不仅如此，赵玉明还饶有兴致地回忆道：“我们最早的广播史课是‘三老带一小’，就是把广播史分成四段，三位‘老广播’分别讲三段，我再讲一段。到第二年给60级上课的时候，四段变成两段，我讲其中的两段，另外一位老同志讲两段。再到后来，就我一个人讲了。”

显而易见，赵玉明起步艰难的教学经历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广播电视学教师集体故事的缩影。值得回味的是，在其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科和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赵玉明也逐渐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广播电视学的教授，慢慢从一个蹒跚学步的青涩教师走上了本系以及学校广电教学科研的领航之路。而这一步一叩首的半个多世纪所凝聚起来的，既是无数个体命运的酸甜苦辣，更是整个新中国广播电视教学科研事业的起转腾挪。

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北京广播学院被“四人帮”一伙污蔑为“黑基地”，全校师生被迫迁往河北保定的望都县农村进行“斗、批、改”，赵玉明也在这段时期跟随着大家一边拿镰刀，一边喊语录。“70年代初，广播学院在‘试行停办’声中下马，停止招生将近10年。学校解散后，我们到干校劳动改造，一般人基本在干校待了三四年，直到广播学院恢复才回来，而我只待了两三个月就回来了。”回忆起那段经历，赵玉明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1970年11月初，中央广播局因为要筹备延安广播历史展览，紧急把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一年以后，展览告一段落，我打点行李准备返回干校，但没想到组织又分配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上班，我参与了报摘、联播节目的编辑工作，干了将近一年半。”

1973年春，历尽低谷的广播学院恢复招生，赵玉明从中央台又回到了当时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广院，一边修整校园，一边迎新备课。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赵玉明也渐渐迎来了他事业的发展：1979年，他成为广播学院第一批硕士生导师；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4年调升为新闻系副主任，后历任代主任、系主任；1988年晋升为教授；1989年3月，经民主评议，出任广播学院副院长，至1998年2月离职；1999年，赵玉明成为广播学院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招收新闻学专业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4年，他又随着学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立担任了流动站的合作导师。“1988年我晋升为教授时已经52岁了，这在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和现在30多岁的优秀青年教师即可晋升教授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赵玉明事业推进的每一个足迹，几乎都折射了北京广播学院事业发展的步履从容以及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个体与环境的特殊。

“笼统地说，我教了30年本科生，20年硕士生，十几年博士生，前后已经50多年了。艾红红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是方汉奇老师的第一个博士后。郭镇之是我的第一个硕士生，是方老师的第一个女博士，我都在给方老师送人才。”赵玉明不无骄傲地笑道。

正如他所说的，从1959年走上北京广播学院本科教学的讲台，到1979年招收第一个广播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再到1999年招收第一个广播电视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年逾古稀的赵玉明如今已然桃李满天下，然而他最念念不忘的却是自己不改初衷、坚守如一的三个“没离开”：“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没离开广电史，没离开学生。”他说得淡然，却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