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我一辈子的身份——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4】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与国内很多知名教授所不同的是，赵玉明在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亲自招收并培养的硕士、博士以及合作的博士后从数量上看并不多，前后算起来，总共带了10位硕士、12位博士，以及3位博士后。

“我是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的，那时候还在新闻系。担任校领导后，虽然还在招硕士生，但基本就是毕业一个招一个，因为多了也带不过来。”1999年开始招博士生后，赵玉明就不再招硕士生了，三年带一个学生的工作量让他在30余年的导师生涯中实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力分配，兑现了“少招生、勤交流、严要求”的工作方针，而这样的原则也为他日后为中国传媒大学实现“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零的突破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薛文婷是我的博士研究生，2010年，她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历史研究（1840-1949）》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这是1999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以来，中国传媒大学第一次获得这项殊荣。我也因此获得了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荣誉证书。其实这个全国优博的产生，绝非我个人之功，但要说几十年来指导学生的做法和体会，我也乐于分享。”

赵玉明认真地说道：“教书这项工作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同时治学应当严谨，对待学生必须要求严格。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人才，就必须从选才开始，但我觉得给学生提供宽松的环境、给他们提供优厚的条件更加重要。现在有不少学校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求本科非得‘211’不可，我觉得这其实是缺乏从实际出发考核真正人才水准的表现，也是不足取的。自古英雄不怕出身低，我们对学生应当尽量做到宽进严出。”

“论文的选题需要根据学生的处境和时代的机遇综合考虑。比如说薛文婷，她之所以写体育新闻史，是因为她硕士毕业后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播系任教，博士入学前后又正好赶上北京奥运会前夕，全国都有一个体育热，在这样的背景下最终定下了这个选题。”赵玉明意味深长地说，“确定研究选题既要适合自己，又需要有创新的价值，既要扬长，也要避短。对于我们老师而言，更要看到学生各种各样的局限性，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条件。”

在薛文婷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赵玉明帮助她积累史料、拓展视野、打开思路。“我专程拜访了她的系主任，我当时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长，提议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名义与体育大学共同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这就是2007年12月在北体大举办的‘奥运传播暨体育新闻传播史研讨会’的由来。薛文婷也尽心竭力地筹备了这次研讨会，会后参与主编出版了50万字的研讨会论文集。而所有这些都为她撰写论文、多方收集史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为一篇论文，开一次研讨会’的特例。”

赵玉明的心血没有白费，薛文婷在恩师的指导和自身的努力下最终完成了一篇公认的佳作，更帮助母校在“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实现了全国百篇优博的重大突破。令人起敬的是，赵玉明用学校奖励给他个人的30万元奖金设立了一个“赵玉明教授研究生奖助学金”，专门奖励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优秀研究生。“这是全校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博士点，不可能有百优；没有众多老师的合力指导，也不可能有最后这个成绩。用奖励所得设立一项奖助学金也是我对社会和学校的感恩回报，因为我上北大的时候也曾享受过助学金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