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发声不应被网络“绑架”

媒体应体现社会应有的道德和良知

长久以来，媒体一直被视作“社会的良心”，不仅在于媒体在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充当了社会的“眼睛”，带领公众去发现那些应当关注和值得关注的事实，更在于对这些事件的选择和报道中，媒体体现了社会应有的道德和良知。

然而，在商业化和娱乐化高度发展甚至几近泛滥的时代，有的媒体却抛却了社会赋予它的责任，将自己理应承担的义务置之不顾，在庸俗化、简单化、娱乐化的潮流中随波逐流，以刺激人们瞪大惊讶的眼睛为快。

在媒体和自媒体勃发的今天，这一现象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打开网页，莫名惊诧的新闻标题扑面而来；打开手机，屏幕上跳闪的新闻推送更是让人连连称奇……一条新闻，不论价值高低，社会意义如何，甚至不管真实与否，只要够劲爆、够吸引眼球，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呈现在公众眼前。更有甚者，有的媒体甚至不惜断章取义、无事生非，以获取点击率为最高目标。

例如，前不久某报刊登文章，援引文件：“通过安全评价并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并另在文中花费相当的笔墨，指出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仍存争议。可当网络转载时，醒目加粗的大标题一律变成“某报：进口转基因大豆放心吃”，引来读者一片质疑。然而，骂声中却鲜有人细读原文一探究竟。结果，冤枉了作者，蒙骗了读者，搅乱了舆论场。

像这样严肃的新闻都可“另辟蹊径”，其他为炒作而炒作的新闻就更可想而知了。近年来，博出位的“名人”一茬接一茬，这其中固然有其本人为出名而不择手段，但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无疑加剧了这股俗流的翻滚。

媒体应主动质疑或澄清非理性情绪的原点和事实真相

媒体一味地为吸引眼球而“尖叫”，就不能不造成偏激和极化现象。生活中的“抬杠”和“挑刺”，在“微时代”的网络话语中，往往能演变为偏执与偏激，煽起强烈的社会负面情绪。

联系早些年李启铭案，一句“我爸是李刚”引发爆点，网上一边倒地攻击李启铭。随着事件发展，偏执不断升级，“李刚有多处房产”、“李启铭将只判有期徒刑3年，监外执行”等声音在网上传播。即使在法院判决公布后，愤怒的情绪依然没有平息。耐人寻味的是，在观点传播的过程中，很少有人质疑这些话的真实性，少数主张客观冷静的声音刚露头，很快就被群体性的偏激所推倒。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舆论态势？执法不严、法治不彰导致了不信任感加剧，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微时代”的匿名表达和碎片化书写，也成为情绪极化的助推器。其显著特征是：强化论点而缺少论证，常常以情绪化的语言打动人而排斥理性讨论，扣帽子、骂人大行其道。比如，药家鑫案一审判决前后，“药渣”、“脑残”等极端攻击性话语频频出现。之后不久，“药家鑫为官二代”的言论更是激起网民的“仇富”心理，“该杀”之声犹如海啸。

此种情绪在法学上被称为“群体极化”，即“社会部分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群体议论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过去，容易形成极端观点的“导火索”往往是触及民族情绪、违背社会伦理纲常的事件，但近年来，“仇官”、“仇富”渐渐成为新的“爆点”，这与网络的匿名传播和非理性发声直接有关。在这种事态面前，主流媒体应该主动发声，质疑或澄清这种非理性情绪的原点和事实真相，引导人们客观地认识和表态。

媒体应担当起维护舆论理性的责任

令人担忧的是，喜欢剑走偏锋、突破新闻报道底线的不仅仅是网络作为，一些传统媒体也不时地爆出“冷门”，让人咋舌。而且，此类现象已经从当初的文化娱乐报道，开始向其他领域蔓延。

比如，一向严谨、客观的经济报道，也出现了有意无意地渲染焦虑、消极情绪，乃至炒概念、贴标签，人为夸大经济发展压力，事实上煽动了社会的焦虑情绪。

关于改革和经济政策的讨论，当然应该是开放和自由的。但作为观点意见的传播者、经济形势的观察者，媒体有责任传递客观公正的市场预期，不应为了夺人眼球而渲染焦虑情绪。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显效需要一定的时间，任何对经济态势的分析都不能脱离这个长期的视野。深入一点说，始终保有这样的长期视野，也是为了避免那种希望短期内迅速推高GDP数字的思路重现，使“可持续”和“调结构”的意图真正得到贯彻。而对阵痛期问题的夸大和渲染，将使遏制GDP惯性思维的改革难上加难。

何况，今年经济运行情况仍然称得上稳定、健康。上半年主要宏观经济数据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平稳，增速处于合理区间。在新华社对多位海外分析人士的采访中，反馈都比较乐观，认为中国经济正在摆脱增长下滑态势，并预计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而非数量的方针，将助力中国经济保持活力和平稳增长。比照李克强总理提出的“防通胀上限”和“保就业下限”，中国经济仍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运行。

一般而言，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越高，市场预期、市场信心等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就越大。这意味着，越是在经济发展压力大的时候，形成舆论理性、树立市场信心就越重要，媒体的角色也就越关键，越需要恪守如实反映经济运行现状的底线。

相反，渲染“钱荒”、“最难就业季”，将局部问题扩大为整体问题，将短期问题夸大为发展瓶颈，将历史遗留问题误读为当前发展问题，等于是在我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添乱帮倒忙。

在这里，各级主流媒体尤其应该担当起维护舆论理性的责任。自媒体时代，公众面临的虽然是海量信息，但遇到重要问题，还是会从主流媒体中努力寻找权威和理性的声音。对主流媒体而言，这种“寻找”是鼓励，也是要求。不回避、不失语的立场，讲速度且有质量的报道方式，积极参与意见碰撞的态度，是主流媒体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传媒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和助推中国改革的途经。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媒体人”成了一种不需要门槛的职业，声音够大够狂便能出名，哗众取宠则是“最佳”捷径。如此，舆论生态的复杂固然无法避免，而更可怕的，却是低俗的内容传播造成社会精神的羸弱甚至溃败。

媒体的良知和操守，在复杂的舆论生态和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弥足珍贵。它恰似一场漫长的自我修行，需要坚定持重的勇气和毅力。不管任何时候，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当意识到“社会的良知”是自己最重要的角色。

（作者：绍兴日报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