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关系主导的关系空间
微信对人际传播空间的构建,还体现在微信营造了一种强关系主导的关系空间,这种关系空间相对QQ的窄化、集中而言,显得更为复杂和宽泛;相对微博的松散、零碎而言,又显得更为清晰和直接。微信的人际传播空间实现了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强关系主导,弱关系退居其次的关系空间。这种强关系的主导趋势,集中体现在微信用户对适合熟人交流的强关系功能模块的选择上。
强弱关系理论源自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人们依赖自己熟悉的人进行社会认知,这是一种“强关系” (Strong Ties)现象;同时,那些看似边缘、陌生的关系也能提供某种社会认知,称之为“弱关系”(Weak Ties)[12]。当然格兰诺维特的视角是基于美国文化的理解。与之相对的,华裔学者边燕杰提出了强关系假设。即认为中国社会并非美国的弱关系社会,而是一个强关系社会[13]。边燕杰教授的观点为解释微信为何回归到一种强关系主导的关系空间提供了一个文化的参照。
智能终端与用户实现了人机空间移动的一体化,微信用户能够随时随地与对方交流信息和分享体验,信息传播的有效到达率和实时接收率大大提高。本文基于对300位微信用户(有效数据296份)关于微信功能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得出如图2所示结果。图文信息传送、对讲功能以及公众号推送成为微信用户最常使用的功能,相比之下,摇一摇、漂流瓶、查看附近的人等功能则只被少部分用户所接纳。参照图1关于各功能模块空间属性的趋向能够得知,总体而言,用于开辟、构建、维持和强化弱关系的功能模块使用率仍处在较低水平,更多的用户选择将其用作熟人之间维持和强化练习的渠道,构建和巩固某种强关系。
图2 微信功能使用情况分析
而这种强关系之所以能在微信上得到如此充分的维系,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微信最初的人际交流对象是来自基于手机通讯录、QQ好友等为代表的熟人强关系人际社交圈。所以微信在构建用户的人际交流关系空间之初,便有了先天的优势,直接嫁接已经相对稳定的关系空间,再运用微信所独有的实时交流和图文音视频并茂的特征进行人际关系的巩固,现实一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强关系空间的构建。
微信相继推出的“摇一摇”、“漂流瓶”和“查看附近的人”等功能,试图将人际交流关系空间扩展到陌生人层面,以拓展弱关系链。但由于强关系链先入为主,弱关系存在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弱关系最终没能在微信的人际传播关系空间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最终处于被淡化的状态。这种强关系主导的关系空间成为了微信用户赖以交流和分享的基础。
三、微信的人际传播模式解读
微信通过构建起一个强关系主导、虚拟关系与现实关系交叠的人际传播关系空间,淡化了人际传播的物理空间属性,强化了人际传播的关系空间属性。微信从人际传播的层面带给了用户良好的信息传播与分享的体验。基于上文对微信人际传播关系空间的分析,以下将通过帕诺阿尔托学派的关系传播理论和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解读微信的人际传播模式。
(一)编码与解码的情境性
帕诺阿尔托学派的关系传播理论认为,传播研究对传播或交流的认识必须要考虑到关系问题,考虑到交流发生于其中的情境(context)[14]。当人际交流进展得比较顺利时。那就意味着交流者双方对“停顿”或者交流的意义有共同的认识。人们知道话语从哪开始, 在哪结束会对关系产生积极的意义[15]。而这种意义得到共识是建立在编码和解码的基础之上。人际传播在编码和解码过程中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境信息才能有效完成对对方所传递信息的解读,并作出相应反馈。
按照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观点,有效的人际沟通需要建立在编码和解码的情境性上,他曾指出,“获得个体的信息,有助于定义情景,能使他人预先知道该个体对他们寄予什么期望,以及他们或许可以对该个体寄予什么期望”[16]。基于互联网的人际传播,不同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模式。在基于网络交流的关系空间中,传受双方对彼此的语境和情景把握上不如“面对面”交流那么直观和透明,因此,需要打破这种情景上的不透明,来实现关系空间在情境性上的提升,构建一个相对透明和更具情境性的人际传播关系空间。基于微信的人际传播模式以其实时交流和图文音视频并茂的特征实现了传受双方编码解码的情境性。
移动互联网在传播空间上实现了人(who&whom)与媒介(in which channel)在空间移动上的高度一体化,提高了人际交流的有效到达率和实时接收率,增强人际传播过程中编码解码的情境性,这对于维系和巩固既有的人际关系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码和解码的情境性能够实现对对方所处情境的某种透视,增进交流过程中对对方语境的理解。Kakihara,M.,&Sorensen,C.在“第35届夏威夷国际系统科学大会”(HICSS35)提出,移动性的三个方面——空间、时间和语境[17]。基于微信的人际传播模式则实现了真正的时空和情景的移动。
基于微信在人际传播的关系空间上呈现出三个新的特性。其一,传播者(接受者)与传播渠道的空间一体化。这是由于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真正实现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绑定,传播者(接受者)能随时随地的保持与智能终端在同一个空间位置上,二者的物理空间实现了叠加,不会由于不方便登陆而错过重要信息,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有效到达率和实时接收率,能很大程度上提高人机交流的效率和体验。其二,实现了时空的移动化。移动化将人际传播的双方从原有的固定空间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可自主转换的移动空间。基于PC的人际传播一定程度上由于传播渠道的位置被固定下来,也使得传受双方被固定在传播媒介的同一空间才能完成人际传播的过程,人成为了被动的一方。而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微信,则通过人机空间的一体化,人被解放出来,成为主动的一方。其三,人际传播的情境性得以增强。微信提供了一种图文音视频全媒体式的实时交流平台,实时交流和图文音视频并茂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传受双方对传播内容进行情景化的编码与解码。
(二)现实场域与虚拟场域的转换
“场域”最初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所谓“场域”,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把它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18]。场域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其维系的关键在于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
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笔者将人际传播的关系空间设定为现实和虚拟两个场域。微信实现了一种以强关系为中心的,现实场域与虚拟场域的灵活切换。过去那种“面对面”式的人际传播模式,传受双方处在相同的物理空间,“当下”与“现场”成为主导互动的重要元素,分开则意味人际传播活动的终止。这种传统的人际传播模式对现场的依赖性极大。但在微信这种强关系主导的关系空间当中,双方本身处在某种强关系的两端,尽管是在一个虚拟的场域,而非“面对面”的现实场域,这种关系仍能得以维系。线上的虚拟场域成为了线下现实场域的一种延伸和扩展,线下的现实场域对线上的虚拟场域又存在某种促进和引导。在基于微信的人际传播过程中,很多情况下,微信用户都能实现人际交流在虚拟场域与现实场域的顺利转换,并以此为循环,根据具体情境选择与对方约定进入何种交流场域。当然,这样的转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强关系主导的关系空间。
某种程度而言,基于微信的人际传播空间将“虚拟”和“现实”两个不同场域空间涵盖其中,并以关系将二者打通,真正实现了两个场域的无缝转换。人际传播中的关系成为了虚拟和现实两个场域得以连结和转换的纽带,也成为了这种人际传播模式得以顺利实现,有效运作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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