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希腊时期“言论自由”

摘 要：西方国家言论自由的产生有赖于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这种制度下呈现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是古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极大贡献。那么，从不同的侧面论述古希腊时期“言论自由”的背景、内涵，分析特定时期“言论自由”的局限性和历史与现代意义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古希腊；言论自由；局限性；意义

古希腊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不管是哲学上、文学和艺术上还是科学与政治上，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一切社会文化发展的前提，也是古希腊人对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希腊城邦被认为是人类共同体的最高形态，言论自由就是产生于这种城邦民主政治的思想中。

一、古希腊时期“言论自由”诞生的背景

古希腊人的言论自由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经历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的，并且在这一个过程中，人们的自由观念也跟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三种关系：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关系。

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1]。古希腊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条件恶劣，人们的生存环境充满了极大的挑战性，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异常的难以消解，因此大多时候人们对大自然的反抗是无力和焦虑的，人们将精神寄托在对宗教的崇拜上，并通过想象创造出了许多征服自然的自然神，获得了他们生存和精神层面的自由。

在古希腊，宗教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宗教信仰、神秘仪式和宗教情绪对其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起着重要影响。宗教是维系古希腊社会组织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宗教作为城邦的头等大事在公民的日常的政治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希腊人观念中，他们只有通过祭拜才能使城邦和自己获得庇护。在神面前，他们都是弱小的，也是平等的，这种观念使得他们后来产生了一种平等的政治心理。

古希腊时代自由风气盛行。当时哲学家色诺芬在各个城市根据道德指摘普通人对于神的信仰，并嘲笑希腊人神学上的神人同形说，“假如牛有两只手，又有人类的能力，那么他们就要将神造成牛的形象了。[2]”他不仅直接攻击了旧神学，同时间接攻击了神话上最有权威的荷马。而他这种攻击因袭观念，诽谤荷马的失德行为并未受到指责和阻止。因此，在自由风气袭来之时，破除正统观念和宗教迷信也随着时代拉开帷幕。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实现了古希腊人精神层面的自由，也促使产生了平等的观念，为民主政治的实现潜移默化的创造了条件。

荷马曾提到，在古希腊暴力充斥着公民的生活。事实上，西方民主史通常都是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之间的好战的希腊城邦的非凡政治开始。而为了外邦对本地区的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干预和侵略，公民们举行了全体公民大会。如何应对外邦的挑战，必须依赖公民们能够平等的发言并在公民大会上慷慨陈词以解决问题。这也意味着，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公开表达意见的形式出现。即使历史学家莫里斯曾经做经典的论断说“城邦是围绕公民权概念建立起来的复杂的等级社会。[3]”而古希腊人已经找到了能够自由的表现自我，完全展现其本性的场所。他们渴望通过一种契约的形式，使自己成为一个公民（唯有公民才享有政治、司法和宗教等充分权益），从而获得公民大会上的表达自由。不仅如此，古希腊人还开始通过理性言说的方式在公民大会和法庭等公共领域中追求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二、古希腊的“言论自由”内涵

言论自由的概念最早可以回归于公元前5至6世纪的雅典式民主思想[4]。正如汤因比所说，当今西方社会和古希腊社会的关系犹如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一般。而要把握现代言论自由的复杂内涵，就首先必须抓住古希腊“言论自由”这样一个的源头。那么古希腊“言论自由”的内涵又是如何定义的呢？笔者认为古希腊的“言论自由”是一种狭隘的自由，一种相对的自由，一种非个人的自由。

（一）古希腊“言论自由”：政治自由

古代希腊的民主制最为发达，尤其是古典时期的雅典。其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特征是主权在民，公民参与民主政治主要在公民大会、参议院和法庭三大机构中进行。以公民大会为例，公民大会一年举行40次会议，投票决定城邦的一切重大问题。所有年满20岁的公民，无论贫富贵贱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对城邦问题进行表决。正如伯里克利所说的：“任何一个公民（除了妇女、奴隶、外国侨民、以及丧失公民资格的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被推选担任公职，这不是一种特权，而是对功绩的补偿。贫穷不是障碍，一个人不论出身多么寒微，都能为他的国家造福。[5]”在创建民主政制的同时，雅典人开辟了自由之风，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平民主义政体的精神即为自由，通常说每一平民政体，莫不以自由为其宗旨。[6]”每个公民可以自由的发言讨论城邦的事务源于雅典式自由的民主政治。

但是，在更大理度上说，这种公民自由发言讨论城邦事务的自由仅仅是一种政治参与的自由，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观也说到：“大家认为只有在平民政体中才可以享有自由，自由的要领之一为人人轮番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另外一个要领为人生应任情而行，各如所愿，人人应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只是这样的自由事实上不能得到，遂有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政治。[7]”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自由已经被政治自由所取代，而言论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它只能在政治自由的庇护下存活。

（二）古希腊的“言论自由”：法律框架下的自由

在古希腊的黄金时代“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历史上达到了空前的民主，人们享受到了宽松的自由生活环境。柏利克里《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在政府工作中享受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也可得到。[8]”从言论表达方面来说，古希腊的人民在不仅在政治生活中享受到平等的表达，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自由的表达。

但是，古希腊的“言论自由”并不是不受限制和约束的，在整个民主政治环境中，公民必须将个人的自由与服从法律结合起来，在他们看来法律是让他们心服的，就像公民大会上的决定是大多数人的意志的体现一样。正如一位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法律是他们的主人，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必须那样做；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怎样的敌人，法律也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要么战胜敌人，要么以身殉国。”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的法律在他们的心中已根深蒂固。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认为，他没有权利不遵守政府的决定，在他获得作为一个公民所有的权利和特权的同时他已经与雅典法律缔结了一张法律契约。苏格拉底用伦理素养约束自己，“一旦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就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在他看来，遵守剥夺他的生命的法律就如同不遵守剥夺他表达自由的信仰。而柏拉图也告诉我们，如果政府试图限制某人的意见自由，那一个人和他的同胞公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不予服从。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根据常规的法律程序，需要他奉献生命和财产，他必须服从；他必须自愿的奉献，在公民活动的某些领域内，政府可以施加控制。在另一些领域内，则不可以[9]。苏格拉底之死成为古希腊民主社会永远的一个尴尬，揭示了民主制度这样一个无解的死亡怪圈：“我誓死捍卫你的言论自由，但你要是用你的言论自由质疑了言论自由，我就让你永远无法言论自由” [10]。

（三）古希腊的 “言论自由”：演说自由

在古希腊时期，公民的“言论自由”还表现为演说自由。演说术，也称修辞术，是一门怎么样有效运用语言的艺术。演说是城邦公民政治活动中的主要方式，它是否具有说服力直接关系到在公共生活中能否赢得支持和获得成功砝码。在柏拉图的《高尔基亚斯》中也提到古希腊城邦的特点—以言治而非以力治，因此可以说在论坛发表的演说比命令或诉诸武力更能有效解决政治问题。所以，在古希腊教育发展历史中，修辞学在学院的各类课程中更受青年的欢迎，成为一种实践和思考大众话语教育学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公民的自由的言论表达创造的了条件。

修辞学作为一种训示规范在古希腊各地传播，一些巡回教师不满足授课，于是在各式各样的受众面前围绕各种主题做演讲。演讲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受众需求，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古希腊克里斯提尼改革后，演说自由的观念逐渐进入眼点人的政治生活。“通过演讲在法庭上说服法官，在参政员说服参议员，在民众大会及其他公民参加的会议说服人民……为你这个善于辞令并说服众人的人。[11]”因此，演讲的艺术成为一种获得肯定和威信的武器。随着修辞学的发展，这些演讲的技巧逐渐被一些人投机利用，并逐渐演变成一种迎合术和诡辩术。

（四）古希腊的“言论自由”：宽松审查制度下的自由

在古希腊雅典，书籍出版前不存在审查，所以著作的传抄不会受到哪个中央组织的监督。在《古希腊的交流》一书提到，在当时的雅典不过有过三次审查，而这些监督行为也只是一种分散的个人采取的行为。因此，公民在极其广泛的范围内实施“言论自由”，尤其是在喜剧里。

借助于喜剧，公民在公共场合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对雅典人言论自由的最好佐证就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从喜剧内容上来看，他的作品粗话连篇，在公开的场合下淋漓尽致的演绎和讽刺顽固的主战派、政治煽动家对人民的欺骗、雅典对盟邦的残酷不公、堕落的城市生活和风气也是家常便饭。此外，在当时具有同样传播力的《阿卡奈人》和《骑士》两部喜剧先后获得头奖的事实证明了雅典自由的风气可见一斑，同时喜剧代表了雅典人追求言论自由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