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天定教授【2】

记者：您从事传媒研究和教育工作多年，在这两方面也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学术造诣颇高。同时出版了很多部学术专著，大都以传媒人的职业道德为主线，您能否就传媒人的职业道德谈谈您的个人观点？

王院长：我是一名普通教师，一直围绕教学做科研，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不是很多，研究水平也不高。因为在学校承担新闻传播法规与职业伦理的课程，所以做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媒体伦理、传媒人的职业道德是当下的社会热点，我觉得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强调：

一是强调专业伦理对媒体行业自身的重要性。媒体的专业伦理是传媒从业者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需要，媒体伦理应该成为每个媒体、每个新闻工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望，而不应该把它视为外界强加给我们的硬性约束。我们只有提升了整个行业的专业伦理水准，新闻工作者才能赢得社会的真正尊重。

二是当下媒体的伦理建设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媒体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个体制性问题，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当下缺少新闻专业主义发育的土壤，比如像有偿新闻等，都是中国畸形媒介体制结出的歪瓜，要杜绝类似现象，根本出路就在于媒体体制的创新，即建立充分开放竞争的媒体市场，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三是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负有重要的道德使命。我们强调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为新闻工作者推脱责任，也决不意味着每个新闻工作者在这种体制内就应该坦然地享受腐败。高度组织化的大众传播时代，媒体伦理既是团体责任，也是个人责任，新闻工作者必须承担责任、肩负使命。

记者：您曾从事过报社编辑工作，有较长时期的媒体从业经历，后又历任兰州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院长，有丰富的业界、学界的工作经验，那么您认为我国现阶段的传媒教育应该加强对学子哪方面的培养，才能更适应传媒业界的人才需求？

王院长：业界的经验，于我而言，已是过去时；在学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关于中国当下的新闻教育问题，社会各界多有评判，知名的新闻传播学院也都有很多经验，我只能补充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

首先，教育的重要职责是传承价值而不是随波逐流。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有人称之为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外，当下正处于新的传播革命发生期，传播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适逢这样一个时代，从社会到传媒行业的种种变化容易让人目迷五色，教育必须对变化做出自己的回应，但是，教育，包括新闻教育都不能随波逐流，盲目追赶时髦不是教育应有的品格。我们要让学生看到世界的变化，但是也应该让他们知道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乃至所需要的能力都是不会变化的。

其次，新闻教育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中国高校的新闻学专业，绝大多数都脱胎于中文系，许多媒体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成见，认为中文是与新闻关系最密切的专业，有些人甚至傲慢地认为，只要学了中文专业的课程，练好文字基本功，就能做记者。但须知，当下社会对媒体的期待，是要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做出理性清晰的分析解读，而中文系的知识训练，却很容易形成一种凌空蹈虚的文人思维，正如著名学者朱学勤教授所言：“文人化的思维惯性在越界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带球越位，将文学思维穿入严肃的理论论证，多半具有‘目的狂’、‘方法盲’或者是‘批判狂’、‘操作盲’的病态激越。” 我国当下的媒体乱象，原因复杂，但与媒体人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这个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当下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必须重视学生的社会科学素养，在校期间就让他们形成基本合理的知识结构。

最后，要重视对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有一次我与一位台湾学者聊天，她直截了当地跟我说，她觉得大陆的许多青年，完全是被“圈养”的一代，事事习惯于等待别人安排。坦白说，这番话让我很受刺激，但也不得不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她所言又是实情。我曾推荐一位学生去广东某媒体实习，他到广东后给我打电话，要我告诉他到那家媒体需要怎么坐车。我们很多学生，包括所谓的好学生，在校时候学习就极为被动，常常等着老师开书单，有些甚至还等着老师送书、等着老师督促交作业。凡此种种，都表明我们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太差，结果是错过了开掘学习潜能的最佳阶段。我在学校时经常给学生讲，不要等着学了新闻采访写作课程才去写新闻，应该在自己亲身的采访写作中学会怎样做报道。学校即使没有开过那门课程，也不能成为不懂该门知识的理由，学生必须要尝试自己主动地去获取知识。现在是一个知识民主化的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多种多样，互联网上知识资源数不胜数，学会自主学习，将会受用一生，而习惯于被“圈养”，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就不会有任何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