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业与新闻人社会角色的历史辨析【2】

二、中国经验：现代新闻业的另类尝试

“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科重建以来，西方现代进步史学对新闻业发展的肯定性叙事在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构成了一套理解新闻业的固定模式。它甚至成了反思中国新闻业发展的“照妖镜”，不断试图在这个显得有些另类的社会中推广成形的西方市场新闻业体制。

以研究中国新闻记者的各种文献为例，最流行的分析范式就是讨论国家、市场与新闻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思路中，“国家”、“政府”、“政党”等分析单元常常被看做是外在于社会公众，甚至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威权力量”、“保守力量”、“传统力量”，而新闻从业者则幻化成“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成了无可置疑的进步力量和威权压制下的弱小反抗者（草根）。新闻从业者“独立”、“自由”的信息传播活动所面临的若干限制成了印证这种对抗性二元关系的论据。与此同时，“市场”的力量则常被当做消解威权的有力手段。有了前面对舒德森理论的解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分析框架与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媒体史观是如此相似，它基本是关于西方现代市场新闻业那种肯定性叙事在中国社会的投射。这样的思路既缺少对文化政治复杂性的把握，也没有对社会结构，特别是都市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审慎考量，更忽视了市场逻辑所制造的保守立场，甚至是压制性能量。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新闻实践范式一直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提供了一条西方现代新闻业之外的另类方案，而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新闻观念在对西方现代新闻业模式的顶礼膜拜中埋葬了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人的独特遗产，也抑制了我们对新闻业社会角色的想象力。

从中国近代新闻业产生伊始，中国都市新闻记者的文化意识就有着独特的个性，这种独特个性正是成就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位置和被动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产生和中国新闻记者的独特社会角色。

首先，与19世纪的欧美新兴资产阶级文化反对传统权威的单一面向不同，近代伊始，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思想就蕴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脱离传统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奔向现代化的理念；二是反抗殖民的民族解放意识。我们可以将这种思想构造称为“双重现代性”。支持商贸、意图发展科技和改造社会制度这些现代思想自然都是当时中国的新生观念。然而，人们往往会忽略“现代性精神”的另一面，即以新闻人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还具有强烈的反殖民意识。正如柯文在分析报人王韬的思想时所概括的，“从这种世界观念在近代中国刚刚出现的时候起，它就暗含着一种强烈的（有时是无声）向西方复仇的不满和义愤之情” 。作为近代最早的报人，王韬所提出的“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 ，即学习先进科技文化，振兴中华，抵御外患正是这代知识分子传播实践的主要政治诉求。因此，与同时期美国新闻业反对党国垄断，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和文化相对性的“杰克逊主义”刚好相反，近代中国报人始终将构建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当做一项重要诉求。这种政治理念兼具反侵略和现代化的双重目标。正如浦嘉珉在描述这一时代新闻业者的职业志趣时所指出的，这些人感兴趣的“并不是‘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而仅仅是那些他们最为关心的，有关中国富强的内容” 。齐慕实也曾提到，“一方面，梁启超等人意在运用新闻媒介来吸引君主的注意，以求说服国家权力核心推动改良；另一方面，战后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极端危急的状况也使得此时中国新闻业的传播内容相比西方更加严肃” 。

由此可见，欧美早期大众化报刊与中国近代报业虽然基本处于一个时代，但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这正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特征。19世纪中期，基本完成了资本所需的现代化和殖民化使命后，欧美社会中国家力量开始隐藏在市场的幕后，这一隐身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新闻媒体和知识界的文化创造。而此时，亟待解决国家建制促发现代化的中国，则面临构建现代政治组织的重大使命。从那时起的几代报人正是在文化上塑造国民认同的关键力量。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记者同盟组织和共产党人的新闻实践。直到二十世纪末大量沿海都市媒体兴盛之前，与民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直是中国现代新闻人的正面宣称。

其次，在19世纪欧美现代新闻业快速兴起的过程中，几乎都出现了都市知识分子与劳工群体分台唱戏的局面。一边是都市中职业新闻记者的商业报刊迅速发展；另一边则是劳工报刊先崛起再衰落的过程。然而在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了一种世界新闻史上极为少见的现象，即知识分子走向劳工，与社会底层相结合，共同创造新型新闻实践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卡伦所使用的阶级分析范式在中国遇到了难题，因为“五四”以后中国新闻史中出现了新闻文化再造的现象，这段历史不简单是阶级对立和资本排斥的历史。众多都市新闻人非但不是以与劳工阶层对立的面目出现，甚至也不是要代表底层劳工，而是创造一个与中国大多数民众共同发声，融为一体的新型新闻业。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五四”之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等刊物的迅速转向上。尤其是《新青年》开始集中精力关注劳工问题，陈独秀此时已经将“新文化运动”在产业层面的目标指认为“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在政治层面的目标指认为“要创造出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 。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不但介绍了欧美和日本的工人运动，而且集中刊登南京、山西、江苏、湖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工人生产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直接面向工人的报刊。这些都市知识分子主办的媒体不但注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沟通工人生产和运动的讯息，而且直接刊登工人自己的诗歌和文章。

“五四”时期这种倡导知识分子与劳工相结合的新型新闻理念和实践一直延续到延安时期。此时的编辑和记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层去采访，还被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主管延安出版工作的博古曾经对即将奔赴基层蹲点驻村的记者讲：“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 。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共产党报刊普遍实行的通讯员制度，这一制度的思路是陆定一所说的“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 。1942年《解放日报》的通讯员已经有2000 多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1100 多人。新华社到1945 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拥有近3 万名通讯员。1948 年仅在华中解放区的新闻通讯员已经有4.6万多人，每月平均投稿约3 万篇 。从当时新闻人的观念来看，大量基层劳动者以通讯员方式参与新闻活动并不是出于扩大新闻线索来源的目的，而是一种打破职业分工边界，强调新闻大众化的努力。新闻人努力的方向不是代表大众观察，代表大众发声，而是为大众提供观察和发声的平台，与此同时成为大众中的一员。这种所谓“群众办报”的理念相比新闻专业主义显然在民主的意义上是更加进步的。它甚至也超越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二分，成为塑造新型政治主体的一股重要力量。

以上所总结的这些新闻人与社会底层相融合的新闻实践在建国后遇到了各种曲折和变革，并最终在市场新闻业大规模植入的过程中渐渐消散。一套源自西方的现代新闻规范逐渐成为中国记者的“目标”、“方向”和“正轨”。 如今，19世纪欧美新闻业的理念不仅看起来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新闻理念更熟悉，而且已经在很大范围内转变成制度性的现实。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的放权，抽空了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的中介协调力量，这为掌握媒体资源的都市新闻人创造了依附资本力量和官僚力量的机遇，客观上造成了这一群体文化意识的整体转向。在经济和市场属性更被传媒行业看重的今天，新闻记者整体上正在转变为服务业的劳动力，而不再是创造新社会的政治主体，更有甚者，由于新闻生产中的“去政治化”逻辑，他们也不再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

从欧美和中国的经验来看，现代新闻业的产生和变革是无法规划的历史事件，是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然而，当代我们对新闻业的主流认知，却是规范性的，即使是名为新闻史的写作，提供的也常常是一套反历史的驯化观念。我们用欧美现代市场新闻业的诞生和20世纪中国新闻人的独特经验来讨论“什么是现代新闻业”，目的并不是展现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而是要展现一种认识新闻业，认识新闻记者的思路。今天，中国的新闻记者面对行业的种种痢病、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面对全球化的各种危机，更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新闻文化和新闻实践，让我们从反思新闻业的历史，反思自身的社会角色和文化意识开始吧。（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