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刁亦男、宁瀛：中国电影更自信地面向世界

版式设计：蔡华伟

　　《白日焰火》，今年年初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摘得最佳影片金熊奖与最佳男演员银熊奖；《警察日记》，去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男主角奖。这样两部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不约而同地选在3月21日全国上映。本报记者为此对话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刁亦男与宁瀛，聆听他们对中国电影的感悟与心声。

　　——编者

　　刁亦男

　　用电影照见人心里的微光

　　3月19日，记者见到了刁亦男。颀长的身形、黑色条绒衬衫、始终没有摘下来的墨镜，这让他更像一位隐世的观察者。

　　记者：《白日焰火》准备了8年，剧本写了3稿，在这样一部电影里，你最想表达什么？

　　刁亦男：这里面有关于人性、关于社会、关于我内心冲动的展现。我总是喜欢关注失败的人、沉沦的人、不如意的人，关注他们最后是怎么站起来或者试图站起来的，我喜欢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个人内心是不是都有脆弱或者阴暗的角落，如果有的话，我想这部电影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孤独。我觉得社会中大部分人都曾有过理想，但后来可能被磨平了，沉入到生活的浊流中，但是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一点微暗的火，永远都会保留在那里，那是一种温暖、慰藉。这正是我想传递的。

　　记者：影片的最后，男女主人公重燃对生活和爱情的希望。你是怎样把握和处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刁亦男：作品中很多东西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梦，它让你寻找到了某种释放的空间。观众也是在这里寻找自己的梦，寻找影片和自己情感的交叉点，或慰藉，或启发，电影传递的无非就是这些东西。

　　这部电影的结尾可能更开放一些，但总的意思我觉得是让人揪心的、不安的，但是又充满希望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没有绝对的希望，也没有完全的绝望，它总是在纠结中给你某种启迪，或者暗示某种召唤。所以我把现实中不能实现的英雄梦，或者不能在现实中铺陈的情感和冲动通过电影来完成。它可以是你的另外一次人生，或者另外一次约会，让你的生活和内心因此活跃起来。

　　记者：表现自我冲动的时候，电影也在跟市场磨合。商业诉求对影片的改变是什么？

　　刁亦男：无非是增加了案件的悬疑性。我们从小都是看好人抓坏蛋的故事长大的，我们也爱听鬼故事。案件的奇观性、气氛的恐怖，都会令观众揪心地看下去。爱情的元素也和案件结合在一起，成为重要线索。有了这两方面，商业元素就非常充足，你只要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把它处理得更自然、更好。

　　记者：商业诉求会干扰到最初的创作意图吗？

　　刁亦男：这个电影准备的过程一直是和市场和商业不断沟通的过程。其实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是可以找到契合点的，只是在我们的电影里比较少，要么是特别商业的、动作的，要么是特别艺术的、实验的，要么是特别写实的、批判的，没有通过想象把现实过滤成一个故事。我老觉得，经过想象的真实才是内心真正对现实的认知，这个真实可能更可信。

　　记者：现在一些电影，虽然在商业上成功，但可能思想艺术含量并不高。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刁亦男：我觉得这是一种过程。市场越来越庞大，大家意识到电影作为工业产品可以去盈利了，这是一件好事，会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创作才能慢慢改进。我们看了很多在工业化层面非常突出的电影，而随着市场的扩大，观众会细分出对艺术片，或者具有独立精神的电影的需求。

　　这次《白日焰火》上映，很多人都在关注它，大家一方面很兴奋，一方面也捏了一把汗，希望有好的市场成绩。我能解读出这背后的一些潜台词，似乎希望它的上映和市场成功能带来某种平衡，满足我们对人生、对美的认识。我觉得不用担心。可乐永远是饮料界的票房冠军，鲜榨或者矿泉水都比不过可乐。大众为什么会喜欢可乐呢？因为它刺激，口味比较重，这似乎就像人性一样，它总是趋近那些简单、通俗、很快就可以感受到刺激的东西。这跟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关系。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工业电影，只要阳春白雪。没有工业电影怎能体现出阳春白雪的价值？反过来，工业电影也会因为有阳春白雪的存在而显现出独特魅力。这是相辅相成的。

　　宁瀛

　　时代赐予的感动是复杂的

　　很难想象一部表现英模人物的影片能够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重要奖项，但宁瀛的《警察日记》却做到了。从东京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主任矢田部吉彦的评价中不难发现，《警察日记》向国际社会传递的不仅仅是中国当代英模人物的事迹，而是整个中国社会今天正在经历的巨大变迁。

　　记者：作为一部表现英模人物的主旋律影片，《警察日记》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比较重要的电影奖项，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您觉得其中的关键在哪里？

　　宁瀛：这可能跟我一贯的创作态度有关，我不喜欢带着成见去创作。《警察日记》是根据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公安局局长郝万忠的真实事迹改编的。郝万忠是英模，但在创作时，我不会受到他身上的光环和已经获得的荣誉影响。

　　在创作之初，我之所以关注这个人物，是因为他作为人本身的性格的复杂性。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努力让影片提供一种开放的视角，关于郝万忠的种种，我不想试图为他的一生定调，而只是呈现他的丰富性。在影片中我特意设置了记者这个人物，让他带着疑问和思考与观众一起走近人物，在这过程中，对于每位观众来说，能看到什么、看到多少，很大程度上是由自己决定的。

　　记者：具体来说，郝万忠身上什么东西吸引了你？ 

　　宁瀛：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也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性格有丰富的层次。比如他对一直不能侦破的“12·9”命案非常执着，我们翻看了他当刑警以来的68本日记，发现每一年他都会重新梳理案情过程，他日记里的一句话让我浑身血流加速：“几年来，没有一天忘记‘12·9’命案，没有一天忘记案件中死掉的三条人命。”从他第一天当刑警，一直到他去世，13年里，这个专案组始终没有解散，他不能原谅这种事情的存在。直到他去世前两周，他又回到案发现场，当时屋子里全是鲜血和蜘蛛网。

　　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12·9”命案固然是他的一个遗憾，而他人生的另一个遗憾却是对家人的愧疚。这两种遗憾，我都努力在影片中表现，因为我想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

　　记者：东京电影节竞赛单元主任矢田部吉彦曾经在评价《警察日记》时说，通过这部电影可以看到一部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偏远地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您认为，《警察日记》向世界传递的中国当代社会是什么样的？

　　宁瀛：郝万忠的故事和他性格中的复杂性，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复杂性。我的电影总是关注那些个性鲜活的人，有时代痕迹的人。我非常看重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人和事，只要人和事是真实存在的，我就觉得这里面有可以无限挖掘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而电影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用影像记录历史，我希望找到与时代休戚与共的人物。

　　对于国际电影界来说，我想他们首先是被这个人物打动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一个不带成见的、比较真实的中国社会。其实国外很多人非常渴望看到中国的现实，但往往他们看到的是两个极端，要么是我们极力想呈现给他们的，要么是被挤压在边缘的、扭曲的、阴暗的，这让他们感到迷茫，甚至怀疑。当然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我们的成见。而我试图去做的，就是通过尽量冷静客观的电影语言，让他们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中国社会，获奖的事实说明他们愿意相信影片里所呈现的事实。

　　记者：有评论认为，《警察日记》传递了一种力量，这是一种“相信人”的力量。您怎么理解这种力量？

　　宁瀛：艺术的创作宗旨之一是对人类的潜能的呼唤。对于现实，不能简单地指责，而要怀着对它的感动去表现。我们的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希望用更多的体谅和更大的胸怀去贴近它、理解它，通过电影的呈现让更多人感受它，唤起对未来的希望。

　　我跟我电影里的人物有很深的认同，不管他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因为我始终把自己作为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一部分来看待，我想这是今天的社会需要的情怀。

　　《 人民日报 》（ 2014年03月21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