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对抗走向协商：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困境

【摘要】：政府和公民本应是一种相互信任的契约关系，公民让渡部分权利，政府为公民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安定的社会秩序。但是在现实语境中，官民关系尖锐对立。以微薄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赋予了普通公民更多的话语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博弈的格局。技术乐天派认为新媒体最终会促使官民关系走向和谐。但反对的声音认为新媒体并没有改善官民关系，反而在官民力量差距缩小后，双方处于了更紧张的对立。本文将从公共政策的理论资源出发，采用“事件过程”和分层抽样的方法对一起微博舆论热点事件进行分析，期冀探索官民关系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走向。

【关键词】：新媒体、政府、公民、公共政策、话语策略、对抗性互动

 

一、研究缘由：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更加全面的变迁和转型。著名学者孙立平提出这种变迁是“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变迁，从社会依附国家向重建市民社会的变迁，从用运动式的动员方式向科层式，常规化的动员方式变迁。”[①]转型意味着政治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也意味着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格局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激发各种潜在的矛盾。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也应正了这一点。

    政府和公民本应是一种相互信任的契约关系。公民让渡部分权利，政府为公民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双方是一种相互协商的关系。但是现实中，中国大多数群体事件都是因为官民尖锐对立而引发。中国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并且公民处于弱势地位。官民尖锐的对立情绪，使得政府信任面临赤字，政策的合法性遭到不断质疑。

    有学者认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赋予了公民话语权，改变了双方博弈的格局。传统的公共决策中，政府掌握了决策资源和话语权，经常为了自身的利益忽视公民利益，而处于弱势的公民没有表达的渠道，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新媒体出现后，普通公民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在利益受到忽视或者损害时，他们可以通过新媒体表达、动员进而抗争。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朝着和谐关系的方向变化，还是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抗？所以本文关注的就是政府和公民在新媒体环境中权力关系的变化。

 

二、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公共政策理论资源来分析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公共政策是政治学中的重要概念。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过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②]从这个概念中可以看到政府和公民是政治决策涉及的主体，在公共决策的制定过程中，他们为了自己利益相互博弈。因此公共政策的过程也可以看成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一种互动过程。

    但是现实中的公民处于博弈的弱势地位。许多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忽视了民意，并导致了群体对抗事件的发生。有文章分析2007年厦门PX事件发生的原因，认为虽然厦门政府“只注重手续完备和程序合法，实际上只是完成了法学意义上的公共政策合法性，对于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也就是政策主体必须在尊重民意和了解民意的基础上制定公共政策）厦门市政府无疑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③]随后的广州番禹垃圾场选址引发的群体事件也是由于“制定环节的失误，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实施环节上的失误，公示、听证制度的缺失，工作程序的缺失；管理评估环节的偏误，政府、民众、专家之间“信任资本”的缺失。”[④]从这些群体抗争事件中，民意被排斥在政府公共政策之外，政府和公民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是一种刚性对抗关系。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特别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兴起，赋予了公民新的话语权。“赋权是西方社会科学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术语，它是一个多层次、宽泛的概念体系，但从个体层次来看，其核心界定是赋能或者是一种自我效能，它源于个体对自主的内在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赋权就是通过提升强烈的个人效能意识，以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动机，它让个人感受到自己控制局面的过程。”[⑤]新媒体对公民的赋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博弈格局。有的学者认为公民的网络参与有助于“（1）明确公共政策公共性价值取向；（2）克服政策参与主体的单一性；（3）有助于规范公共政策的程序。”[⑥]不过 Rabia Polat对“互联网会推动传统政治参与的发展这一命题的各种假设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最后得到结论：最多信息资源的互联网为公民提供了了解政治问题的大量知识。但是这种知识的获得必须有两个前提：公民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和接触处理信息的能力。互联网确实促进了一个更加信息化的社会，但是这种信息化与公民的政治参与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如果将互联网视为一种交流的媒介，它确实增加了人们交流的能力。但是······互联网并不能取代传统的交流方式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互联网对网络的政治参与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互联网被应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必须详细地调查研究。”[⑦]

    那么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语境下，互联网对于政府和公民的关系能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是像乐观派预测的那样，新媒体对公民赋权促进了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参与，进而达成公民和政府的协商；还是在新媒体的环境下，政府和公民之间有更复杂互动关系，之前的对抗因为双方力量差距缩小而变得更加尖锐。这是本文期冀回答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文章选取了在微博引起热议的“延安城管踩人事件”作为分析的案例。

    首先采用“事件过程分析”方法，事件过程分析方法是孙立平提出的研究策略，“任何研究策略都不可避免地会设计描述和分析两个方面。描述的任务是再现，分析的任务是解释，而描述是分析的基础。”[⑧]过程事件分析的方法强调“在动态叙事的基础上分析，将研究对象转为成为故事文本。”文章将展现“延安城管踩踏事件”的动态发展过程，根据特殊的时间节点，把事件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部分，作为后面分析的基础。

    其次，在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主要方式是表达自己的声音。政府和公民的互动，表现为微博中公民话语和政府公共政策之间互动。鉴于文本数量的庞大，文章将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公民微博进行抽样。然后对通过样本分析网民的话语策略，并且对比网民话语策略和政府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

 

三、案例分析

    （一）初始阶段：公民谴责城管暴行，质疑政府腐败。政府迅速处理违法城管。

    在6月初，一段名为“实拍：延安城管暴力执法，双脚跳起暴踩男子头部”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引发了大量网民围观。视频显示一群身穿制服的城管和一个商户在人行道上争抢自行车，随后这位商户摔倒，一名壮硕的城管双脚挑起踩向男子的头部，男子头部血流不止。这段视频中的暴力元素激发了网民对延安城管的指责。

    延安城管局迅速发布回应：“对于5月31日执法当中的所有相关人员，一律予以停职、待岗调查，包括监察支队分管副支队长高丹(当日未参与执法)、凤凰大队大队长赵振刚(当日参与执法，正式编制)、副大队长李志成(参与当日执法，正式编制)、中队长张琦(视频中光头男子，参与当日执法，正式编制)，还包括当日参与执法的另外四名临时聘用人员(视频中黄衣女子及双脚跳起踩踏商户男子均为无正式编制人员)”。[⑨]但是延安城管局的回应并没有缓解舆论压力，其中“临时工”的表述引发了新一轮的舆论热潮。@庄子慎之的微博：“居然是临时工，竟然是临时工，果然是临时工，当然是临时工。”概括了公众的心理。随后，延安城管局所在的办公大楼——城管大厦进入网友的视线。网友称这座与宝塔山隔河相望大楼有30层。大楼的奢华和延安城管局的规模的反差引起了网友的质疑。也标志着事件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公民对事件本身的关注转移到了对政府腐败行为的关注。

    6月7日，人民网报道，有市民在城管大厦拍到延安市城管局长张建朝的座驾是一两丰田霸道越野车。经专业人士辨认，这辆车的最低配报价也要四十多万。《新京报》等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再次在网络行掀起了舆论高潮。

    豪华大楼和局长豪华车使得延安城管局陷入了公共危机之中，而且是超越原本事件更大的危机。网民的舆论指向了政府最害怕的腐败问题。

    同样在6月7日，延安市城管局局长张建超就延安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向受害者刘国峰鞠躬道歉。事件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二）深化阶段：公众质疑政府腐败 政府回应豪华办公室，豪车和伪造道歉信

    首先延安城管对豪华大楼和豪华公务车开始调查。6月7日，百度贴吧“延安吧”出现了一篇名为“致广大关心‘延安5.31事件’网友的一份信”。这个发帖人称事件受害者刘国峰委托自己讲道歉信发布于此。但是网友认为这封道歉信逻辑严谨，官腔严重，并且处处为城管局开脱。6.12日在《新京报》的采访中，刘国峰承认道歉信并不是自己的想表达的真心话。更是引起了网民对官方绑架式道歉的质疑。

    （三）延伸阶段：公民消费娱乐新闻事件，政府沉默

    从6月14日开始，随着延安城管局对这一事件处理结果的公布，舆论的关注开始降温。公民开始娱乐消费这一新闻事件。由于中国足球队在期间0：5惨败给泰国队，微博出现大量的戏谑的话语：如果中国队派城管出战应该会大胜。当钓鱼岛危机升级的时候，同样的话语称，可以派城管保卫钓鱼岛。随着事件走向娱乐，公众对于事件本身的关注减弱。而且话语一直延续。为了研究的方便，文章将分析的日期截止到6月21号。

时间	事件阶段	公民舆论	公共议程
5.31-6.7	初始阶段	谴责城管暴行	合理处理暴力执法人员
6.8—6.12	核心阶段	质疑政府腐败	回应豪华办公楼，豪车
			回应道歉信造假
6.14—6.21	延伸阶段	娱乐消费新闻事件	沉默

    从这个表格中可以看出，随着事件的发展，政府的公共议程也不断变化的。从应对事件本身危机的公共决策，延伸到应对制度危机的公共决策。在这个过程，公众对于公共议题的演变发挥重要的作用。下面本文将从公众话语策略的角度对这种作用进行分析。

四、研究方法：

    （一）样本的选择

    文章将以新浪微博为分析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对事件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微博分别抽样。在每一个阶段构造一个24小时单元日。因为涉及此事的关键词有“延安城管暴力执法”、“延安城管跳踩商户”、“延安城管大厦”、“延安城管局长豪车”、“延安城管伪造道歉信”等。所以，文章选择以“延安城管”为搜索关键词，利用微博的高级搜索功能对微博文本进行筛选，选择在这一时间段内非官方微博的内容。

    在第一阶段，抽样从5月31日0:00开始。为了保障所有的时间段（1h）都被抽到，每天抽样的起始时间推后一个小时。每个时间段内我们抽取1页微博进行分析。 (说明：每个时间段是一个小时，比如0:00是指从0点到1点之间，23点是指23点到0点之间，为了行为方便，分别使用0:00、23:00表示。)

通过抽样，本文在5.31——6.7之间构造了0:00——23:00的单元日。

31号从0:00开始，接下来是8：00、16:00；

1号从1:00开始，接下来是9:00、17:00；

2号从2:00开始，接下来是10:00、18：00；

3号从3:00开始，然后是11:00、19:00；

4号从4:00开始，然后是12:00、20:00

5从5:00开始，接下来是13:00、21:00；

6号从6:00开始，接下来是14:00、22:00；

7号从7:00开始，接下来是15:00、23:00；

    第二阶段是6.8——6.13。抽样从6.8号0:00开始，同样每天一次推后一个小时，每隔6小时抽取一个时间段。

8号从0:00开始，接下来是6:00、12:00、18:00；

9号从1:00开始，接下来是7:00、13：00、19:00；

10号从2:00开始，然后是8:00、14:00、20:00；

11号从3:00开始，然后是9:00、15:00、21:00；

12号从4:00开始，然后是10:00、16:00、22:00；

13号从5:00开始，然后是11:00、17:00、23:00；

通过抽样，6.8——6.13之间也形成了一个0:00——23:00的24小时单元日。

第三阶段是6.14——6.21之间。采用同样的方法构造单元日。

14号从0:00开始，接下来是8：00、16:00；

15号从1:00开始，接下来是9:00、17:00；

16号从2:00开始，接下来是10:00、18：00；

17号从3:00开始，然后是11:00、19:00；

18号从4:00开始，然后是12:00、20:00

19从5:00开始，接下来是13:00、21:00；

20号从6:00开始，接下来是14:00、22:00；

21号从7:00开始，接下来是15:00、23:00；

   （二）话语策略分析：

    本文将采用批判话语分析网民的话语策略，话语策略从“关注网民‘说什么’转变为关注他们‘怎么说’，是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之上，受到图式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影响，但是更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来自以哈利迪为首开创的系统功能语法分析。”[⑩] 批判话语分析不同于之前与语言学上的话语分析，它不仅分析话语表层，更强调话语和社会文化互动的关系“Fairclough将CDA(批判话语分析)研究分为3个层面，即文本特征描述、话语实践的阐释和社会实践的解释。”[11]本文采用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即话语框架、责任归因、情感态度。通过对话语框架的分析可以得知网民对事件的聚焦点，以及与政府公共决策之间的关系。责任归因则是希望分析网民对不同聚焦点的责任主体的认定。情感态度是希望分析网民情绪在事件中的演变，特别是政府公共决策之后的情绪反应。

 

五、研究结论：

    （一）第一阶段的网民话语策略分析：

    首先网民使用的话语框架数量最多的是“谴责城管暴力执法”，一共出现了284次。

    下面依次是“对城管局处理的不满（将打人城管定性为临时工）”，一共出现了112次。

   “质疑城管局豪华办公楼、豪华公车”的话语框架出现了92次。

    “城管成为抹黑延安形象”的话语框架出现了8次。

    “反思城管制度的设置”的话语框架出现了3次。“

    其他话语框架出现了45次。

第一阶段网民话语框架分布

话语框架	出现次数	出现比例
谴责城管暴力执法	284	52.2%
对城管局处理的不满	112	20.5%
质疑城管局豪华办公楼、豪华公车	92	16.9%
城管成为抹黑延安形象	8	1.4%
反思城管制度的设置	3	0.5%
其他	45	8.2%

    其次在责任归因上：将责任归结整个城管群体的话语最多，为165次。其次的责任主体是延安城管局，为142次。将参与打人事件的城管归为责任主体的话语为71次。责任归结为城管体制的话语出现了4次。其他责任归因为50次。

第一阶段责任归因分布

责任归因	出现次数	出现比例
城管群体	165	38.1%
延安城管局	142	32.8%
参与打人事件的城管	71	16.4%
城管体制	4	0.9%
其他	50	11.5%

 

    在情感态度上，网民话语中最频发表达的态度是愤怒，共出现256次。戏谑的态度出现了74次。反思和质疑的态度共出现22次。其他或者中立的态度出现31次。

第一阶段情感态度分布

情感态度	出现次数	出现比例
愤怒	256	66.8%
戏谑	74	19.3%
反思和质疑	22	5.7%
其他	31	8.2%

    在事件的第一阶段，公民最先形成的，也是最主要的话语框架是谴责延安城管的暴力行为。延安城管局迅速做出了回应，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处理。但是公民对这一公共决策并不是很满意。并且将对城管的质疑迅速地扩展到对城管局的质疑（质疑豪车豪华办公室）。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城管局局长亲自出面向受害者道歉。

    在责任归因上，打人的城管，城管群体，和城管局都成为主要的归因群体。责任归因群体的广泛性说明了在当下，个体事件可以引发整个政府的治理危机。

    在情感上，这一阶段的主要情感态度是愤怒。这与此阶段的话语框架一致。

    （二）第二阶段的网民话语策略分析：

  网民使用的话语框架最多的是“质疑被暴踩商户发布致网友公开道歉信”出现了128次”。

“谴责城管暴力执法”出现102次。

“局长道歉”的话语框架出现了30次。

“对城管局处理的不满（将打人城管定性为临时工）”的话语框架出现了20次。

“质疑局长豪华公车、豪华办公楼”的话语框架出现了25次。

 “抹黑延安形象”的话语框架出现了9次。

    其他无关话语框架出现65次。

第二阶段网民话语框架分布

话语框架	出现次数	出现比例
质疑被暴踩商户发布致网友公开道歉信	128	33.7%
谴责城管暴力执法	102	26.9%
局长道歉	30	7.9%
质疑局长豪华公车、豪华办公楼	25	6.5%
对城管局处理的不满	20	5.2%
抹黑延安形象	9	2.3%
其他	65	17.1%

 

    在责任归因上，将责任归因为城管局（长）的话语出现139次。归因为参与打人事件的城管的话语有88次。归因为其他的有68次。将整个城管群体作为责任主体的有28次。归因为临时工制度不合理的有17次。归因为城管体制的有5次。

第二阶段责任归因分布

责任归因	出现次数	出现比例
延安城管局（长）	139	40.2%
参与打人事件的城管	88	25.5%
整个城管群体	28	8.1%
临时工制度不合理	17	4.9%
城管体制	5	1.4%
其他	68	19.8%

 

    在情感态度层面，表达愤怒的话语有153次。表达质疑和反思的话语有79次。中立以及其他的话语出现了42次。戏谑的话语出现了36次。

第二阶段情感态度分布

情感态度	出现次数	出现比例
愤怒	153	49.4%
反思和质疑	79	25.4%
戏谑	36	11.6%
其他	42	13.6%

 

    这一阶段的公民话语框架仍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延安城管打人的愤怒和指责，继续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是质疑和不满延安城管局的针对事态发展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对打人城管的处理、伪造道歉信等。说明延安城管局此时的公共政策还没有获得舆论的谅解，仍然处于公共危机之中。

    第二阶段的责任归因城管局成为了主要的归因主体，说明了此刻的危机主体已经从打人城管上升到了城管局。在这种不信任的舆论环境中，城管局的处理措施也难以获得合法性。

    在公民情感上，虽然这一时期公民情绪还是以愤怒为主，但是出现了反思的声音。

 

    （三）第三阶段的网民话语策略分析：

    这一阶段使用最多的话语框架是 “戏谑城管”，出现了70次。（这里的其他主要是讲延安城管和其他事情联系起来，比如中国足球惨败给泰国，网民戏谑可以将城管组成足球队等）

   “谴责城管暴力执法”的话语框架出现了67次。“

   “质疑被暴踩商户发布致网友公开道歉信”出现了42次。

   “对城管局处理的不满（将打人城管定性为临时工）”的话语框架出现了19次。

   “局长道歉“的话语框架出现了11次。

   “质疑城管局豪华办公楼、豪华公车”的话语框架出现了8次。

   “抹黑延安形象”的框架出现了2次。

第三阶段网民话语框架分布

话语框架	出现次数	出现比例
戏谑城管	70	31.9%
谴责城管暴力执法	67	30.5%
质疑被暴踩商户发布致网友公开道歉信	42	19.1%
对城管局处理的不满	19	8.6%
局长道歉	11	5.1%
质疑城管局豪华办公楼、豪华公车	8	3.7%
抹黑延安形象	2	0.9%

    在责任归因上，归结到参与打人的城管身上的共50次。责任归因到城管局（长）的共出现了48次。责任归因到城管群体的有25次。责任归因到临时工制度有18次。

    责任归因到城管体制的有2次。责任归因不明显或者“其他”的有64次。

第三阶段责任归因分布

责任归因	出现次数	出现比例
参与打人的城管	50	24.1%
城管局（长）	48	23.1%
整个城管群体	25	12%
临时工制度不合理	18	8.7%
城管体制	2	0.9%
其他	64	30.9%

    在情感态度上，表达愤怒的话语有85次。表达戏谑的话语有75次。表达反思与质疑的话语有43次。无情感态度有4次。

第三阶段情感态度分布

情感态度	出现次数	出现比例
愤怒	85	41.1%
戏谑	75	36.2%
反思和质疑	43	20.8%
其他	4	1.9%

    在事件发展的最后阶段，戏虐性的、娱乐性的话语框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最初愤怒质疑并没有随着戏谑消失。公众对政府处理不满的话语框架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

    在责任归因上，打人城管、城管局以及城管群体仍然是主要的归因主体。

    在情感态度上，除了愤怒以外，戏谑的声音开始增多。

 

六、网民话语策略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对抗性互动关系以及成因：

    （一）话语框架的对抗：对抗性解读公共决策

    事件的初发期，网民采用的主要框架是“谴责城管暴力执法”。为了平息舆论，延安城管局做出了对当事人的处罚决定，将打人城管停职，声明打人城管是临时工。但正是这个声明，触发了民众敏感的神经，因为临时工可以说已经成为政府的在规避危机的惯用方式，此次抛出这样的声明无疑是火上浇油，网民迅速地采用了质疑临时工的话语。城管局的最初的处理并没有获得舆论的谅解。

    随后公民开始质疑城管局的腐败，质疑话语的范围扩大。为了应对网民对于城管局的指责和愤怒的情绪，政府作出了让受害者发布公开信企图缓解舆论。但是网民继续采用质疑的话语策略，质疑受害者的公开信是否在政府的诱逼下完成的。局长到医院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被网民解读为作秀行为。在事件第二阶段中政府的公共决策依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而且是处于一种被动应对的状态。

    在事件的第三阶段，虽然公民舆论走向了娱乐和戏谑，但是对政府公共决策的质疑声没有消失。而此刻的政府处于一种沉默的状态。

    （二）责任归因的对抗：从城管个人到政府

    在事件初期，网民迅速把责任归因为参与打人事件的城管，以及整个城管群体。参与打人的城管是新闻当事人，成为了讨伐的对象。由于城管在民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也成为了讨伐对象。延安城管局作出的回应还算比较快。也是针对网民的责任归因，并且将责任主体归因为延安城管局。但是城管局使用了临时工的说明，网民认为城管局在包庇相关人员，规避自身的责任。延安城管局的第一轮的公共决策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引火上身。在这样的思路引导下，网民迅速扒出了延安城管局的豪华大楼和局长的豪华公车。这无疑又是网民神经敏感之处。在一片讨伐之中。延安城管局陷入全面危机。随后不管是道歉，还是公开信，延安城管局已经丧失了可信度。在整个事件中，打人城管和延安城管局一直是主要的归因主体。

    （三）情绪表达的对抗：从愤怒走向戏谑

    网民的情绪就是以愤怒贯穿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在事件的第二阶段，理性的反思开始多了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其他新闻的发生，延安城管打人事件逐渐退热。到了事件发展的第三阶段，网民很大一部分微博只是将这个话题与当下的新闻的结合消费、娱乐新闻话题。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网民戏谑可以让城管去保卫。中国足球惨败给泰国，戏谑如果是城管组队的话，一定无敌。表达的情绪中质疑和反思的部分减少。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公民话语框架和政府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过程。首先双方一直处在对抗性状态中。延安城管局的每项决策都没有获得舆论的谅解，公众运用质疑的话语框架，不断推动事件的发展，并且始终将责任聚焦在政府和相关责任人身上。而且愤怒的情绪一直贯穿事件全过程。其次政府的公共政策是一种被动的应对。基本上都是为了回应舆论的质疑，处在被舆论牵着鼻子走的状态。

    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他们之间是一种契约的关系。“政府的目的是持续地获得公民的信任，各取所得，保证契约的稳定存在。”[12]许多人寄托新媒体改善我国政府和公民的关系。新媒体为普通公民赋权，使得他们可以参与到政府的公共决策中。但是通过案例的分析发现新媒体没有改善政府和公共之间的关系。面对强势的政府，公民只有不断地采用对抗式的话语策略，形成强大的舆论，才能形成对政府的决策压力。双方之间的信任进一步地被新媒体撕裂。对抗成为常态。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政府习惯性地采用内输入式的公共决策模式，排斥民意。新媒体赋予了公共话语权，改善了博弈中的劣势地位。政府和公众为了自身的利益互不妥协，形成了对抗关系。

    其次，公民话语策略的局限性。在延安城管踩人事件中，公民更多地采用了愤怒，戏谑的情绪，而不是理性地质疑和反思。责任归因始终围绕着打人城管和城管局局长，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反思很少。这导致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关于城管打人的新闻太多了，每次都是戏谑的狂欢，而不是真正的反思。

七、重塑政府和公民的和谐关系

    在当下官民对立情绪越来越尖锐情境下，在政府面临信任赤字情况下，在新媒体成为公共为数不多的参与政治的途径下，需要双方调整心态，利用好新媒体，是双方由对抗性互动向协商性互动的良性关系转变。

    首先，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公共政策模式，由内输入式为主转变为外输入和内输结合的协商式模式。王绍光按照输入方式将我国的公共政策方式模式分为：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上书模式、借力模式和外压模式。并认为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借力模式和外压模式频频发生。[13]但是外压式和借力式的模式并不是理想的决策模式，真正完美是协商式的决策模式。当政府进行某项公共政策的时候除了程序合法以外，也应该及时地吸纳公众的意见，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在这种良性的互动协商过程中，政府和公众双方的关系也会从对抗逐渐走向协商。

    其次，政府应该积极利用新媒体，创建平等开放的交流平台。在“延安城管踩人事件”中，可以看到政府相对于公民的舆论多是隔空喊话。许多决策并没有真正地满足舆论的要求。如果政府积极地、充分地利用新媒体，了解公民的真正所需和所想，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将双方的交流置于同一平台中，这也有利于协商关系的形成。

    第三，公民应该增强自身的协商意识和对话能力。当不公平的社会公共事件发生后，愤怒的指责是情感的本能反应，但是随着事件的深入发展，这种愤怒的情绪应该转向理性的思考。只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反思也是建设性的，否则讨论到最后难免落入娱乐和戏谑的情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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