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情境下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之互动

【摘要】互联网情境冲击着传统媒介体制，推动着中国媒介改革之进程。在“唐慧案”中，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通过各自媒介框架之运用，成功应对了互联网舆论危机。研究发现，“唐慧案”事件过程中，一方面，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之报道基于自身立场考量，呈现出各自独立且具有差异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则在对抗“角力”中呈现出某种“共谋”状态，通过“联合框架”共同建构了媒介话语的主旋律。

【关键词】互联网情境；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唐慧案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Media and Local Media in Internet Situation: The Study of Tang-Hui Case

Wang Yun1

(1.Grade 2, Communication, Graduate)

 

Abstract: Internet situation have a extreme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media system,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hina's media reform. In the Tang-Hui case, by framing media reports, the national media and local media successfully deal with the crisis. Study found that on one hand, the national media and local media reports show different report frames based on their stance consideratio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confrontation "wrestling" of the media, they also presented some kind of cooperation, which built the joint framework to co-construct the media discourse.

 

Key Words: Internet Situation, National Media, Local Media, Tang-Hui Case

 

一、研究缘起

中国的媒介改革一直在维持意识形态和体制结构的稳定连续性中寻求变化。[[1]]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各项社会事业都发生了重要变革，这些改革成果虽有意无意地推进了媒介系统的进一步开放，但总体来说，党的新闻事业依然坚守原来之体制不变。[[2]]

不过，随着互联网发展突飞猛进，新媒介环境已然冲击着传统的以国家媒介控制（state-controlled media）为主导的信息传播模式。[[3]]由于网络不似其它媒体那样受到把关人效应的强烈影响，其信息在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流通自由度大大增强[[4]]，缺乏把关人的网络传播特质降低了受众发表言论的门槛，网络使用者可轻而易举地对组织的服务、产品，甚至形象提出批评。[[5]]并且，虽然媒体报道依然是网民的主要消息来源，但它并不能设定线上话语的框架。[[6]]种种互联网情境之下的“不安全”因素，都决定了传统媒介体制在进行“线上转换”之时，需要面临新的磨合与挑战。

对于互联网带来的媒介形势变化，国家亦异常重视。自90年代末，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即皆参与到在线政府项目上来，并完成了一系列网络建构工作。[[7]]互联网事业的探索进程若隐若现地体现出国家媒介改革的矛盾：一方面，新时期党的宣传急需摆脱以往的简单模式，从而选择更切实际的方法以提升自身合法性（legitimacy），[[8]]互联网无疑成为此中重要工具；而另一方面，基于言论控制之需要，政府又以像对待传统媒体，甚至严于传统媒体的态度来对待互联网。[[9]]

本文即讨论在此互联网情境下媒体的报道特质及其报道选择为何。研究以湖南永州“唐慧案”为案例，该事件因于2012年8月5日，被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披露而达到舆论高点。人民日报和湖南地方媒体也因事件报道的较好处理而得到好评，不失为一个成功的互联网媒介公关案例。本研究试图分析此事件中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之报道框架，从而梳理两者间的关系与互动。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其一，“唐慧案”中，中央媒体与湖南地方媒体各自使用了怎样的媒介框架，这些框架彼此之间的关联与差异是什么？

其二，此两种不同层级媒体之框架体现了其如何运用互联网情境，呈现了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面对互联网公共危机事件时怎样的互动状态？

 

二、文献回顾

（一）媒介之框架运用

传播领域向来存在“多重真实”（multiple realties）之争议，即认为媒介所呈现的真实与社会真实之间存在区别[[10]]。而“框架”（framing）概念则可视为从新闻产制角度，对“多重真实”之建构所给予的回答。

Goffman认为，框架乃人们认知和解释其经验生活的依据。由于日常生活存在诸多具体事实，人们因而借助框架用以分类、整合信息。[[11]]依据Gitlin的观点，新闻生产的框架则是“媒介筛选、强调与排除事件与议题”[[12]]的过程。作为社会制度的产物，新闻产制自有其一套惯例。[[13]]媒介正是透过新闻叙事中反复强调的话语/文本，构建其框架的倾向性，从而使自身符合制度化的生产规则。[[14]]Van Dijk亦指出，通过话语策略的运用，媒介制订着其观察世界之“框架”。[[15]]这意味着，“框架”的出现并非被动结果，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建构过程。[[16]]

Gamson等人通过对框架的两种分类解释了媒介如何完成框架之建构：一是界限（boundary），引申为对社会实践的规范，其代表了取材范畴；二是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building frame），其显示意义再现的结构。[[17]]这意味着框架通过“框选”特定内容，将媒介所试图建构之真实“推”入受众视野。框架不仅呈现了媒介说的内容，也决定了媒介说的“范围”。

框架是任何文化中皆可见到的意义结构。作为“文化框架”内生产的框架，无时无刻不渗透着人类、组织、制度的互动[[18]]。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框架无所不在。媒介环境充斥的层层框架，映射着特定意识形态与社会偏见的驱动。[[19]]中国的媒体运作历来被认为拥有统一的“宣传纪律”，特定新闻事件受官方说法（official line）驱使，自有其报道“口径”（the size of the mouth）。[[20]]这种“口径”即是框架之选择与运用。

 

（二）互联网情境与中国媒体之危机回应框架

中国媒体虽受统一意识形态之影响，但其运作往往在官方舆论与受众舆论之间徘徊，呈现出一种“拔河效应”（a tug of war）。[[21]]而今，互联网为这种拔河局面施加了另一种力量。新媒体环境淡化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优势，媒介、组织和公众的议程设置重合趋向日益明显，“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具有绝对的优势，议程被平等地带进讨论的平台之中。”[[22]]这种议程之平等为网络舆论释放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网民甚至可以通过设置网页，搜集对手之不当作为，集结网络上的反对力量以抗衡某种组织。[[23]]因而，互联网所掀起之社会化媒体浪潮进一步解绑了媒体的体制束缚，从而发挥其在市民社会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4]]

不过，由于就某些层面上，国人对媒体尤其是党媒的信任程度偏低。[[25]]新媒体环境中动荡不安的舆论现状更为这种信任施加了挑战。在近年来频频爆发的网络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之处理既不乏成功案例，亦多出现败笔。面对网络的频频爆料，媒体如何采取好的公共危机回应策略，通过特定“框架”提升自身信任度，完成舆论引导以及社会责任之任务，无疑成为重要挑战。

在危机回应方面，Coombs等人提出的SCCT理论模型颇为有名。其依据危机发生的时间线索将危机回应策略分为初级危机回应策略（primary crisis response strategies）和次级危机回应策略（secondary crisis response strategies），其中，初级危机回应策略包括否认（denial），淡化（diminish）和重构（rebuild）三类，次级危机回应策略则以支援型（bolstering）策略为主。[[26]]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尚不成熟，往往采取否认、强压性（suppression）的回应态度。[[27]]新闻媒体亦由于其报道的不当处理，更是对形塑公众意见产生不良效果，甚至使人们产生对政府之不信任。[[28]]谭舒在研究我国地方媒体的危机应对策略时就发现，尽管危机发生地的媒体往往处于风暴中心，其报道时效、信息处理却并“不尽如人意”[[29]]。

不过，本文所视之“唐慧案”，却因地方政府处理危机之“温和回应”，取得了良好的舆论效果。[[30]]作为新媒体多极化传播格局下之产物，网络公共危机事件既为传统受众提供了发表意见之“话语场”，亦为互联网情境下，媒体探索危机回应与舆论引导策略之转型创造了契机。[[31]]本文既将“唐慧案”视为一个媒介事件，亦视为一个公共危机事件，从而考量媒体报道如何处理危机，挽回公共信任与媒介、政府之形象。

 

（三）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关系之辩

从权利层级上来看，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显然处于从属地位。不过，尽管置于中央高度集权的利益关系格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始终存在“政策博弈”之局面。[[32]]周雪光指出，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级尤其是中央政府指令之时，常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应对手段，基层政府间存在一种“制度化了的、非正式的”的“共谋行为”。[[33]]中央与地方政府之博弈状态反映在其各自媒介生态之上，便是与中央媒体框架相比，地方媒体之报道亦有其相对独立性。这不仅体现于其与当地受众的接近性，更反映于地方媒体向当地权力部门的倾斜，以及对地方客户利益之考量。[[34]]

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合理化，中央与地方平衡发展机制乃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之重点。[[35]]并且，为应对媒体全球化浪潮，推动地方媒体进步，国家亦为地方媒体建设提供了各项优惠和保护政策。[[36]]凡此种种，都为地方媒体在中央媒体之强势话语面前争取自己有利空间创造了条件。在某些情境下，地方媒体甚至有与中央媒体抗争之局面。Latham和Kevin在对广东媒体的研究中即发现，受到经费自立，市场驱动以及新闻专业主义之影响，地方媒体也可运用自身之手段打破中央媒体之霸权地位，争取主动性。[[37]]

无论如何，尽管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存在相互竞争与角力之局面，但在面对重大议题之时，往往呈现“通力合作”状态。孙发友以汶川大地震为例，认为正是通过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话语框架之配合，此项灾难性新闻报道方取得“历史性突破”。[[38]]而在新媒介环境下，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之互动状态亦逐渐加强。张淑华对网络公共危机事件研究中即指出：一方面，危机事件从地方媒体视野进入中央媒体的速度在加快，另一方面，中央媒体之报道亦迅速推动了地方媒体“二次传播”。[[39]]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框架分析法，聚焦自2012年8月3日“唐慧案”舆论兴起，至2012年12月31日中央媒体与危机发生地湖南之地方媒体的各自事件报道。样本搜集方面，中央媒体选取的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和人民网；地方媒体则选取湖南日报官方微博、红网和华声在线。而又因为在实际样本搜集过程中，湖南日报官方微博相应报道数为零，故实际地方媒体之采集对象应为红网与华声在线。这些网络平台皆是中央或地方较为活跃的官方媒体，在中央或地方面对互联网舆论的协调控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以“唐慧案”为关键词，通过上述网站的站内搜索功能，检索“唐慧案”相关报道。检索结果剔除无效、重复样本后，共获得分析样本110篇。

框架分析往往需要确定样本文章里涉及的比喻、范例、叙述、描写等，对其修辞手段进行分析。本文借鉴了Gamson和李金铨[[40]]等人研究中的框架分析设置。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归纳了所获样本中运用之媒介框架，尔后对其中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各自的框架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研究比较了两者关于“唐慧案”的报道特质及其各自对互联网之运用，从而更全面地检视出互联网情境下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之间的互动。

 

四、研究结果

（一）事件之媒介框架

本文以Coombs之SCCT理论为基础，针对中央媒体与湖南地方媒体关于“唐慧案”事件的危机回应报道，总结出如下媒介框架：

1、否认外界质疑：媒介报道通过陈述永州市公安局案件处理的合法性，否认“唐慧案”有处理不当的质疑，进而规避外界指责。此一框架在事件起始阶段，湖南地方媒体中短暂出现。自8月5日晚，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介入事件舆论后，该框架迅速消失，折映出地方媒体对上级导向的会意与遵从。

2、个体利益挽回：此框架在事件初期较为集中，后来逐渐被各种“衍生”舆论“淹没”。该框架主要塑造了“上访妈妈”这一社会弱势角色形象，媒体通过持续跟踪案件进展，为个体争取合理利益，在展现社会关照的同时亦完成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体公器之使命。

3、系统修补：此框架已经不再将焦点聚集于案件当事人，而关注到引起此类事件之社会系统问题，反思唐慧案给社会改革带来的经验与教训。该框架在事件中后期崭露头角，反映了讨论深度的递进。

4、舆论淡化：8月10号湖南释放“唐慧案依法撤销”信号后，此框架便开始出现。该框架下媒体开始扮演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调解人”，其号召网民理性讨论，同时提倡将事件的解决权回归官方，防止舆论恶化，体现了官方对事件在互联网意见气候中持续发酵的不安。

5、舆论迎合：此框架肯定公众舆论尤其是以微博发声为代表的互联网舆论发挥的巨大力量，高度赞扬新媒体所发挥的社会监督功能，其营造着一种官民互动的积极氛围，也暗示着官方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成功转型。

6、正面提醒：此框架贯穿于事件始终，其强调政府及其媒体在唐慧案中所做的贡献与努力，提醒人们官方或官方媒体在此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框架主要旨在为官方挽回名誉或建立新的良好形象，从而发挥媒体的“安全阀”功能。

（二）中央媒体之框架分析

表1呈现了“唐慧案”中，中央媒体报道之框架结构。尽管前人研究表明，中国政府面对危机事件时往往采取压制手段，不过此事件中，中央媒体却体现了良好的媒体自觉。框架所“框选”内容以“解决问题”居多，强调的是受害人利益和事件所延伸的社会系统弊端。王毓莉认为，对于网络危机事件，国家机器有时会允许更多讨论空间，让地方议题发酵，从而作为改革之铺垫。[[41]]“唐慧案”中，中央媒体以“系统修补”框架为主，借机引入有关陈旧制度改革之议题，不仅彰显了作为国家级媒体“高瞻远瞩”的视界，亦在侧面上辅佐了十八大舆论氛围下，中国社会系统的进一步改革呼声。

此外，中央媒体在迎合舆论，肯定网络发挥了社会监督功能的同时，也对互联网声音心存担忧，力图淡化舆论影响，推动理性对话，从而促进话语权重归官方。此两种框架之矛盾印证了官方媒体面对互联网情境时，充满摇摆与不安。在认可公众言论之时，中央媒体亦不忘肯定自身以及官方在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从而挽回案件在法治系统上遗留之“污点”。“正面提醒”框架体现了中国媒体一贯的“喉舌定位”和舆论导向。

 

表1：中央媒体“唐慧案”报道的框架结构

资料来源：王昀，本文研究，2013

（三）地方媒体之框架分析

    “唐慧案”中湖南媒体之框架呈现了地方媒体既要顾虑自身立场，又不得不对中央媒体报道意旨作出回应的尴尬抉择（见表2）：其在事件前期采用否认策略，为地区官方行为赋予合理化解释，而当察觉中央媒体之介入态度时，则迅速改变报道框架，关注当事人利益实现，并对社会系统进行反思。值得注意的是，将社会系统问题纳入框架后，“唐慧劳教争议”这一地方性过失也随即上升到全国性的劳教问题，这有利于事件中地方压力的淡化。

    湖南作出撤销“唐慧案”劳教决议这一“合理”决定后，作为“宣传辅助”，地方媒体便引入“舆论淡化”框架，消解互联网声浪。与此形成对照，事件全过程中，地方媒体都未出现“舆论迎合”框架。这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处于舆论风暴中心，正是网络舆论的攻击方，故未对舆论作过多肯定。

    “正面提醒”框架在事件中被湖南媒体运用最多。此框架体现了地方对待“唐慧案”危机回应的策略性智慧，其承认事件之现实，又在话语上强调了地方政府的努力与贡献，从而跳脱消极被动的话语位置，挽回政府声誉，树立了“法治湖南”新形象。

 

表2：湖南地方媒体“唐慧案”报道的框架结构

资料来源：王昀，本文研究，2013

（四）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框架之比较性分析

    通过对“唐慧案”中，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框架之梳理及其比较性分析（见表3），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质：

    其一，总体来看，中央媒体保持着宏观监督者之角色。其作为国家舆情控制的最高层媒介，一方面接受公众讨论，及时发布反馈；另一方面则监督地方有效解决事件。地方媒体则“会意”地释放事件“正被”或“已被”妥善处理的良好信号。两种媒体通过框架建构“默契”地进行互动，共同化解舆论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

    其二，出于地方利益考虑，地方媒体并不会完全以中央媒体报道框架为基准。面对中央媒体和社会舆论压力，其策略性地运用“系统修补”、“舆论淡化”与“正面提醒”框架，一方面向公众与上级证明地方之作为，一方面将中心事件转移，巧妙挽回了自身与中央媒体“角力”状态之劣势。

    其三，基于某些具体立场之不同，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固然可能存在框架“对抗”之局面。但在“唐慧案”整体事件过程中，两者都遵循着党的“喉舌”定位，通过策略性框架建构，引导“嘈杂”的互联网舆论，形塑积极正面之意见气候，更多呈现出一种“共谋”生态。

 

表3：“唐慧案”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报道框架之比较

资料来源：王昀，本文研究，2013

五、讨论：互联网情境下媒体的角力与“共谋”

    互联网建构了以“核心公众”（critical mass）为基础的信息共享领域。在此领域中，事件与经验被共同书写创作。[[42]]也是这种高度的参与式传播情境，使得某种类似于市民社会的特征透过互联网公共讨论展现出来。[[43]]正因如此，媒体在推进适应互联网情境之改革中，充分尊重公众之知情权，关注媒体与公众共同互动之过程，乃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在“唐慧案”事件中，无论中央媒体或是湖南地方媒体，其框架建构皆很好适应了互联网信息流通与公众参与之特性，可谓两者媒介叙事成功之最大缘由。

    互联网情境亦为媒体发挥自身主动性提供了新的空间。中国媒介生态虽被认为存在“双重话语空间”，新媒体为民间话语在与官方话语博弈过程中提供了更大近用权[[44]]。但在“唐慧案”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媒体之框架运用表明，中央媒体亦可通过网络公共平台对话，平衡传统新闻生产“常规”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关系，实现官方媒体的“华丽转身”。此外，互联网亦为地方媒体与中央媒体之间的“角力”提供了缓冲空间。地方媒体面对本地危机事件时，可通过策略性框架，控制与引导互联网舆论，缓解上级媒体之压力。湖南媒体的表现还表明，在互联网舆论无孔不入的今天，虽然媒体很难用否认策略来掩盖事实，但能运用“正面提醒”等更加可靠稳定之框架，转移舆论压力，重塑政府形象，进而挽回地方声誉。

    总的来说，在“唐慧案”整体报道框架中，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看似“角力”之状态中却自有一定的“默契”：一方面，中央媒体维持着监督者角色，并不断抛出关于社会系统之拷问，而地方媒体则在回应中不断权衡上级旨意与地区利益之考量；另一方面，两者不约而同地回归社会结构之可靠，强调未来之光明前景。正是在此种“共谋”式的“联合框架”中，媒体通过“建构真实”，化解了危机所带来关于社会、关于地方之非议，维系着社会的主旋律与“正能量”。这对未来互联网情境下，政府公关或媒介公关处理网络公共危机突发事件，无疑为一项有利的经验与启发。

    （注：本文在选题过程中，曾得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经超博士的帮助与启发，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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