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 从时代生活到传媒业：后真相浪潮

（一） 后真相时代

2016年底，牛津词典评选出年度词汇：“后真相”（post-truth），意指一种“客观事实对公众的影响并没有情绪和个人观点对人们的吸引力大”[2]的境况。换句话说，客观的“真相”被主观的“我相信”替代[3]。牛津词典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它在2016年的使用率如“火箭般”上升：比2015年增长了2000％。

“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这两大政治事件是后真相热度大增的重要推手。脱欧阵营为了赢得公投，不惜编造英国“每周向欧盟支1付3.5亿英镑”的谎言以获取支持；特朗普为了竞选总统，利用推特等社交工具大肆宣扬诸如“建立美墨边境墙”的种族主义言论，同时伺机以谎言攻击竞争对手希拉里，以获取选票。2010年，《今日美国》和盖勒普民意测量中心[4]针对美国民众做出的调查显示，75%的公众对美国政府的评价都是负面印象，其中占比最大的三个词是“太大”，“腐败”和“令人疑惑”。（Erik Devereux,2017）这也后真相政治导致的美式民主危机：为了达成竞选目的脱离事实的陈述，让人民开始难以相信政府发言人所说的话，政府公信力存疑。

后真相并不仅仅单纯存在于政治中，我们的整个时代，日常生活中，都充斥着后真相的影子。“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说谎；正相反，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说谎，认为自己理智且观点正确。谎言总是令人感到惭愧和不安的，但是现在，聪明人已经不会直接用说谎这种令人不安的方式了。他们只是有选择性地、有方法地陈述真相，依照自己的价值观重塑事实，振振有词。（R. Keyes，2004）这种行为并不会让人觉得内疚，因为他们只是陈述了“符合自己道德体系”的观点。

虽然方式不同了，副作用也小了，但从结果上来说，后真相和谎言都能起到相同的效果。而且有时候效果说不定还更好：人总是倾向于相信和自己观点相近的话，也容易被情绪打动。而这，正是后真相的两大法宝。一如脱欧运动最大的资助者阿伦?班克斯所说：“留欧派不停地唠叨事实，事实，事实，事实，事实。那一点用也没有。你必须在情感上与大家形成联系。”(The Guardian,2016)

因此，按照Daniel的说法，我们也可以称后真相为“经过武装的谎言”（weaponized lies）。因为它们往往比普通的谎言更具煽动性和危险性、也更需要我们的警惕。它们看起来道貌岸然，甚至可能拥有详实的、耸人听闻的数据和实例，但我们仍然要对其保持警惕和独立思考。故事常常都有两面性，且在这两面都存在着相应证据，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根据Daniel的描述，这也给了人们诠释自我的机会——人们可以选择在多少程度上认同这些证据，并由此得出结论。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观点，但没有资格改变既成事实”[5]。（Daniel J. Levitin, 2017）所以，事实是唯一的，但是如何解读、认知、阐述，就是每个人个人的事情了，这也是后真相的危险与狡猾之处。

从启蒙运动开始的人本主义思潮正愈演愈烈，人类的自我中心意识不断发展。正如后现代主义引用尼采的经典格言“没有事实，只有诠释”，人越发地生活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从后现代艺术的“小便池”到新史学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人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面都愈发凸现着“自我”与“主观”。从这个层面上理解，后真相的出现也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是人类在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信息的关系探索中，在媒介技术升级、信息爆炸的时代变迁中，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

（二） 新闻业与后真相：新闻作为一种产品

在这个时代里，怎么看待传媒业，可以有很多角度。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是后真相的重灾区，也是后真相的典型体现处。不论是在政治竞选还是日常生活，任何需要信息的地方，新闻传媒都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经过武装的谎言”在其中泛滥一点让人觉得不惊奇。不论是假新闻、标题党，亦或者近年来越来越多发的反转新闻，或者一些公关新闻，以及新闻舆论影响判决的案例，从中我们都能看到情绪和个人观点的影子。从“八角门”到“缝肛门”，从“彭宇案”到“药家鑫”案，从“上海女回农村男友家”到“咪蒙热”……事实好像已经无人关心，情绪和观点才是人们重视的。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也许我们要问：新闻（news）到底是有着高度道德和自律感、用以传播真相的理想存在，还是并没有我们赋予的那么多伦理含义，就只是一种产品（product）、一种“信息工业”（information industry）？在John对新闻业的思考中，新闻产业、信息社会的出现，其实也意味着智慧的消亡。他个人的看法里，新闻其实就是我们每天乐意知晓并且愿意与他人分享的信息[6],是一种生活的自然本能（natural part）。至于每日新闻（Daily news），不过是“被制造出来用以创造信息工业的产品”，而这样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新闻生意”（news business）（C. John Sommerville, 1999）。换句话说，这些信息都是我们原本不需要的，更是一种“精神污染”（mental pollution）。那些真正重要的、长远来看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会被写成历史，但可能并不会出现在新闻里；因为新闻不过是“出版者认为能让人们感兴趣并且付钱的信息”——时至今日，即使传媒技术和方法有了长远的进步和变化，但不论是大众媒介时代还是网络时代，甚至未来可能出现的VR时代，这句John在18年前的话，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媒业的弊端。

这点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表现得更为显著。因为在网上，我们已经不是“每日”（daily）新闻，而是“每时”新闻了。只要你想，时时刻刻都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新闻。网上的信息传播机构大多为商业化媒体。以我国为例，五大门户网站：网易、腾讯、新浪、凤凰、搜狐，都被划归为商业化网站的阵营，本质上是依靠传播信息获利。由于涉及到二次售卖的广告主，这就不得不牵扯到用户流量，因为广告主是凭借这个才付费的。谁吸引到的读者多，流量大，也意味着有更过的机会让客户品牌得到曝光，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能赚到更多的广告费。为了吸引流量，网络媒体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时代，新闻专业主义是否在经历着又一次的构建和消解？如黄旦所说，在西方对大众传播者研究的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本身就经历着不断的构建与消解。

一方面，新闻因为报纸等大众传媒的出现逐渐变得职业化，从而有了“新闻专业主义”一说：“按美国学者莫特（Motte）对职业精神的概括, 独立报刊实际上就是职业化报刊的基本样式。依照另一美国学者的意见, 独立报刊, 尤其是1896 年阿道夫?奥克斯(Adolf Ochs)掌管《纽约时报》后所基本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 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通过对一些专业组织的历史考察, 威伦斯基(Wilensky)提出, 一个职业转变成一个专业, 需经过五个阶段:第一, 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full-time)的职业;第二, 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 形成专业协会;第四, 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黄旦，2015）而这些新闻专业主义，也是如今的新闻从业者们所恪守的准则。

另一方面，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从1949年怀特的“把关人”研究起，让新闻专业主义是否存在又成疑。怀特的研究本来是为了证明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即“客观，公正，不偏不倚”这些金科玉律，可是“把关人”的发现，让他发现新闻选择的高度主观性。不论是传统媒体的记者还是自媒体大咖，不论是互联网上的把关人还是新闻编辑部的编辑，不论是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还是国家广电总局，每个人对新闻的呈现和选择都有着个人主观性。

但也正如黄旦引用海林（Hallin）所说的话，尽管在政治、经济、新闻媒介、文化的角色解决中，新闻专业主义也不再对自己的身份充满自信，但它仍然深深地扎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中。在对媒介和其存在的社会环境的复杂关系的不断研究中，仍然有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广阔余地。不论是大众传媒文化还是新闻生产伦理，一次又一次热点事件讨论、传播模式更新、传媒技术变革的进程里，这一看似消解的过程，其实是不断消解又重构的过程。

（三） 自媒体时代的新路径：微信传播

离我们更近一点，在自媒体与社交媒体平台上，后真相有更大的存在可能。毕竟，即使是在大众传媒、甚至门户网站上，多多少少也还是存在着把关人的影子的；即使这些把关人仍然免不了主观选择，但是他们的媒介素养多少要强于大众。然而，社交媒体与自媒体平台上，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合二为一，他们的媒介素养往往层次不齐。不客气地说，绝大部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或者没有独立思考意识（critical thinking）的人，媒介素养都无限接近于零。这也意味着后真相发芽成长的沃土，因为情绪化、观点化的文章想要传播起来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它打动了人们心中的某一个点，不论是正面情绪或者负面情绪，人们都愿意将它转发出去，并形成扩散网络。

自媒体平台的传播，早已由传统媒体的一对多模式，转变成了一对多、一对一、多对一、甚至多对多模式。随着马克.波斯特所说的“第二传媒时代”的到来，技术的发展，让人与人之间更方便地传递信息成为了可能。微博、脸书、推特，人们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和意见，也让情绪的流毒更容易扩散。在社交媒体里，我们总是直觉：情绪化、个人主观意见的文章的很容易火爆，在社交网络中转发频率高；而实际性描述的文章，如科普类、历史类或者新闻类，相比起来传播面就没有那么广。大部分人只是看到它，然后觉得：哦，原来如此；却缺乏将它转发的动力。

在当今自媒体传播的领域上，微信公众平台传播是很有特点也与众不同的一种传播方式。

它既有传统媒介的特征：订阅上，公众号定期将内容发送给关注改号的读者，读者通过关注与取消关注来进行订阅的活动；期数上，订阅号最多不能超过每天一期[8]，服务号不超过一周一期；盈利方式上，也类似于传统媒体的二次售卖，即不依靠内容本身变现，而是依靠流量收益获利（虽然也有打赏，但是在总体收益中占比往往并不如其他多），比如吸引广告投放或者通过提供服务、流量变现等实现盈利。

与之相比，微博或者博客等自媒体，虽然也可以通过关注博主获得最新信息，但是微博仍然以短、日常生活内容为主，而这一部分的内容在微信中通过朋友圈的方式呈现，与订阅号泾渭分明。博客的到达率并不像传统媒体那样高，而微信则是以直接推送到聊天窗口的方式，只要打开软件就可以看到推送。

拥有传统订阅媒体特征的同时，作为微信大平台的产物，它也具有强烈的社交媒体特征。最为直观的就是朋友圈的转发和分享。不论是微博还是微信传播，本质上都是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传播模式。通过转发，可以使热点问题的扩散量呈指数式上升。社会网络的扩散，让爆发式的阅读量和定期出现的热点成为常态。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相互作用也表现明显。比如订阅号“咪蒙”发出一篇“致low逼”的文章火爆了朋友圈，那么也会有无数的订阅号来“蹭热点”，通过反对或者支持咪蒙来蹭取这一事件的热度，获取流量。此外，和微博有固定的博主一样，微信公众号也拥有固定的作者、作者群或者指向性内容。

基于以上两种特质，探究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传播现象，对时代中的传媒业、对后真相时代本身，都有透视与借鉴价值。后真相真的存在于这个时代吗？如果是，在这个时代里，传媒业又将何去何从？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罗尔事件”的传播可以说是2016年最大的热点。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情绪一次次被带动、转变、反复，事件真相反而扑朔迷离。

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专注于2016年11月-12月发生反转的罗尔事件，探究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传播，从而试图以实证的方式，描述后真相（关注情绪与观点多于事实）的存在现象，同时也探索其背后的传播学原理与模式。前面讨论到的诸多问题，也可以在罗尔事件的传播及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转中互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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