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2016的牛津年度词汇，“后真相”（post-truth）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在这个时代里，谎言不再被称之为谎言（lies），而是被冠以情绪和观点的名义，达成与谎言同样的效果。

本文通过对微信公众平台“罗尔事件”传播的实证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和量化分析法，剖析后真相时代的特点和表征，描述了“人们重视情感与观点更甚于事实”现象。同时在“使用-满足”理论，循环模式，“把关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平台的动态平衡传播模型，分析了后真相在微信平台上表征显著的深层次原因。

本文意在探索后真相的实证表现，同时也借此提出新的疑问：新的媒介时代里，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真相”，如何处理传播与真相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后真相；罗尔事件；微信传播；真相；情感

引言

一、 选题的背景

（一） “火箭般地上升”：是否标志着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2016年，“后真相”(post—truth)一词的使用率比 2015年增长了2000％。不论是英国脱欧亦或是美国大选，都少不了“后真相”的存在。在这一年里，它被评选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也在这一年里，它从默默无闻变得声名远洋。当它陌生时我们不了解它，当它忽然闯入我们生活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它就在我们在身边。

“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里，舆论接连反转，政客为了竞选满嘴跑火车、无所不用其极。“后真相”的科学界里，严肃的科学反而不一定得到人们的认可，反而诉诸感情更能引起共鸣；“后真相”的传媒业里，咪蒙、罗尔和“上海姑娘”大行其道，人们跟随着情绪的浪潮，不断在一次次事件的反转、又反转。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分析，我们处于一个“后真相”（post-truth）的时代。但是，面对历史和未来，需要的不是“后真相”，不是感觉和情绪，而是事实和历史逻辑。（朱嘉明，2017）同样，面对新闻事实与信息传播，我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感觉和情绪，而是需要新闻的客观与真实。这其中，“后真相”的感性内核与新闻的理性要求必然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

所谓的“后真相”，其实更像是现代社会中人类的一种先天特点或者是思维模式。追求情绪、认同，寻求亲近感，在传播学亦或者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中，不论是“群众效应”“沉默螺旋”亦或者“幻影公众”，人们一向都如此。同时，人也是一种渴望表达自我的自我中心的动物，只不过在当代，随着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发展，人的这种“人本中心”又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而已。

（二） 新媒体时代与人们的自我表达

如今的媒体时代，是一个新媒体时代。在这里，我更愿意称其为“后真相传媒”，也就是和“post-truth politic”相对应的“post-truth media”。

这个时代里，传媒主要具有以下几种特征：

第一是单线报道向多点报道演变。过去的新闻报道，报道都是单线式、直击现场式的，一篇报道就会讲清楚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最起码是完整的事件经过。现在的自媒体，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报道。以罗尔事件为例，罗尔是谁、罗一笑是谁、罗尔接受了什么采访、他到底有几套房……都可以成为读者窥探的一个点。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也意味着信息的容量增加了。过去报道里一句话的内容，现在可以扩充成一篇稿子；过去一报道就是一件事情一周的转折经过，现在事件每天的报道都会有新进展。

第二是垄断媒体向自媒体演变。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传输技术的不断提高，从最开始的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公众号、大鱼号、凤凰号等诸多自媒体，标志着媒体垄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生产者、传播者、读者都发生了变化，从泾渭分明变成了界限模糊。过去，人们只能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看中央电视台；现在人们每天大量的时间都用于碎片化阅读来自自媒体的各种信息。不少名人成了大IP，也有很多人借势在其中崛起，诸多微博大号、微信公众号大号的订阅量已经是传统媒体的好几倍。过去，媒体只能由专业人员来报道，专门媒体来刊发；现在上微博，人人都能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传播者。传播由单点式向多点式发展，人人都可以对诸如罗尔事件的热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猜测。

第三是公众对于意见表达的关注大于对事实真相的关注。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后真相”特征。人们越发关注“意见”，而忽视了真相。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倾向于利用社交媒体构建一个“虚拟自我”，也因此在这个虚拟空间里，格外喜欢转发具有意见性的文章。不论是深夜鸡汤，跟男友回家过年，还是一个又一个“咪蒙”，他们火爆在社交媒体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好，而是因为说出了人们的心声。作为传播者的读者，在进行阅读转发时关注的并不是“真相”，而是这件事情有没有说出“我的想法”。社交媒体促进了人们的信息分享交流，也激发了人的表达欲，让人们急于表达自我、传递自我。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是人对自我塑造和自我形象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其称之为“后真相传媒”。

（三） 后真相传媒——时代病还是时代特征？

随着特征同步而来的，后真相时代的传媒中，存在着以下几重问题。

第一是新闻把关人缺失。“把关人”这个词，最早由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卢因认为，信息在群体传播时，是在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而信息能否进去这些渠道，就取决于渠道的“把关人”，由他们将符合群体规范或者把关人价值标准信息放入传播渠道。传统媒体中，具有专业素养的记者、编辑、制片人等都构成了重重把关。然而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把关人的缺失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今天，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传播的渠道大大丰富了。同时，随着传播渠道的丰富，也意味着把关人的数量大大上升。在脸书、推特、微博上，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也是把关人。然而，这些由读者转变成的把关人，其专业素养定然是不及经由常年培养的专业媒体人的。在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把关者的今天，把关人角色被弱化：专业性被削弱，少部分媒介素养高的人也难以在把关人中把控住浪潮，无法保持舆论的健康发展，也刺激了反转新闻和谣言的产生。

读者的媒介素养缺失。媒介素养，根据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的定义，主要指“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对信息的理解、思考和选择，重点在于客观公正，不偏听偏信，保持独立思考——虽然这一直以来都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但是在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的今天又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其影响力随着社交多点传播而不断扩散。美国的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中认为，以大众传媒为中心的传播时代是“第一媒介时代”，而如今依托互联网的传播时代则是第二媒介时代。这个时代，信息由一对多的单向传播，向没有传播中心的人人都可以参与双向传播的散点式传播转变。也因此，读者的媒介素养就显得比以往更有影响力（也可以说是破坏力）。这一点和上一点相辅相成：把关人的缺失，导致受众接受到的信息质量下降，缺乏引导，造成受众的媒介素养更加降低；而媒介素养的不足又导致这一部分受众在作为把关人时专业性更弱。

资本的大量涌入，对媒体的专业性产生极大挑战。自新闻产生的第一天，关于内容与利益的矛盾就开始产生了。新闻生产者生产新闻的本质目的是为了信息传播，也就是内容生产。然而，当作为一种行业时，新闻就变成了为付费者而生。过去，大众传媒依靠信息的二次售卖，即广告盈利。虽然偶尔也会有软文之类专门为客户写的文章，但是大体还是能保证主题新闻的专业性。然而到了今天，在“第二传媒时代”，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随着高阅读、高订阅量自媒体的大量出现，资本也纷纷闻风而来。比如逻辑思维对Papi酱的投资，比如咪蒙水涨船高的广告费。然而这些资本涌入的同时，也意味着——内容向资本的屈服。随着资本注入，内容生产者不得不为资本负责，即生产大量能够吸引眼球而不是内容至上的信息。内容与资本的博弈，无时无刻不发生在这个自媒体时代。

二、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在国外已经火了很多年，但是在国内还远远不是一个众人皆知的词语。大部分人，知道它被评为“2016牛津词典年度词汇”才对它微微有个印象。事实上，如果对这个词语有一点了解，就会发现它很符合我国目前的媒体舆论生态。

远的有湘潭孕妇惨死事件，四川男童坠楼事件，辱母案的各方看法……一次次的社会热点，一次次的新闻反转，都折射出我国媒体舆论生态的“后真相”。人们对于事实的关注，往往远远不及对意见的关注；而意见满天飞的时代，国人又更容易被意见带偏，忽略真正的事实。

本文成文，即是为了探索我国传媒业目前存在的这种状况。通过对典型热点新闻“罗尔事件”在微信上传播的分析研究，研究“后真相”时代传媒在中国的现状。即，“后真相”这种状况在中国的传媒业中是否真的有体现；如果有，是怎样的体现，同时探究它的形成原因和影响，以期对我国传媒中的这种现象有更清晰的认知。同时，也引导大家关注、反思。

更进一步，也是对于整个时代的思考。

本文书写角度，重点在于分析“后真相”传媒在当今中国的现状表达，专注于从传播史、历史进程、大众观念变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进行分析，拥有强烈的历史背景感。将“后真相”的传媒放到整个历史进程中去看，试图解析它在这一时代的特殊背景。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不单单仅仅只是分析现象本身。

本文的新颖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翻译了大量以前国内没有翻译过的国外关于“后真相”的著作内容，这些内容的中文版在国内都是首次出现；而是运用数据爬虫与数据平台，搜集了罗尔事件的传播文章进行了内容分析；三是拥有实习所得的大量新鲜数据、实际感想与访谈。

文献综述

一、 国内外“后真相”（post-truth）理论研究

“后真相”时代的概念，最早在2004年由国外学者Ralph Keyes在《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中的不诚实与欺诈》（Post-truth Era）一书中对相关概念进行了阐述。2008年，随着美国大选，“后真相政治”概念开始出现，多用于政治竞选中的不实竞争、恶意中伤等。这个概念又在2016年欧盟公投和美国大选中达到巅峰，近年来也有研究政治学方面“后真相”的相关论述和著作。此外，也有研究“后真相”时代对人信誉的影响、后真相对于秘鲁判决的法律影响等方面的论述。对于传播及传媒领域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但是也有几本国内尚未引进翻译的作品。

国内对于“后真相”时代的研究尚且不是很多，大部分集中在价值或实务层面。有从哲学价值层面分析的如吴晓明《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有关于后真相时代真相探究的如董晨宇、孔庆超的《后真相时代：当公众重归幻影》；有探究新闻传播中如何分辨真相的如周睿鸣、刘于思的《客观事实已经无效了吗——后真相语境下事实查验的效果、发展与未来》；也有结合社交媒体从政治层面分析的如刘学军《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对美式民主的考验与挑战》。

二、 关于罗尔事件的研究

“罗尔事件”作为2016年国内的一大热点事件，事件的发展、前因后果长期占据着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广大传播领域研究者自然也没有放过这一事件，大部分都会结合“罗尔事件”分析当今传媒的一些特征。 国内关于“罗尔事件”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分析其背后的资本运作。郭立场在《罗尔事件刺痛了谁：警惕事件背后的营销》中就提到，罗尔事件的背后其实是利用人们善心这个软肋的资本营销。而普通群众之所以没有核查，是因为没有时间也无精力。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社会信任危机。

二是分析它背后的新闻价值标准。易艳刚在《“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标准之变——以罗尔事件为例》提到，在新媒体浪潮下，新闻价值标准有如下转变：时新性向实时性转变；显要性向实用性转变；接近性向亲近性转变；趣味性向媒塑性转变。这样的转变固然有让新闻从宣传本位回归新闻本位、让新闻报道更有温度等积极作用，但也有导致新闻媚俗化、碎片化的消极作用。这里面，算法和兴趣推荐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是分析当今传媒特点。任孟山在《从罗尔事件看意见过剩与新闻稀缺》中提到，当今社会反转新闻频发，自媒体时代“舆论反转”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自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它必然不具备传统新闻媒体的专业性、无法深入现场采写，从而造成了自媒体生产内容更向观点方面倾斜。目前，虽然也有专业媒体生产事实性报道，但是往往是一篇报道，数十万评论。事实往往都成为了评论的由头。这也是自媒体内容生产的瓶颈。任孟山认为，这恰恰说明了这个时代需要更多专业性的新闻报道。UGC（用户生产内容）无法代替PGC（职业生产内容），哪怕是PPC（专业生产内容）也无法代替PGC。新媒体时代给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更大的挑战。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目前没有发现国外对“罗尔事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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