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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人民網優秀論文獎”獲獎名單10月30日揭曉，清華大學周洋同學的論文《中菲媒體在黃岩島爭端中評論框架分析》獲得一等獎，以下是論文全文：
內容摘要：2012年4月10日，中菲兩國因黃岩島的領土歸屬問題再起沖突，出現對峙情況。本文選取4月10日至5月20日中菲兩國主流媒體對該爭端的評論作為分析文本，以框架理論為理論來源，從歷時性與共時性兩個維度考察了此次爭端中兩國主流媒體的“評論框架”。在歷時性的分析中，主要考察了黃岩島爭端中關鍵議程的出現及流變，以及兩國評論的“對話”情況﹔在共時性的分析中，主要從關鍵詞、推理模式、情感因素三個方面系統考察了兩國“評論框架”的建構情況。本文除了通過質化的內容與話語分析探求文本自身的意義外，還從中菲兩國的“媒體情況”、“對外關系”以及“文化取向”三個角度分析“評論框架”背后的結構性力量，揭示深層次的制衡因素。
關鍵詞：黃岩島 爭端 評論框架 推理模式
一、研究緣起與研究設計
1、研究緣起
2012年4月10日，12艘中國漁船進入黃岩島水域作業，菲律賓艦船派出12名士兵試圖抓捕中國漁民。中國海監船介入，制止其抓捕中國漁民，兩國進入對峙狀態。
中菲兩國就黃岩島事件發生摩擦，只是中國在南海主權問題上遇到挑戰的一個縮影。目前，包括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文萊，印度尼西亞等6國7方在南沙群島形成對峙和角逐局面。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南海油氣資源的勘探，其經濟地位日益凸顯，加劇了上述各國對資源的搶奪。此外，作為國際航道要塞的南海，對於中國的軍事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我國南部安全的重要屏障，是我海軍戰略前出的重要通道。2011年底，隨著美軍從伊拉克撤兵，其戰略中心調整至亞太地區，南海的戰略位置愈發凸顯。
在南海爭端上，中國除了要在油氣資源、領土歸屬、戰略位置上據理力爭外，話語權的爭奪也同樣重要。如何有理、有利、有節地表達中方的立場，批駁對方的觀點﹔如何運用輿論的力量和法律的武器維護中國的合法權益，不僅關系到中國的切身利益，而且關乎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輿論斗爭經驗的積累以及中國國際形象塑造與傳播。本研究將以框架理論為理論支撐，考察中菲黃岩島爭端過程中兩國主流媒體的“評論框架”，並探析框架背后所體現出來的多元制衡力量與訴求因素。
2、研究問題
主要從兩個角度展開：一是“評論框架”的歷時性考察：主要考察中菲南海對峙中關鍵議程的出現和流變，以及兩國主流媒體評論“對話”的情況。中菲南海對峙事件作為一個相對完整的案例，有著開始、發展、高潮、結尾這樣完整的流程。在每一個階段，都有著摩擦事件和輿論交鋒，這為歷時性的輿論斗爭研究，為評論的展開提供了素材。二是“評論框架”的共時性研究，重點將對黃岩島對峙事件中中菲兩國媒體評論框架的建構情況進行解析。
3、理論支撐與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框架理論作為理論支撐。甘姆森認為“框架乃是人們組織事務的原則，其功能在於提供人們整體性的思考基礎，針對一連串的符號活動發展出中心思想，建構其意義。”[1]此后，框架理論發展發展出三個核心概念：框架、框架化和框架效果，在傳播領域中分別對應的是“媒介內容——媒體框架是什麼﹔新聞生產——媒體框架如何被建構﹔媒介效果——受眾如何接收和處理媒介信息。”[2]本研究的落腳點將放在新聞文本的框架分析上，主要考慮是新聞文本的框架具有決定新聞議題的性質和為新聞事件賦予性質的重要功能，處於框架研究的中心位置。
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目前國內的框架理論的實証研究中，對新聞文本的分析大多以量化內容分析為主，通過對新聞來源、關鍵詞考察、引用方式、報道內容、報道對象等的考察，定類測量，通過考察不同類別的比例來反映變化及趨勢。“這種量化內容分析自然會反映出報道的某些特點，但諸如語言、表達方式等涉及到感情色彩的內容，不是可以量化出來的。” [3]本研究希望通過質化的內容與話語分析，通過分析文本自身的意義，探求新聞報道中更深層次的意義，並試圖把握框架背后的結構性因素，揭示更深層次的制衡因素。
4、類目建構
對於此項研究，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看待“評論框架”以及如何對“評論框架”進行類目構建。一般而言，談到媒體框架，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硬新聞為代表的“新聞框架”，事實上，“評論框架”是媒體構建框架的重要場域。如果說新聞是以事實說話，那麼評論就是通過意見地直接表達，精准地體現媒體或個人對事件的態度和看法，具有較強的勸服力和鼓動性。哈克特就曾將海灣戰爭時期美國媒體的評論話語歸於對於戰爭的“總敘事”，直接帶來報道的偏向和喜好。[4]勒更是將社論視為國家之間意識形態戰爭的主要武器，強調了社論在建構實質性框架上的重要作用。[5]
評論和新聞相比，有著較大的差異。新聞強調敘事，評論強調思辨，兩者的框架建構也有著較大的區別。因此，在建構“評論框架”的類目時，筆者在參照了甘耐姆對於框架建構的四個維度，即新聞涉及的話題、外在表現、認知上的屬性、感情屬性基礎之上，考慮到評論自身的特征，進行了適當的調整，主要從關鍵詞分析、推理模式分析以及情感因素分析三個維度建構分析類目，其中推理模式分析是重中之重，按照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涉及到“問題的提出”、“原因的分析”、“解決的方案”三個次級分析維度。
5、樣本採集
本研究樣本採集的時間是從4月10日中菲兩國艦船對峙開始，到5月20日菲律賓總統表示繼續尋求和平手段解決黃岩島事件符合菲律賓與中國雙方的利益。此后，菲方趨於理性，兩國在黃岩島的摩擦有減少的傾向，整體趨於平緩的態勢。
本研究主要選取中菲兩國的主流媒體作為研究對象，其中，中方選取的報紙為《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環球時報》以及《解放軍報》。以“黃岩島”為關鍵詞在上述報紙的網站內搜索，《人民日報》獲得有效文本34篇，評論8篇﹔《人民日報海外版》獲得有效文本33篇，評論11篇﹔《環球時報》獲得有效文本66篇，評論24篇﹔《解放軍報》獲得有效文本32篇，評論7篇。此外，筆者還關注了新華社關於黃岩島爭端的本社評論，共獲得評論9篇。
菲方主要選取了三家主流報紙，分別是《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菲律賓星報》和《馬尼拉公報 》。《菲律賓每日問訊者報》作為其國內主流報紙，在發行范圍和讀者人數等方面一直遙遙領先，它不僅是菲律賓各階層和年齡段閱讀最多的報紙，也是菲律賓獲獎最多的大報，是其國內最可信賴的新聞信息來源。《菲律賓星報》是菲律賓主流英文報紙，菲律賓最大的報紙之一。《馬尼拉公報》則是菲律賓歷史最久、發行量最大的英文日報。由於菲律賓對黃岩島有不同的稱呼，為避免遺漏，通過在其各自網頁上用“huangyan island”、“Scarborough Reef” 和“Panatag Shoal”三個關鍵詞分別進行搜索，《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獲得有效文本131篇，評論50篇﹔《菲律賓星報》獲得有效文本74篇，評論12篇﹔《馬尼拉公報》獲得有效文本81篇，評論4篇。
二、研究發現與相關啟示
（一）“評論框架”的歷時性考察
自黃岩島爭端爆發以來，中菲兩國展開激烈的“輿論戰”。期間，菲方不斷制造事端，試圖使黃岩島事件擴大化、復雜化、國際化，而且菲律賓當局與媒體的言論屢屢自相矛盾，缺乏清晰一致的聲音。開展歷時性的考察，目的在於對黃岩島爭端發展脈絡有清晰的認識，把握每個階段中的核心事件和核心“聲音”，同時考察評論所關注的主要議題與媒體表達傾向。
第一個十日（4月10日至4月20日）：菲方制造事端，中方快反維權。4月10日，菲海軍企圖在黃岩島附件抓扣中國漁民，中方兩艘海監船及時趕到維權，黃岩島爭端爆發。4月12日，菲律賓向黃岩島宣示主權。16日，菲方一考古船進入黃岩島瀉湖內進行“考古打撈作業”。16日，美菲“肩並肩”聯合軍演開始。17日，菲方稱將把黃岩島爭端提交國際海洋法法庭﹔中國外交部給予批駁，稱黃岩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具有不可爭辯性，不存在提交國際海洋法法庭的問題。在這個階段，中方對黃岩島爭端的行動與言論同樣迅速，發表的評論主要圍繞國家主權完整、黃岩島屬於中國的法理依據以及建言獻策展開，評論較為理性。菲方的評論圍繞國家主權和外交政策展開，但在這個階段，鼓動性、挑舋性的評論居多，如《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的《Can we be heroes（我們能成為英雄嗎）》、《Call to our government Stand up to China’s bullying（號召我們的政府起來反抗中國的凌辱） 》、《菲律賓星報》的《Rally behind President on Scarborough issue（聯合起來，在斯卡伯勒礁問題上支持總統）》等，都帶有鮮明的戰斗色彩和鼓動色彩。
第二個十日（4月21日至4月30日）：菲方挾洋自重，中方鄭重警告。此時，美菲聯合軍演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菲方挾洋自重，採取一系列動作，使事態升級。22日，菲外長羅薩裡奧呼吁他國，尤其是東盟諸國“選邊站隊”。27日，菲方稱暫停與中國就黃岩島進行外交對話，可強制中國接受國際仲裁。27日，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表示，軍方將配合海監等部門維護國家海洋權益。28日，菲方否認暫停就黃岩島與中方的外交對話。29日，菲總統指示菲軍方不要使事態升級，菲軍方也表示將會克制。中國外交部回應，希望菲方言行一致，採取切實措施維護黃岩島的和平安寧。在這個階段，中方意識到菲方有意識制造事端，發表了系列揭露其行為的評論，如《環球時報》的社評《不讓菲律賓控制南海摩擦的節奏》，《人民日報》的評論《南海不是沒有規則的冒險樂園》等。此外，中方媒體將目光投向菲律賓背后的“影子”——美國，分析了美國在南海沖突中所起的作用。如新華社“國際時評” 《菲律賓“挾洋自重”難得逞》、《環球時報》的社評《菲律賓痛了，其背后力量才會沮喪》等對中美菲之間的國家關系與力量角逐做了深度分析。中方專家學者評論的介入，也是亮點之一，體現了多元性，擴展了話語空間，為爭取戰略主動打下良好的輿論基礎。菲方在這個階段，鼓動性的評論減少，理性分析中菲關系，考察美國勢力對菲影響，以及建議爭取通過國際法庭以及多邊談判的形式解決爭端的評論增多。代表性的文章有《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的《The ‘realpolitik’ of size（現實政治的尺度）》、《A Sardine and Two Sharks（一條沙丁 兩條鯊魚 ）》、《Framing the Scarborough debate（斯卡伯勒礁討論的框架）》以及《菲律賓星報》的《Today Scarborough tomorrow Palawan（今天的斯卡伯勒 明天的巴拉望）》等。
第三個十日（5月1日至5月10日）：菲方動作不斷，中方強硬表態。對於之前菲律賓的“小動作”，中方一直持忍讓態度，但事態再度由菲方在5月6日宣布將黃岩島改名為“帕納塔格礁”而激化。7日，外交部副部長傅瑩第三次約見菲駐華臨時代辦，向菲方強硬表態，中方做好了應對菲方擴大事態的各種准備。由於5月10日正好是黃岩島爭端爆發一個月，中方媒體紛紛推出專版專欄刊發文章和評論，這階段的評論呈現“井噴”的態勢，評論的主題涉及到黃岩島的法理與歷史依據，如《解放軍報》的評論《六大鐵証：黃岩島屬於中國》，《人民日報》的《中國對黃岩島領土主權擁有充分法理依據》﹔其中還有關於美國在南海爭端中所起作用的分析與思考，如《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的系列評論《美國保持中立有助南海穩定》、《中美不誤判 亞太不會亂》、《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中美唯一選擇》。菲方在該階段的評論出現兩面性，由於美方明確表態隻確保南海的國際航道自由，對於爭端的任何一方都不予以支持，菲方的“自信”大打折扣，在評論中也反映了出來，如《菲律賓星報》 的 《US won't fight China over Panatag shoals（美國不會同中國在帕納塔格礁開戰）》，《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的《Fil-Ams to protest China’s bully act（美菲抗議中國的欺辱行為）》、《Psst… US isn’t with Unclos（噓，美國不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內）》以及《The real superpower is China , no longer US（真正的超級大國是中國，而非美國）》等，都暴露出菲媒聲音的多元性及矛盾性。
第四個十日（5月11日至5月20日）：菲方反華示威，中方多管齊下。5月11日，菲掀起全球反華示威活動。中國開始多管齊下，實施應對。出於安全考慮，中方暫停組織游客赴菲旅游，加強對菲香蕉、芒果等進口產品的檢查，通過“經濟牌”對菲實現制裁。5月16日，中方宣布南海大部分海域進入休漁期，菲方先是不承認中方的休漁令，后自己頒布休漁令。進入休漁期后，雙方迎來對峙緩和期。在這個階段，中方的評論仍然保持著較為理性克制的聲音，菲方將評論的重點聚焦在黃岩島法理與歷史依據的考証與辯駁以及中國經濟制裁對菲的影響上，如《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的《Dispute becomes economic（爭端變成了經濟問題）》、《Could China’s sanctions choke us（中國的制裁能阻止我們嗎）》，還有一些放映菲小國心態的評論，如《We can’t turn tail and run（我們不能夾著尾巴逃跑）》、《Tit for tat(以牙還牙)》等，都部分折射出菲律賓的國民心態。
（二）“評論框架”的共時性分析
對於評論框架的共時性分析，主要是發現中菲媒體評論如何建構訴求的合法性，體現自身的可信度以及實現情感的共鳴，根據類目的建構，筆者主要從關鍵詞分析、推理模式分析、情感因素分析三個維度開展分析和論述。
1、關鍵詞分析
在中菲媒體評論的表達中，筆者發現很難用一個或兩個關鍵詞進行統領，嘗試從對事件的描述，對事件性質的定義以及主體的最終訴求三個層面分別進行關鍵詞的分析。在菲律賓報紙的評論中，對於黃岩島事件的描述，使用最多的詞是“standoff”(對峙)、“row”（爭端）、“impasse”(僵局)。在對事件性質的定義中，菲方評論多用“bully”（欺凌）、“intrusion”(入侵)、“harassment”(騷擾)以及“poaching”（偷獵），對於菲方媒體而言，最終的訴求是“sovereignty”（主權）。
對於中方的媒體而言，在其評論中，對黃岩島事件的描述，使用最多的是“對峙”和“爭端”﹔在對事件性質的定義中，中方多用“襲擾”、“挑舋”和“激進”，其最終的訴求同樣是“維權”。
從關鍵詞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雙方在對黃岩島事件的描述和最終訴求上相似度很高，對於黃岩島性質的定義中呈現出高度對抗性的話語表征，而且菲方更強調中方“以小欺大”，中方則更強調菲方是“激進和非理性”，這是由於事件本身具有高度對抗性，而且媒體所處的立場態度、意識形態等因素都直接導致了媒體“發聲”的不同。
2、推理模式分析
恩特曼認為，框架意味著“選擇可感知的某些方面並使之在傳播文本中更突顯，以
突出問題特定定義、因果解釋、道德評價和處理意見。”他將框架的功能概括為定義問題、診斷原因、進行道德判斷以及提出對策。[6]此后，梵·郭璞則進一步將其稱為框架的“推理裝置”，與隱喻、視覺形象、詞匯選擇、刻板印象等框架裝置一起歸於媒體建構框架的“框架包裹”。[7]對於“新聞框架”和“評論框架”而言，推理模式同樣適用，只是在“新聞框架”中，推理模式的應用更加隱蔽﹔而在“評論框架”中，表達可以更加直白，修辭的手段也可更加多元。為了使推理模式的分析更加清晰，筆者提煉出此次黃岩島爭端中評論所關注的三個焦點議題，即“是和是戰”、“雙邊多邊”、以及“美國因素”。圍繞這三個焦點議題，從“問題的提出”、“原因的分析”、“解決的方案”三個維度對評論框架展開推理分析。
議題一：是戰是和。“是戰是和”是中菲兩國評論爭議的首要焦點。對於中菲雙方而言，黃岩島之爭實為主權之爭、資源之爭、戰略位置之爭，對於是戰是和的討論必然異常激烈。從問題的界定來看，中方將黃岩島爭端視為菲對中主權的試探與挑舋，而菲方則視其為中對菲的試探，並且試圖從中謀取“機遇”。
在原因的分析環節，中方評論的落腳點主要在維護領土和主權的完整，認為黃岩島屬於中國的領土，在主權上具有“不可爭議性”，並且堅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從斗爭策略的角度出發，中方演化出“溫和派”和“強硬派”兩種聲音，對問題進行多角度解析，筆者將在方案的解決環節展開論述。對於菲方評論而言，體現出“不求戰、不求和”的雙面態度，其目的仍在於試圖通過多邊外交，利用和牽制中美兩國。
在解決的方案環節，中國的兩種聲音交替出現。“溫和派”的代表觀點是“隻要我們守住底線，隻要我們不急不躁，隻要我們剛柔並濟，隻要我們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就會在南海問題上贏得更大的戰略主動。” [8] “強硬派”的代表觀點是“菲方不能將中國的善意視為軟弱可欺。仁至亦有義盡的時候，忍無可忍就無須再忍，真到那個時候，我們不會介意和菲方共同創造一個“黃岩島模式”。 [9]為此，有必要分清“戰略的第一槍”和“戰術的第一槍”，告知“后發”是“立德”，“制人”是“立威”的重要性。評論角度的多元也為中方爭取戰略主動贏取了時間和空間，而且專家學者以“輿論領袖”身份發出的多元“聲音”更容易為國際社會採納和認可。
菲方方面，解決“是戰是和”的聲音同樣多元。其中有煽動性的評論，如《Can we be heroes（我們能成為英雄嗎）》、《Fight for this cause(為這個理由而戰)》，也有主張靈活策略應對中國的評論，如《Needed Firm but Deft Diplomacy, not War Games（需要堅定而靈活的外交，而非戰爭游戲）》、《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row over Panatag Shoal（帕納塔格礁的外交解決方案）》。在菲方的評論中，涉及到殖民歷史帶給菲律賓的屈辱感，體現出一定的“小國心態”以及“曲線強國”的需求。多元化的聲音對於菲律賓而言早已習以為常，這得益於菲方的媒介生態﹔“小國心態”與“曲線救國”需求還涉及到菲方的戰略考量和國民性問題，筆者將在后詳細分析。
從總體來看，在“是戰是和”議題中，中方的評論框架相對穩定，“溫和派”和“強硬派”的評論基本持平﹔菲方的評論框架不穩定，“中間派”的評論佔據上風，存在多種不同的聲音。
議題二：雙邊多邊。問題的提出在於菲方多次提出要將黃岩島爭端提交國際法庭，而中方則堅稱黃岩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具有不可爭辯性，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辯十分激烈。
在問題的分析環節，中方主要依據是歷史性權力原則和時際法，菲方的主要依據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對專屬經濟區的定義以及“地理臨近”的原則，並且二者對於黃岩島屬於“島”還是“礁”的問題分歧較大，直接導致對黃岩島屬於“領土”和“水域”的不同看法和爭議。
在問題的解決環節，菲方為了爭取戰略主動，堅持將黃岩島問題擴大化、國際化，並且試圖拉攏東盟國家“選邊站”，走多邊談判的道路。評論《Endangered territory（受到威脅的領土）》分析的十分清晰，作者寫道“Diplomacy is, of course, the correct way to go. But beyond diplomatic efforts, we must stand our ground, and there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pecifically Asea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rom which to seek support and just resolution.”（當然，外交途徑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但是，除了外交努力，我們必須站在我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我們可以從國際社會，特別是東盟和美國那裡得到支持並解決問題）[10]。為此，多位菲方專欄評論員獻計獻策，如有評論員還提出了採取國際法庭解決爭端的四種方法，極具蠱惑性，如“First i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second , is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f the Law of the Sea (ITLOS) and the third , permanent arbitral tribunal. The fourth is the special arbitral tribunal.(第一種是國際法院，第二種是國際海洋法法庭，第三是永久仲裁法庭，第四是特別仲裁法庭) [11]
中方在南海問題上一直堅持的重要立場是：中方始終主張根據歷史事實和公認的國際法，通過當事國之間的直接談判解決南海爭議。這也在中方的主流媒體中得到了清晰和一致的表達。在《解放軍報》刊登的評論《中國對黃岩島的領土主權擁有充分法理依據》中從“中國最早發現、命名黃岩島，並將其列入中國版圖，實施主權管轄”、“中國一直對黃岩島進行長期開發和利用”、以及“陸地統治海洋是國際海洋法的基本原則”等多個方面對黃岩島領土主權進行法理分析與歷史考察，這對於中方爭取雙邊談判解決爭端提供了重要參考和輿論保障。
從總體來看，中菲雙方在 “雙邊多邊”的評論框架中都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中方評論堅持從雙邊的立場看待和解決問題，而菲方評論則希望從多邊談判中謀求更多機會。
議題三：美國因素。問題的提出在於隨著美國戰略重心的東移，菲律賓的戰略地位和經濟價值對美而言有開掘的空間。因此，黃岩島爭端背后所折射出的不僅是中菲之間的較量，更是中美兩國實力的角逐。
針對美國對黃岩島爭端所產生的影響，中菲兩國的評論都給予了高度關注和充分的解讀。中方對美在南海的企圖認知清晰，態度明確。中方評論認為，美在南海搞“模糊性威懾”，折射出其“漁翁心理”以及戰略試探的目的。譬如，在對美國介入該事件的分析中，有評論提到“弄清楚美國想在這場對峙中得到什麼。美國的意圖其實也非常簡單，就是渾水摸魚，漁翁得利。除此以外，美國還通過小國的騷擾舉動試探中國戰略底線，並進行戰略牽制。中國若不理睬，會被美國認為牽制行動力度不大未起到作用，將會‘設計制造’更多此類事件。” [12]。在問題的解決環節，對於美國勢力，中方保持著高度警惕，並且以較為理性的態度看待美菲關系、中菲關系。如評論《美國不應被莽撞盟友綁架》、《美國保持中立有助南海穩定》、《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中美唯一選擇》等都體現出中方的態度，並提出解決之道。
菲方對於美國的心態則復雜而矛盾，這也體現在菲媒體評論的分析中，一方面菲方寄希望於美國提供軍事保護，另一方面對美插手南海心存顧慮。在評論《Can we be heroes(我們能成為英雄嗎)》中，對美國介入有著清醒的認知“are we just bank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fight our battles for us? And if America comes to our rescue, what would motivate it? Surely, it is not love for us, nor love for democracy. How about control or open access of sea lanes? How about having a foothold or a firmer grip in a region dominated by China and Muslims? How about the lure of the same oil and gas that is attracting not just China but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well? And at what cost to us, to our sovereignty, to our independence?”（我們能指望美國為我們而戰嗎？如果美國來援救我們，他們的出發點是什麼？當然，不是出於對我們的愛，也非民主。控制和打開海上航道？尋找到能夠一個能強有力地控制中國和穆斯林的立足點？石油和天然氣不僅隻對中國有吸引，而且對鄰國同樣具有誘惑力。那麼，我們的代價是什麼？是我們主權，還是獨立呢？）[13]在美國宣布對黃岩島爭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后，菲方士氣受到嚴重影響，對美不滿情緒增強，甚至出現美對菲“陰謀論” 的聲音，認為美支持菲意在出售給菲二手武器，是美國與中國的“合謀”。復雜而矛盾的心態也導致了菲方的輿論隨著美國的“臉色”而經常變化，在問題的處理上也出現自相矛盾的方面。
從總體而言，對於“美國因素”，中方的評論框架較為一致，對美保持高度警惕，以較為理性的態度看待中美、中菲關系﹔菲方的評論框架則隨著美國對華口徑的變化而變化，體現出一定的不穩定性。
3、情感因素分析
相對注重客觀性的“新聞框架”，分析“評論框架”還有一個重要的分析因子便是情感因素。這部分的因素在框架分析中難以通過量化的手法進行把握，需要基於詞語的情感色彩與評論的整體論調來把握。筆者主要從政治修辭的角度來把握評論框架的的情感因素。
亞裡士多德認為，政治修辭的目的是政治說服，要達到政治說服的目的，必須採用三種手段：人品（ethos）、理性（logos）和情感（pathos）。政治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受眾的情緒是處於變化之中，比較容易受到影響，尤其是受到那些宣傳鼓動色彩較強的政治修辭的影響。評論主體在進行話語的創造與展開時，常以理性作為說服基礎，但激起受眾的情緒，帶來受眾態度乃至行動的改變，才是政治說服的最終目的。因此，在“情感方面則要求演講者了解聽眾對辯論的問題所持有的情感和態度，並能善於掌握、調動、有時迎合那些情感和態度。” [14]隻有這樣，才能使得政治說服力具有持久性，使合法性得以持續下去。
中方在黃岩島爭端上的不少評論除了成功地運用理性的論據和論証方式外，也開始注重情緒的渲染與表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擺脫了以往千篇一律的面孔和“溫和派”評論風格的印象，在受眾中產生不小的震動。譬如在5月10日《解放軍報》刊發的評論《休想搶走中國的半寸領土》，旗幟鮮明地表明了中方的態度和立場。在4月26日《環球時報》發表的評論《在黃岩島不應“撤火” 而應增兵》中，作者對破解國際上對中國認識的誤區上十分到位，當論述到如何看待中國崛起時，他寫到，“和平崛起與非和平崛起的最大區別並不在於打不打仗，而在於為什麼打仗。凡是掠奪戰爭就是非正義的，凡是保家護土的戰爭就是正義的。別人的領土，我們寸土寸水都不要﹔但自己的領土，寸土寸水我們都不能丟。” [15]可謂義正言辭，擲地有聲。此外，《菲律賓敢對華動粗？以卵擊石》、《菲律賓內心希望中國揍他》、《菲律賓小動作可以休矣》等評論的出現，豐富了評論的話語，有效地調動了受眾的情緒。
在情緒的渲染與表達方面，菲方在技巧的使用上稍“勝”一籌。對於菲方的媒體而言，知道菲方在硬實力上同中方的巨大差距，但其充分利用了國際傳播方面的優勢，結合修辭技巧與情緒渲染，多次交替打出“悲情牌”、“好戰牌”、“站隊牌”等，將“有理就在聲高” 推向高潮。譬如在利用國際輿論方面，菲方評論到，“By continuing to raise its voice against China’s bullying, the Philippines will be playing its best card.We must keep China’s bullying on the front burner of world opi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Like an evil vampire, China will strike only when it thinks the world is not watching. But if continuously exposed to the glare of international scrutiny, it may be forced to back off and lurk in the darkness. ”（通過持續不斷的提高嗓門對抗中國的欺辱，菲律賓將會打出他最好的一張牌。我們必須將中國對我們的欺辱暴露在世界輿論和國際大眾媒體之前。就像一個邪惡的吸血鬼，中國襲擊我們，就好像他認為世界並關注一樣。但是如果持續地將其曝光在國際媒體的監督之下，他們可能被迫后退並隱藏在黑暗中）[16]。此外，菲評論的“鼓動牌”和“好戰牌”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如“Let it be clear: this is not a call to arms, but an exhortation for patriotism. This is one time when every Filipino should strongly support our government and do what we must to preserve our dignity and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 because this involves what is clearly and rightfully ours. While we all pray and hope for a peaceful resolution, we must all remain vigilant.”（讓這更加清楚：這並非鼓動戰爭，而是愛國主義的督促。這一次，每一個菲律賓人都應當強烈地支持我們的政府，而且我們必須維護作為一個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因為對我們來說關乎什麼是明晰而正確的選擇。雖然我們都祈禱，並希望和平解決爭端，但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17]通過情緒的控制和把握，激發民族主義情緒來對抗中國，是菲媒體在此次爭端中常用的手段。
三、結論與啟示
在此次黃岩島爭端中，中菲兩國主流媒體的“評論框架”都較為充分地展現出自己的特色，中方的評論框架體現出了高度的穩定性、一致性，在與外交口徑保持一致的基礎上，表現得有理、有節、有力﹔同時專家學者的加入，確保了評論聲音的多元化，體現出輿論斗爭的策略性。其不足之處在於，對評論議題的主動建構性不強，有被菲媒體“牽著鼻子跑”的情況﹔其次，政治修辭的運用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可以利用更多評論體裁，更豐富的政治修辭手段來實現政治訴求﹔再次，受到國際傳播力的影響，在中方多篇評論中表露出對國際傳播不自信，甚至出現放棄國際受眾，隻關注國內受眾的觀點，值得認真反思和研究。
菲方的評論框架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菲方主動建構議題的意識非常強，緊密配合“大小動作”刊發了大量的評論，這對於爭取話語權的主動，引導話語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菲律賓的專欄評論非常有特色，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的專欄評論不僅量多面廣，而且專欄作家人數眾多，語言風格各異，有利於爭取輿論空間、爭取國內外的受眾﹔再次，菲方評論具有一定的國際傳播力與影響力，英文作為其官方語言，也是其便利條件之一。當然，菲方的評論框架也有問題，最大的問題莫過於評論框架的不穩定性，媒體的聲音很難同官方保持一致，而且媒體聲音內部充斥過多“噪音”，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觀點，這從整體上影響了效果的實現。
除了對“聲音”的考察之外，筆者還深深地感受到在框架背后的結構性力量，正是這些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中菲兩國的評論框架，在此簡要分析如下：
1、媒體環境。要考察傳播框架的不同，首先要考察兩國的媒介生態。中方的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其定位仍然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其階級屬性和政治地位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在這種政治體制和環境下，中方主流媒體的官方主導色彩濃厚。優點是在涉及類似黃岩島主權爭端的國際國內事務時，能夠在准確把握外交政策和立場的前提下，准確、清晰、一致地發聲。缺點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外被動反駁、對內單項傳播的慣性仍然很強。此外，在國際傳播的舞台上，雖然在大力推進“走出去”工程，但是信息投送的能力與效果仍不是特別理想，對國際議題的設置與推送能力丞待加強。
對於菲方而言，其媒體生態與中國相比有很大的區別，受美式民主的影響，菲律賓的媒體採取的是私營化的運作機制，媒介的運作模式逐漸走向多元。在亞洲國家中，菲律賓新聞從業人員享有較高的新聞自由度。2008年5月，其總統政府新聞發言人在答記者問時表示，“亞洲、拉丁美洲和俄羅斯等國家的新聞自由略有退步，但是菲律賓仍然是亞洲新聞最自由的國家。菲律賓的媒體永不可能成為阿羅約政府的喉舌。菲律賓每個人都享受完全自由地在任何媒體發表意見、享受自由的權利。” [18]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一張日報假如沒有幾位專欄作家，就不成為一張報紙，這是菲律賓所有日報的一個共同點。” [19]菲律賓媒體專欄眾多，相應評論的渠道更多，表達也更加復雜、多元。
2、對外關系。自2011年開始，隨著菲律賓對外政策與對外關系的變化，中、菲、美等國的關系進入急劇變動的時期。中菲關系隻能用喜憂參半來形容，菲對中國採取了“接觸加遏制”的雙重手段，即政治上加以遏制，經濟上保持接觸與合作。
中菲兩國在政治與安全關系上不斷有惡化的傾向。兩國圍繞南海主權和資源展開了多次交涉，菲方意在將南海問題擴大化、復雜化、國際化，從中謀取更多利益﹔在經貿方面，則保持相對穩定的合作。據資料顯示，2011年中菲雙邊貿易額較2010年增長了22%，達到了 322. 54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此外，以海洋安全合作為基礎，美菲迅速拉近了彼此距離。有分析指出，菲律賓對外政策的巨大變化有其內因和外因，內因是國內利益集團的影響。“首先菲律賓軍方的利益是菲律賓政府在南海議題上採取強硬態度的重要推動因素。”其次，“能源財團在南海問題上採取強硬政策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在外部因素方面，某些國家鼓吹的“中國威脅論” 以及長期的國際輿論對菲產生了影響。[20]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海上戰略影響力的增強被西方學者視為中國即將在南海採取強硬舉措的基礎。相對於菲方的“兩面性”，中方的對外關系一直保持穩定性和持續性，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張通過平等協商，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所以，基於兩國的對外關系和外交政策來考察兩國主流媒體的“評論框架”，其認知也會更加深刻一些。
3、文化取向。從文化的角度來考察中美兩國的“評論框架”也是一個很好的角度。由於歷史的原因，菲律賓受到西班牙，尤其是美國文化的同化和影響。美國大力推行其價值觀、生活方式、民主理念、自由市場等，致使“依附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機制受到抑制﹔人民定位自身意義的傳統文化走向衰落，導致本地人民對本國文化認同的減弱。”[21]基督教文化成了菲律賓的主體文化，這拉近了歐洲同菲律賓人的親密關系，使得他們更加願意接近西方社會，同西方社會交往，這也能部分解釋為何菲媒體傳播的消息更容易在西方社會產生共鳴。此外，菲律賓是一個島國，地理的分散性也導致了各民族、各地區社會發展程度的不一致，存在較大的文化差異，不利於其形成有意義的權力中心。菲律賓“缺乏東亞國家中央集權機構遺留下來的集權傳統，更不具有對更大更集中實體的忠誠和統一的國家意識。” [22]再加上菲方對外關系的不穩定性，造就了其依賴性和投機性的國民心理，即“容易採取冒險主義，但堅定性和持續能力不強，易退縮。在南海沖突中，往往是菲律賓先採取激進主義，刺激和挑戰中國的底線，以美國為靠山謀取利益。一旦靠山的態度遲疑或者是遇到頑強的抵抗，就會全線退縮爭取和解。” [23]這也能部分地解釋為何菲方“評論框架”缺乏一致性與穩定性。
中國在歷史上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加之近代以來中國走過的是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道路，因此，中國堅持一貫的理念就是堅持主權原則基礎上的和平共處。對於主權的維護，中國歷來聲稱具有不可爭辯性。此外，中國正利用“軟實力”實現對世界的吸引，正如高大偉在《中國的中心性》一文中提到的，“中國不會和西方或其他任何一方謀求特殊關系，它喜歡多個力量共發展的環境。中國認可和倡導多極世界，這種格局使它能最大化中心性優勢。” “中國對中心性的痴迷培養，同美國積極追求世界領導權形成鮮明對比。西方布道者借普世價值之名行干涉之實，到頭來往往導致不和，而“中樞國家”受中庸之道感召，發展出‘有意識的中立’。” [24]反映在媒體的言論上也體現出中國的大國氣度和風范，樹立起中國理性、克制和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可以想見，在今后的日子裡，包括黃岩島等在內的“南海問題”將始終是亞太乃至世界的重要政治議題，各方在輿論上的爭鋒相對是政治博弈的重要組成。筆者建議從戰略傳播的角度看待南海爭端，完善輿論預警機制，增強應對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能力，豐富輿論領袖隊伍，不斷提高國際議題的設置和投送能力。此外，單純依靠輿論的力量還不充分，需要多管齊下，結合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多種力量，打出漂亮的“組合拳”，這樣才能形成合力，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
注 釋：
[1] 劉澤江：《新聞框架理論探析》，《大學時代（B）版）》，2006年，第3期，第25頁。
[2] 馮建俠：《框架理論在傳播學研究中的運用及其發展》，《新聞傳播》，2011年，第9期，第15頁。
[3] 孫彩芹：《框架理論發展35年文獻綜述——兼述內地框架理論發展11年的問題和建議》，《國際新聞界》，2010年，第9期，第23頁。
[4] Hackett, R. A. & Zhao, Y.,“Challenging amaster narrative: Peace protest and opinion/editorial discourse in the US press during the Gulf War”, Discourse& Society,1994,No. 5 (4),p.509-41.
[5] Le, E.,“Active participation within written argumentation: Metadiscourse and editorialist’s authority”, J. of Pragmatics, 2004, No.36,p.687-714.
[6] Entman, R. M., “Projections of power: Framing news,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Chicago,200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Van Gorp, B.,“ 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framing: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J. of Communication, 2007.
[8] 溫冰：《有理有利有節 贏得更大戰略主動》，《解放軍報》，2012年，5月12日，第4版。
[9] 秦宏：《面對菲律賓，我們有足夠手段》，《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年，5月8日，第1版。
[10] 《Endangered territory》，《Philippine Daily Inquire》, 2012, April 14,
http://opinion.inquirer.net/26797/endangered-territory.
[11] Madel Sabater & MB., 2012年,《Play the ‘name that shoal’ game》, 《Manila Bulletin》，2012，April 28, http://www.mb.com.ph/articles/358283/playing-the-name-that-shoal-game.
[12] 《立威是中國在南海的當務之急》,《環球時報》，2012年，4月13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2-04/2609495.html.
[13] Jose Ma. Montelibano.,《Philippine Daily Inquire》, 2012, April 13, http://opinion.inquirer.net/26675/can-we-be-heroes.
[14] 劉文科：《權力運作中的政治修辭——美國“反恐戰爭”（2001-2008）》，2010年，人民出版社，第27頁。
[15] 羅援：《在黃岩島不應“撤火” 而應增兵》，《環球時報》，2012年，4月26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4/2667720.html.
[16] Art Villasanta.,《Fight for this cause》，《Philippine Daily Inquire》, 2012, April 30, http://opinion.inquirer.net/27871/fight-for-this-cause.
[17] Romualdez.,《Today Scarborough , tomorrow Palawan》，《Philippine Star》, 2012, April 22, http://www.philstar.com/Article.aspx?publicationSubCategoryId=64&articleId=799495.
[18] [21] 丁文蕾：《民主鞏固陣痛中的菲律賓媒體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09年，4月。
[19] 朱幸福：《菲律賓新聞業的現狀》，《新聞記者》，1987年，3月2日，第43頁。
[20] 吳金平 鞠海龍：《2011年菲律賓經濟、政治與外交形勢回顧》，《東南亞研究》，2012年，第2期，第27頁。
[22] 李永芬：《菲律賓民主進程的困境》，《世紀橋》，2005年，第5期，第148頁。
[23] 藺蕊：《從國際戰略學視角看當前的中菲南海沖突》，《商品與質量》，2012年，第5期，第340頁。
[24] 高大偉：《“中心性”中國不追求領導權》，《環球時報》，2012年，4月24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4/266170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