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媒體2012年涉華報道新特點

2012 年是中德建交40 周年，兩國間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交往都很頻繁，中德關系處於歷史最好時期。德國不僅成為了歐洲對華投資、輸出技術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成為中國在歐洲的主要投資地。經濟、文化和政治的交往必然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然而國際間的新聞秩序長期以來由西方大國所主導，一些媒體並沒有客觀、全面地展現中國的發展，反而是常常刻意夸大負面信息。鑒於此，本文以德國主流媒體《明鏡》為例，對2012 年所有涉華的770 篇報道進行內容分析。本文的數據來源於明鏡集團旗下的明鏡在線（Spiegel Online），《明鏡》周刊（Der Spiegel）和《經理人雜志》（Manager-Magazin） 三個數據庫。研究結果顯示，總體來看，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較之2011年略微好轉，但是在報道中仍然擺脫不了既吃驚又恐慌的雙重情感。報道特點如下：

第一，議題大多集中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以負面報道居多。

在770 篇涉華的新聞報道中， 涉及政治問題的報道達到了33.5%，對經濟方面的報道為30.6%，既涉及政治又涉及經濟的報道所佔比例為9.3%，對社會問題的報道佔到了9.0%，對文化的報道為6.1%。

大部分對政治問題的報道，內容涉及到人權、網絡監管、各級政府換屆、中央和香港關系以及中國和周邊國家關系的問題。在對經濟領域的報道中很少有真正意義上是褒獎中國企業的生產能力、技術創新和產品質量的，大多還是用嘲諷的語氣談論中國的版權問題，並對傾銷、惡意競爭和貿易保護進行批評。雖然有些報道對中國企業的跨國收購表達了吃驚和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最后常常轉移到政治問題上。很多文章看似在談論經濟，其實是對政治的批評﹔看似討論政治，其實是為了達到自身某種經濟目的，從中也可以看出政治和經濟關系的密不可分。在有關社會問題的報道中，大多數是反映中國現存的一些問題，例如礦井爆炸，交通事故，同性戀和艾滋病感染人群，環境污染等。

第二，帶有明顯“吃驚與恐慌”的雙重情感。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德國媒體已經不僅僅吃驚“中國模式”的成功，更對中國企業的崛起感到了恐慌和害怕。比如有

“中國企業又開始海外圈地了”、“青島成為世界最大的港口”、“中國的銀行預定了50 架空客”、“ 普茨邁斯特被賣給中國了”。中國企業已經不是西方媒體傳統觀念中制造廉價商品的代名詞了，而是越來越多地涉足礦產、石油、金融、通信和機械等領域，因此涉華報道中常流露出羨慕和嫉妒之情。

在三一重工收購了機械巨頭普茨邁斯特后，該跨國並購案在作為機械工業強國的德國成為了媒體熱議的焦點。無論是民眾，還是媒體的自尊心都受到一定影響。在德國，家族企業有著很強的自尊，除非遇到金融危機或者在其他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絕不會放棄對企業控制權的。這種民族自尊心可從媒體的報道中反映出來：“三一以后不用雇佣普茨邁斯特的員工了，可以把產業轉到他們的新總部”、“ 德國在該領域的領頭羊第一次被中國公司收購了” 等等。雖然中國企業在管理方式、薪酬體系、文化思維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無論在服務理念，產品設計與推廣還是在公司的組織架構，人員管理等方面，最大可能地適應東道國的風俗和文化，嚴保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積極實現本土化的戰略，但德國媒體對這些積極、正面的措施並沒有報道，而是以一種不信任的方式對“中國模式”及中國企業能力提出質疑，並對中國企業的到來表示恐慌。大量報道“中國國內經濟不穩定”、“出口下降”、“外資大量撤離中國”、“中國的企業能力不行”、“被收購后德國員工崗位堪憂”等負面消息，以刺激德國國內民眾，使我們在收並購過程中常常受到當地企業員工和工會的強烈反對。

第三，批評方式由直接改為間接，媒體以“觀察者”身份自居。

在涉華報道中還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新特點，就是媒體以“觀察者”身份自居，大篇幅地報道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以及中國國內的矛盾，對中國在地區及世界的影響力持一種謹慎和恐懼的態度。在批評方式上，也由比較直接改為間接。比如770 篇報道中有12.3% 都是在談論中日關系，主要圍繞中日釣魚島矛盾、日本企業在中國、中日經貿關系等展開。在中日釣魚島爭端問題的描述上，常常是單方面強調“中國的海監船又去釣魚島示威”、“中國積極訓練航母准備應對海權紛爭”等措辭，來強調中國對亞洲鄰國的威脅。又如在涉及日本企業在華經營的問題上，常常引用中國和日本媒體已有的新聞，來佐証日本企業正當、合法的權益在中國受到侵害。雖然德國媒體沒有直接批評中國，但不全面的報道其實已把讀者引向了一邊倒的局面。例如在釣魚島問題上，德國媒體用的是“尖閣群島（Senkaku-Inseln） ，“日本逮捕了來自中國的佔島者”、“ 豐田在中國的銷售暴跌”，使受眾感覺，這就是日本的島嶼，中國的船只是在挑舋和威脅。其間接的批評方式比直接批評更加具有欺騙性。

德國媒體還常常以“觀察者”身份自居，對中國國內的問題進行評論，但並沒有說明信息的來源渠道和可信度。例如引用所謂權威人士和消息人士的說法，來調動受眾對“收入分配不均急速加劇”、“十八大換屆”等問題的獵奇心理，加深了普通民眾的猜疑以及對中國的負面態度。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西方新聞媒體背后的戰略取向很清楚，通過負面夸大、雙重標准和肆意煽情等方式，用所謂“客觀”的新聞專業主義，“詳實”的數據來進行輿論宣傳，以達到其實現政治、外交和經濟等多方面的目的。

2011 年7 月皮尤全球項目態度(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形象”調查結果顯示，在被調查的22 個國家中，德國的中國形象負面度比較高，位居所有被調查國家的第三位，緊隨土耳其、日本之后。但從整體趨勢上說，中國在德國的總體形象從2008 年開始還是在緩慢上升，對中國持積極態度者也從2010 年的30% 上升到了2011 年的34%。

由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繁榮有著重要貢獻，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德國受眾中持積極態度者還是比去年有所增長，從2010 年的37% 上升到了2011年的46%，上升了9 個百分點。但是在回答“中國實力的增強對你國家的影響”時，德國明顯感到了害怕和“中國威脅”。盡管中國經濟對世界貢獻很大，但持消極態度者還是超過了持積極態度者，達到了50% ﹔對軍力增長持消極態度者更達到了79%，遠超過持積極態度的12%。這說明西方很難從心理上接受這樣的下風地位，這種心情於是常常反映在媒體的報道中，中國更多的是被西方視為競爭對手，而不是合作伙伴，涉華媒體多帶有有色眼鏡。在內容分析中發現，德國媒體巧妙地抓住了德國受眾喜愛追問、質疑的心理和善於思辨的民族特性，通過貶低成就、夸大負面和截取信息的方式來塑造中國的負面形象。針對此種情況，我們必須要擴展傳播途徑，積極構建第三方的傳播渠道，主動利用德國受眾善於批評、反感政治宣傳的民族特性，多通過一些非官方組織、學術機構、民間人士的聲音進行傳播。在傳播過程中，雙方要以平等、包容的心態，友好地傾聽他者的聲音，克服刻板印象和文化定式影響，構建對外傳播中和諧有效的第三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