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新聞思想反民主立場的由來--傳媒--人民網
人民網>>傳媒>>傳媒專題>>傳媒期刊秀:《新聞愛好者》>>2012年12月下

李普曼新聞思想反民主立場的由來

葉青青

2013年01月06日15:25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摘要】本文在介紹李普曼在其著作中所表達的新聞思想的基礎上,試圖厘清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學者對其新聞思想的評價與認識上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正體現了學術話語構建中的某種蝴蝶效應,它夸大了李普曼對民主制度的抨擊與批判,甚至扭曲了李普曼的真實意圖和立場,也影響著當代學者對李普曼新聞思想所做的各種評價。

【關鍵詞】李普曼﹔民主﹔公眾﹔新聞業

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20世紀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報刊專欄作家,在其60余年的寫作生涯中,留下了1萬多篇共1000多萬字的時論文章及31部有關哲學、政策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其中直接涉及新聞學的著作有三部:《自由與新聞》(Liberty and the News)、《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幻影公眾》(The Phantom Public)。中文譯本隻有《公眾輿論》。《公眾輿論》作為研究輿論問題的傳世名作,在英語世界一再重印,在中國也出現過兩個翻譯版本。

李普曼在這些著作中隱含的新聞思想就是,我們在准確理解民主和新聞的關系時困難重重,人們誤解了新聞業能夠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新聞業無法為人們提供關於外部世界的真實圖景,反而在民主理想和現實之間制造緊張狀態。[1]由於李普曼質疑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能力,懷疑獨立而全能的理性公民個體的存在,他將運用理性知識進行政治決策的權利賦予了少數“經過特殊訓練的”“擁有特殊技能的”專家和精英(即局內人)。也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李普曼的民主觀被視為一種政治精英主義,並“被認為”與杜威及其支持者所持的大眾參與式的傳統民主觀發生了激烈沖突,甚至被傳播學者詹姆斯•凱瑞批評為是反民主的。[2]

本文在介紹李普曼在其著作中所表達的新聞思想的基礎上,試圖厘清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學者對其新聞思想的評價與認識上的差異,而這種差異體現了學術話語構建中的某種蝴蝶效應,它夸大了李普曼對民主制度的抨擊與批判,甚至扭曲了李普曼的真實意圖和立場,也影響著當代學者對李普曼新聞思想所做的各種評價。

李普曼新聞思想的變遷

1920年,《自由與新聞》一書的出版開啟了李普曼的新聞思想——輿論的可被操縱性觀點,這對其一生的學術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李普曼開篇就指出:“現代西方民主的危機正是新聞業的危機”,新聞界的最高法則應該是“闡明真理、揭露丑惡”,新聞界提供真實可靠的新聞對大眾社會代議制民主非常重要,新聞報道的真實性是民主國家公民借以形成輿論,進而左右政府決策的基石。為此,李普曼提出改造新聞業的設想:新聞記者應該是“耐心、無畏的科學人士,努力探求世界的真相﹔好的報道需要實踐最高的科學品質”,即“客觀性”的檢驗標准。[3]但是,這種對新聞客觀性和專業化的熱情,很快就被《公眾輿論》一書中流露出的不可知論和悲觀情緒所動搖。

作為李普曼的新聞學代表作,1922年出版的《公眾輿論》對媒介、公眾和民主政治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改變了其他學者探究政治理論的方法,這就是格雷厄姆•沃拉斯所反對的那種隻見政治機構不見人的傳統政治學。其中,李普曼仔細研究了民主理論的中心問題——對“全能公民”的信念。在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影響下,李普曼開始意識到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人們看待事物的方法都是由他們所處的一定的文化環境所產生的刻板印象決定的,人類的決策依靠他們的感情、偏見和習慣,因此相信“民主最初的教條”是不再可能了,即“管理事務的知識自發地產生於人的內心”。[4]161進而,李普曼對新聞業可以促進民主的理想也開始動搖,並承認自己在《自由與新聞》中認識的不足,“新聞與真理並不是一回事,他們必須得到清晰的區分”,民主制度的缺陷並不能靠更好的新聞報道、值得信賴的新聞和真實的資料來彌補。對大眾民主理想的幻滅,使李普曼將無法作出正確政治決斷的公眾視為“局外人”,並將對民主決策提供意見的權利賦予少數“經過特殊訓練”的“擁有特殊技能”的專家、局內人手中。這些人不是通過隱晦不清的新聞報道來檢驗消息的准確性,而是通過專門組織的、不被偏見和歪曲所沾染的“情報機構”來達到目的。這一“精英治國”的觀點,體現了李普曼對傳統大眾參與式民主理論的否定,以及對易於被操縱的新聞界的警覺。

這種對現行民主制度的懷疑在其隨后出版的《幻影公眾》一書中進一步蔓延。在這本引起廣泛爭議卻又很快被人遺忘的書中,李普曼充分論述了傳統的民主理論的不足之處,並表露了他個人的許多焦慮之情以及他所喪失的戰時的理想主義觀念,也對《公眾輿論》中的很多思想進行了更進一步的闡述。對於公眾的民主參與,李普曼宣稱如果想當然地認為選民們甚至“生來就勝任”管理公共事務,這是“虛假的理想”,並以自己為例說明對普通民眾寄予更多期望是不合適的,“我找不到時間去做民主的理論期待我要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說,去了解時局,並對一個自我管理的社會所面臨的每個問題都發表值得一提的觀點”。[4]190因此,基於公眾可以決定事態發展這一信念之上的大眾政府理論是錯誤的,這樣的公眾“僅僅是一個幻影”,一個抽象的東西。對此,李普曼為現行民主制度和傳統民主理論在現實中的困境所提供的解決方法,就是讓如幻影般存在的公眾放下肩頭這副管理國家事務的擔子,直言不諱地承認平民百姓既無能力也無興趣來管理社會,轉而將民主政府的施政過程交由局內人做出決定。“這並不是因為他生來就比別人聰明,而是因為他所處的地位使他能夠了解問題並採取行動。”[4]191

就新聞思想變遷的脈絡而言,李普曼的貢獻在於將新聞業、公眾與政治民主的關系闡發得更為明確。對民主和現實社會的批判眼光、對非理性個體公眾的不信任態度,使李普曼希望新聞業能認清自己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真實角色和需要改進之處,也希望社會公眾不要過高地寄希望於新聞業對民主政治的影響,而是真正致力於政治民主制度自身的改革與發展。

李普曼引發的評論與爭議

《自由與新聞》《公眾輿論》和《幻影公眾》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先后出版,顯然與那個時代的社會特征有著緊密聯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歷了鍍金時代的美國人,在工業主義與公司資本主義開始威脅到個體的經濟保障、自主權和社會地位的時候,試圖對美國民主的含義做出新的解釋。他們追問政府怎樣才能保護民眾避免工業主義和經濟集中帶來的副作用,以及這個政府該怎樣塑造一個工業國家的未來。當眾多改革者、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新聞記者們,不斷向當時佔優勢的放任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形態提出挑戰時,一個充滿變革的“進步主義時代”到來了。這場進步主義運動所引發的數以百計的提案和許多有組織的改革運動,建立在這樣的認識假設上:首先,人類基本上是有理性的,如果通過適當的教育,使其掌握自主能力的話,民眾會堅決要求政府追求公共利益,回避特殊利益﹔其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如今能夠發現美國社會問題的起因並提供解決的辦法。[5]

進步論者們相信科學和專門技能可以治理國家,這也是身處這一改革時代的李普曼所堅持的。李普曼在認識到“輿論是可以被左右的”后,試圖去探討在政府具備了如何操縱人們頭腦這種現代知識的情況下,普通人如何對公共事務做出明智的決定,這正是《自由與新聞》這本書的主旨所在。這本隻包含了三篇文章的小冊子,在讀者中產生的影響力遠遠低於李普曼后來所寫的《公眾輿論》,但是也引起了當時芝加哥大學知名社會學者羅伯特•帕克的注意。帕克評論說李普曼和最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麥克斯•斯蒂爾一樣,認為“最后的暴政是思想的暴政”,用李普曼的話說就是“最后的暴政是為我們提供思想並操縱我們的宣傳家的暴政”。對於這本小冊子,帕克稱贊說,“新聞業所擁有的權力早已被確認,但沒有一種關於現代報業的批評或贊賞能像這本小冊子那樣分析得如此敏銳和徹底”。[6]

《公眾輿論》則被李普曼自稱為第一部“真正嚴肅認真”的著作,其模棱兩可的結論,是這本書至今仍引起廣泛爭議的原因。在當時,批評家們為這本書所震動,但卻不知如何評論為好。大部分批評家稱贊它是一個巨大的突破,說它暴露了政治學家幾乎不知其存在的問題。李普曼的好友哈羅德•拉斯基把這本書形容為“顯然是反映出偉大的智慧力量的風度,它文筆疏朗、氣象崢嶸”,是一部“優秀作品”,但對該書的結尾卻心存疑問。而時任最高法院法官的霍姆斯基則認為《公眾輿論》一書“寫得十分出色”,也許就是因為“李普曼並未下什麼結論”,並認為很少能有人把人們頭腦中的細微差別分辨和表達得如此清楚。同樣是李普曼的好友,勒尼德•漢德大法官對書中的分析也十分嘆服,但卻為結論所困擾。[4]162

《公眾輿論》同樣引起了帕克的關注。帕克評論說,“事實証明,對輿論的研究主要是對新聞的研究,新聞就是報紙對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時事提供解釋”,“書中所涉及的大量人類本性的分析,以及關於這類問題的充滿刺激性和暗示性的討論,賦予該書獨特的價值”。[7]還有學者將李普曼的著作視為代表現代政治學領域正在發生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政治學開始關注政治領域的心理因素,並強調當前民主困境的原因在於過分關注政府的起源而非施政的過程和結果。因此,李普曼的著作指向正在慢慢形成的新政治和新的社會科學。[8]

盡管著作廣受好評,但李普曼對自己在《公眾輿論》一書中模棱兩可的結論並不滿意。《幻影公眾》的出版似乎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李普曼把它題獻給漢德大法官,並寫信說:“我力圖闡明,加入輿論本身在知識和精神質量方面沒有任何改進,輿論會起什麼作用,怎樣做才能更為行之有效。”李普曼甚至對哈佛政治學教授阿瑟•霍爾姆斯說,這本書的調子太悲觀,以致它很可能“會因為是異端邪說而受到我在《新共和》的舊友們的審判”。[4]190在這本書中,李普曼將當前民主政治中的公眾流失現象視為正常情況,認為由此“局內人”便得以進行其工作,公眾也不必做他們無力勝任的選擇。這一暗淡淒涼的結論使那些贊頌《公眾輿論》一書的人們對這部續篇感到沮喪甚至困惑,但《幻影公眾》仍收獲了許多正面的評價。如阿諾德•貝內特•霍爾評價這本書的主要價值在於它提供的建議和觀點的現實性,並開辟了政治分析和研究的誘人前景。帕克再次評論了李普曼的著作,認為作者非同尋常的貢獻在於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並促使人們重新審視那些被公認的教條,挑戰人們已有的信仰,其真正意義就在於它闡明了輿論的真實本質和政治過程的特點。[9]

盡管大部分評論家對這本書的悲觀調子感到氣餒,以至於《幻影公眾》一書很快就絕版並被人們所遺忘和忽略,但就當時的評論來看,批評家們並沒有認為李普曼是在攻擊甚至反對民主制度本身。

學術話語建構中的蝴蝶效應

然而,李普曼新聞思想所引發的評論和爭議,由於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參與,卻在今天的社會科學領域引起了特殊興趣。來自傳播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當代學者,將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與杜威之間關於民主和公眾的關系,以及新聞媒介在其中的作用等問題的思想交流,描繪成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或論戰,認為兩者處在高度緊張的敵對立場上。在這種描繪中,李普曼被刻畫成一個傲慢的批評家,他發現了民主政府在制度上的不完善,並提出以專家治國的精英主義方式來糾正這些不足,因而成為拒絕改革的反民主式的局內人。而杜威則因為始終對參與式民主保持信任和積極樂觀的態度,並堅持通過教育來提高公民自治能力,成為提倡政治改革的進步主義事業的擁護者。

有趣的是,事實上,兩人從來沒有辯論過,目前也尚不清楚,李普曼是否認為自己是在與杜威對話或討論。兩者之間的意見分歧當然存在,但所謂的辯論也不過是杜威就李普曼的《公眾輿論》和《幻影公眾》兩本書在《新共和》雜志上發表的書評,以及1926年在凱尼恩學院發表演講並隨后出版的《公眾及其問題》一書。李普曼是如何回應杜威的立場則沒有后續的實例,也沒有任何同時代的評論將杜威的書解讀為對李普曼的明顯抗議。

將李普曼和杜威之間的思想交流轉換為一種“論戰式”的學術話語,開始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其中,已故的詹姆斯•凱裡,作為美國媒介和傳播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對李普曼的批評被廣為引用,他對李普曼和杜威論戰的描述也最有影響力。1982年,凱裡在他的論文《大眾傳媒:批判的觀點》中用爭論和沖突來形容這場思想交流,將杜威和李普曼的關系描述為對抗性的,7年后這篇文章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中再次發表。[10]針對杜威和李普曼之間的思想交流,凱裡表達了對杜威觀點的明顯推崇,認為他不僅可以“肯定在我們眼前的是什麼”,也可以“最起碼,通過想象構建一個更可取的世界”。而對於李普曼,凱裡批評他質疑廣大市民參與民主的能力,並引導大眾傳播研究轉向定量的“行政”(實証)研究。在1987年發表的論文中,凱裡又抱怨說:“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公眾從概念上被清空了。”原因可以歸咎為政治理論的發展和民意調查的崛起,但李普曼是主要的罪人,因為他“將公眾置於政治之外,將政治置於公共生活之外”。[11]

凱裡對雙方的評論所帶來的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的著作中得到印証。研究美國進步時代的歷史學家克裡斯托弗•拉什在1991年和1995年的書中承認他依賴凱裡的《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來完成他對杜威和李普曼交流的解讀。而在1991年出版的杜威傳記《杜威與美國民主》中,羅伯特•威斯布魯克又大量引用了拉什的觀點。這些學者經常引用杜威評價《公眾輿論》時的一段話就是,杜威認為這本書“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達的對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訴”。但是,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句話出現在第一段的結尾處,而這一段充滿了對該書“輝煌的,有啟發性,客觀性”的贊譽。杜威不僅發現《公眾輿論》中有許多值得稱贊的地方,而且將《幻影公眾》這本在今天看來是兩本書中更為反民主的著作,評價為“論述的是對修正的、有節制的民主理論的信仰”。[12]

實際上,在凱裡第一次將杜威和李普曼連接起來時,他的解釋存在許多誤讀的地方,也缺少具體的引証。在反響廣泛的《重構大眾和媒介》那一章中,凱裡承認:“我取出的內容重點是關注杜威與李普曼的沖突,並在我希望推進的地方搭台提供論據。”[13]凱裡的論據設置在一章中隻佔了8頁,沒有注釋,其中包括從《公眾及其問題》中引用的一段長文,但沒有直接引用李普曼的著作文本。凱裡的原文缺少引証,然后拉什引述了凱裡,隨后拉什被廣泛引用卻沒有提及凱裡。威斯布魯克引用拉什,但隨著威斯布魯克的書的影響力日益擴大,近來闡釋這場交流的學者往往引用威斯布魯克而不是拉什。這些舉動,使對這場交流的重構獲得了更多權威性,但卻缺少透明度。這儼然就像一場“蝴蝶效應”,某個領域的學者頻繁運用的一個小詞匯,經過流通和推動,被引用、放大,並為其他領域的學者所採用。隨著這種說法的跨學科流動,採用者而非原創者將被繼續引用,結果就是一個龐大的解釋性大廈卻建立在一個話語修辭所拍動的翅膀上。

凱裡將杜威和李普曼二人置於對立立場上的意圖似乎很明顯:李普曼成為效果取向的媒介研究傳統中的歷史先驅和哲學標杆,這一傳統在凱裡看來與他所倡導的儀式取向的研究傳統相比缺少成效。相反,杜威代表一種人性化和人文主義實踐中的實用主義、民主、社會共同體和交流,在那裡每一個人都能參與到意義生產中去。對杜威的推崇,以及為了恢復和肯定杜威那種對參與式民主制度充滿希望的願景,使這種話語重構將李普曼的立場簡化為一種諷刺,夸大了杜威和李普曼之間的思想分歧,而忽視了這場思想交流發生的廣闊的歷史和傳記背景,甚至使用極端化的、交流本身並沒有出現過的術語。[2]這種二元對立的框架,對雙方來說都是極為不公正的。

以上是本文梳理的李普曼新聞思想的變遷及其引發的爭議和批評。對傳統民主理論的持續抨擊與李普曼自身對進步主義理想的幻滅有著很大關系。對此,李普曼給出的解釋為,這是由於普通人缺乏統治能力的結果,公眾是應該被馴服的巨獸,而不是一種可教育的力量。在關於民主、公眾和新聞業的思考中,李普曼的確帶有深厚的精英主義立場,但是他對民主前景的擔憂,對大眾自治能力的質疑,都來自於他所堅定致力於的改進和完善代議制民主制度的努力。而當代學者將杜威和李普曼之間的那場思想交流建構為對抗性的爭論,將提倡專家治國的李普曼譴責為反民主的精英,實際上並不忠實於事件的原貌。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資助,項目批准號:11YJC860055)

(作者為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外語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1]葉青青.重訪李普曼——新聞何以成為民主的一種表達方式[J].國際新聞界,2010(6).

[2]Michael Schudson,The“Lippmann-Dewey Debate”and the Invention of Walter Lippmann as an Anti-Democrat 1986-1996,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 (2008),p.1-20

[3]Walter Lippmann,Liberty and the news,Transaction Publisher:New Bunswick and London 1995,p.8,15,74

[4]羅納德•斯蒂爾.李普曼傳[M].於濱,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61.

[5]史蒂文•J﹒迪納.非常時代:進步主義時期的美國人[M].蕭易,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88.

[6]Robert E.Park,Review on Liberty and the New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7,No.1(Jul.,1921),p.116

[7]Robert E.Park,Review on Public Opin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8,No.2 (Sep.,1922),p.232-234

[8]Charles E.Merriam,Review on Public Opin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Vol.33,No.2 (Jan.,1923),p.210-212

[9]Arnold Bennett Hall,Review on The Phantom Public,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0,No.1(Feb.,1926),p.199-201﹔Robert E.Park,Review on The Phantom Public,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24,Legal Aid Work(Mar.,1926),p.194

[10]James W.Carey,“Mass Media:The Critical View”,i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 (Beverly Hills,CA:Sage,1982),re-titled and reprinted as‘‘Reconceiving‘Mass’and‘Media”,in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Essays in Media and Society(Boston:UnwinH yman,1989),p.69-88

[11]Carey,J.W.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The Center Magazine,1987,20 (March/April)6-15

[12]Sue Curry Jansen,Phantom Conflict: Lippmann,Dewey,and the Fate of the Public in Modern Society,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Vol.6,No.3,September 2009,p.221-245

[13]James W.Carey,“Reconceiving‘Mass’and Media”,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Essays i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Unwin Hyman,1989),p.79

分享到:
(責任編輯:趙光霞、宋心蕊)




24小時排行 | 新聞頻道留言熱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