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報人社會地位變遷之考察

【摘要】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報紙是由外國傳教士創辦，極少數參與其間活動的中國人是近代第一批報人。一批科舉失意的落魄文人加入了辦報的行列，同時也給辦報活動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色。隨著維新人士將辦報活動開展得轟轟烈烈，報紙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報人的社會地位也在不斷提高。其后，報紙的專業化程度提高，報人隊伍呈現出了職業化的趨勢。近代報人社會地位的變遷，既與報紙自身的發展有密切的關聯，也與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相伴隨。

【關鍵詞】近代報人﹔社會地位﹔三次變遷﹔社會原因

陳獨秀特許他應北大文科選讀生考試，錄取入學。吳范寰與成舍我是中學、大學同學。龔德柏，湖南湘鄉人，日本留學生，曾任北京法政專門學校講師。戈公振，江蘇東台縣人，幼年曾在弢庵學塾讀書，1908年入東台高等學堂。1913年考入南通師范學堂，因家庭困難未入學，當年冬他去上海，到正書局習業，后任《時報》編輯，旋任總編。張季鸞，祖籍陝西榆林，出生在山東鄒平。早年師從古文大師劉古愚，1905年留學日本，先入東京經緯學堂，后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攻讀政治經濟學。張友鸞回憶說：“1925年我進北京《世界日報》做編輯，當時二十一二歲，還沒有讀完平民大學新聞系的課程（當時報業系的主人是邵飄萍，當時的報業系由“三鳥”，指的是左笑鴻、張友鸞、吳隼，都是新聞奇才）。幾個月后，被提升做總編輯。”[8]張友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大學新聞系畢業生。不僅報社的管理層越來越精英化，一般的編輯記者和管理人員，也要從大學畢業生裡招聘，賀逸文等在《北平〈世界日報〉史稿》中說：“1926年1月招聘編輯時，規定應聘人需年在25歲以上，專門學校畢業，在新聞界積有經驗的人，開具略歷，編寫500字的新聞稿，經審查合格，才能錄用。”“《世界日報》錄用人員，無論編輯、職員、練習生，很長時間內是採取招聘招考辦法。”[9]

近代報人地位變遷的社會背景考察

近代文人辦報活動，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的轉換過程，這個過程又與城市化的進程相伴隨，其間的社會變革、知識分子心態的調適的過程曲折而又頗有戲劇性。

在科舉制佔主導地位的時代，讀書人乃至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是苦讀、科舉、做官，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人生的路徑選擇是壓倒一切的。一些文人要麼窮困潦倒，要麼科舉之途不順，不得已才走上了辦報之路。至於文人自覺的辦報活動，在大的社會變遷還沒有成熟時，是不可能出現的。

早期報人雖身在報業卻對科舉孜孜以求，與幾千年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密切相關，同時又不自覺地把這種價值取向帶到辦報的具體過程中，“文人論政”的中國辦報特色與傳統知識分子的根深蒂固的價值取向是一以貫之的。唐振常說，中國近世報業之興起，與西方進入商業社會而報紙繁興有一大不同，即：中國自晚清以來，創出了各種各樣的報紙，非純屬商業性行為，有識的報業前驅，皆以報紙為文人論政的工具，而投身於從長遠看是致力於國家近代化現代化的躬行實踐中。[10]

傳統城市中知識階層在數量上是相當有限的，因為在封建社會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下，他們的社會活動往往並不以城市為出發點和最終歸依。與城市相比，他們更容易認同於農村，耕讀傳家始終是他們理想中的夢境，衣錦還鄉回到哪裡？回到農村老家。當官致仕后回到農村老家，安度晚年。經商發財后，把金錢搬回老家，蓋房產，榮耀門庭。雖然隨著明清以來商品經濟在城市中的發展和繁榮，逐漸出現了士階層城市化的傾向，但直到鴉片戰爭以前，士階層的城居者在數量上仍然是有限的。根據一項對清代貢生、舉人和進士出身地的分析，其中在士紳城市化比較明顯的江浙一帶41．6%出自鄉村，52．50%出自城鎮，另有6．3%出自小市鎮。而在北方的魯皖晉豫四省中，出自農村的甚至高於出自城市者。[11]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推進，據學者們研究，中國近代城市化的起步階段發生在1840—1900年間，這一時期，中國城市化主要在沿海沿江部分地區進行。[12]近代的城市化，與以前的城市化出現了許多不同。近代以前的城市，主要發揮其政治功能、物質交換功能。而近代以來城市已經成為全面、綜合功能的實體，它具有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信息、娛樂等各項功能。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加速了近代知識階層城市化。城市在文化的創造和傳播中逐漸形成的中心地位使大多數欲尋求新知識的士子不得不向城市靠攏，日益匯聚於城市。加上科舉制度廢除后，除小學在鄉村還有所分布外，中等教育以上的學校大都集中在縣城以上的城市，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它們大都集中在全國性大城市或者區域性中心城市。

為了能夠在城市中謀求自身的生存和進一步發展，知識分子不得不加速自己的專業化、技能化傾向以適應新的需要。這種轉化過程在開埠以后的各通商口岸城市便開始逐漸出現，他們或成為專職的記者、編輯，或成為各文化機構的翻譯、教師等，總之都成為有別於傳統文人的新式文人。這種早期新式知識分子自覺不自覺地轉化過程在此以后呈現出不斷加大的趨勢，特別是在科舉制度廢除以后，知識分子被科舉所緊緊局限的職業選擇被徹底打破，從而開始了整體的全方位向城市的融入。在較早受到西方文明影響的江南一帶，知識分子的思想要比內地開明得多。得這種風氣之先，一些出身秀才和舉人的江浙讀書人，開始游離於科舉功名，他們來到上海灘，棲身於洋人開辦的學校、商行、書報館，開辟新的進身之地。這批是“新潮文人”。

伴隨著這種整體的社會變遷，加上另外一種力量的強力推動，即政治性報紙的風行，其影響、作用，頗為一時之倚重，大大提升了報紙的地位。近代報人社會地位的變遷，也與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相伴隨、相一致，中國近代報人地位的變遷也折射出一部中國近代社會發展史。

（作者為鄭州日報副總編輯、華中科技大學在讀博士）

參考文獻：

[1]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2]戈公振.中國報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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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公鶴.上海閑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雷?.《申報》過去的現狀[M]//.馬光仁.上海新聞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6]林溪聲,張耐冬.邵飄萍與《京報》[M].北京：中華書局，2006.

[7]王潤澤.張季鸞與《大公報》[M].北京：中華書局，2008.

[8]張友鸞.報人成舍我[M]//.世界日報興衰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82.

[9]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新聞研究資料編輯室》.新聞研究資料（第一輯）[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

[10]王芝琛.百年滄桑——王芸生與大公報[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6.

[11]潘光旦，費孝通.科學與社會流動[J].國立清華大學社會科學，4（2）：1-22.

[12]何一民.從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中國城市發展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