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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公報》在歷史研究中的價值

陸治琴

2013年01月11日13:38    來源:今傳媒    手機看新聞

摘 要:大公報作為文人辦報,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它能超然於各種利益之上,以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去看待社會各種現象,而且它的評價也會相對公允。這樣,我感覺《大公報》這份報紙上反映的清末社會可能就比我們的教科書和我們現在歷史研究的成果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

關鍵詞:歷史﹔研究﹔價值

曾幾何時,我們的教科書讓人感到1900年后中國似乎到處都是革命黨,所有的輿論陣地也都被革命黨所佔領。即使我們歷史研究的成果也讓人感覺到,清末到處是一片新氣象,由於新政,學堂林立,然后不纏足運動,社會進步很快等等。而且人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人物,總是著重於幾個人物身上,比如像袁世凱、張之洞、盛宣懷、張謇等,另外再就是革命黨人。似乎就是這些人在當時的社會上是最具有影響力,對當時的全局最有關系的人。而實際的情況不是這樣的。

一、文化教育價值意義

1904年8月27日,北京報館在《大公報》上登出“征文要啟”的廣告。開列了庚子以后於我國全局最有關系的人名,如慶親王、袁世凱、鹿傳霖、那桐、岑春?﹔次有關系的醇親王、倫貝子、伍廷芳等共三十余人,公開征求撰寫其事或詳論其人之文,備集眾說酌選登報,以昭公論。在我看的那一段時間的報紙裡,榮祿的影響力很大,而且載振的活動也不少。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最關鍵的人物,那就是西太后,她當時仍然是中國最具有決定性的人物。

正是以上這些人才是當時的中國社會最具有影響力的人。即使后來形式朝著革命黨人的方向發展,那也不能說明當時對社會最具有影響力的人是革命黨人,是革命黨人一手造成了革命的形勢。而更客觀的情況,我想應該是當時的當權者們由於一系列的政策失誤,而一步步把全國的形勢推向革命。如果沒有他們的推動,我想,就是革命黨人再怎麼鬧都是無濟於事的。

我們現在的清末時期的歷史研究,主要就是集中於新政,集中於社會的演變,或者集中於革命黨人活動的研究,即使研究當權者的活動,我們最多只是簡單的說他們政策失誤,而對於當權者本身,尤其是那些在我們傳統的評價中總是用昏庸無能來形容的滿清貴族,我們從來沒有認真研究過。而現在對於革命黨人中大大小小的人物,有一點活動的人物都挖地三尺的研究了。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不平衡。

最典型的就是1902年鄉試。這應該是中國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踐的最后一次鄉試。對於這樣一次具有特殊意義的鄉試,現在學界關注和研究的並不多,讓我覺得很奇怪。我覺得這次鄉試比1903年的殿試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影響更大。殿試畢竟是全國的舉子集中到一個地方來考試,而鄉試是幾乎每個省都設有文闈,而且考生人數在每個省最少都有一萬多人,而且按照報紙裡面所講,此次鄉試,人數都比往年將近少了一半,這主要是由於1902年的鄉試題目不再僅僅是四書五經的范圍,還有了時務、策論等內容,很多士子沒有准備。即使如此在此次鄉試中發生了很多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光是士子之間,而且考官之間,新舊之爭很激烈。在報紙裡面對於各地鄉試的情況都有詳細的記載。《大公報》對於鄉試的報道可以說是不惜筆墨的,我想,可能是因為英斂之和大公報也覺得這次鄉試可以反映出中國社會很多東西。與鄉試相對應的就是學堂的大面積廣泛的興建。雖然有人對於學堂已經有過專門的研究。像這樣的留學情況很多,不過主要是男性,主要是集中於日本。除了大量的學生留學日本外,清政府中央和很多省市都向日本派出了考察團(不知道這個中間有沒有公費旅游之嫌,因為當時有一個譯件裡講到很多西方人到日本來旅游,認為日本的山川河流很漂亮,樹林很多,環境很美)。在民間也有很多社團和私人組織去日本,包括嚴范孫及其子女。當時,各種各樣的游學章程在《大公報》上都有反映。當時留學日本的人數之多,令我們嘆為觀止﹔而且報紙上的“譯件”欄目內還大量介紹日本的教育狀況,包括女學(可惜的是,這些內容我一開始都沒有怎麼關注,認為這只是國外的事情,可能沒有多大價值,但是它們的內容我還是大致看了一下)。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日本當時有足夠的師資力量來教育這麼多學生嗎?因為當時日本普及教育的時間也並不是很久,當時教育它國內的學生,恐怕教師資源就是一個問題,更何況還有龐大的中國留學生及其亞洲其他一些國家的留學生基本上都到日本來留學。另外,《大公報》上還刊登了一個美國留學生寫給國內友人的一封信,內容較長,比較有意思,講了在美國的一些情況,最后還附了怎樣去美國留學的十個辦法。在鄉試、學堂和游學之外,另一個與人才有關的項目就是課吏館。我看的這些《大公報》裡所登出的題目,我估計二三百道不會少,而其中一半可能就是京師大學堂的考試題目。其實對於這些題目統計一下,然后作一個分析,也可以從中一窺當時的社會文化狀況。

二、其中所蘊含的政治外交價值

上面所講的可以概括為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情況。關於政治和外交方面,我關注不是很多,主要就是天津的交換過程。在談判中,出力最大者不是袁世凱,而是周馥,各國駐津使臣甚至表示更願意在周馥手裡將天津交還。另外,唐紹儀也起了較大作用。但是,我覺得對於天津交還前后的天津社會,包括官界和民間生活狀況的研究可能比較有意思,特別是其對於社會治安,對於天津市面(即天津經濟狀況),對於學校,對於醫院和衛生等等可以作一個比較。我個人覺得督統衙門時期,對於衛生和醫院,對於社會治安很重視,而袁世凱對於天津市面狀況,對於學校興辦更重視,而且袁世凱時期,官界情況就變的很復雜了,袁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斷的接見各種人物。外交方面,一個是與俄國關於俄軍從東三省撤軍,收回關外鐵路等方面的交涉,再就是列國從上海撤軍的交涉,關於辛丑賠款用金還是用銀的談判。除此之外就是幾個教案,有比較多的反映的是辰州教案、泌陽教案等。

關於勞務方面的報道相當多,除了新聞之外,還有勞務章程,及其對其的議論等等。如果要做一個關於勞務的題目,大公報的記載可以提供很多資料。另外就是社會生活方面,這個方面非常復雜,而且無法對其進行分類,隻能以很零散的方式進行介紹:有津埠腳行情況,所謂天津十大惡﹔有天津華捕的一些情況的反映,有時候腳行與華捕連成一氣,以至於行商裹足,甚至唐紹儀的行禮都被搶,腳行之間也會互毆。在天津還有一種人也時有反映,那就是海洋(可能就是海盜)。另外,郵政設施的紛紛建立,其中也包含關於郵局情況的反映不少。

三、進一步完善報業體系

在報業方面,更是一個重點。首先是《大公報》自身,各種章程、宗旨等規定,另外還有各地的官報,比較重要的是直隸官報,北京的啟蒙畫報、順天時報、杭州白話報等情況的介紹都很詳細,而且這些報紙也在大公報上投放廣告,也給大公報來函,表達對於報業和時事的看法。大公報對於自身的情況的介紹也是隨時跟進,包括有人冒充報社訪事,有人擅自在報資中加上酒資,有人擅自以報社的名義給讀者發信,還有人寄“來函”,同時附上銀兩,要求將來函發表等情況,大公報都嚴肅認真的進行處理,並在報上發表聲明處理情況。此外還有關於報紙的論說《原報》、《論閱報之益》等,關於報紙的附件《請看讀報的好處》,還有報業章程、官報章程的登載。同時,一些王公大臣對大公報的污蔑,說其是“大私報”,《大公報》也如實刊登。在譯件裡還介紹了世界報業的情況。

關於港澳台的消息中,以台灣的最多,首先台灣就有一家報紙《台灣日日新聞》經常被大公報的譯件所引用,另外在地方新聞中福建新聞裡也經常可以看見關於台灣的消息,比如像台灣抗日領袖簡大獅的情況﹔台灣生番的一個長篇報道﹔台灣各地的反抗組織﹔及其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人口及其經濟狀況的一些統計等等。與此相關的還有清末關於版權的爭論,甚至在《大公報》的專件裡都有反映,也有章程的制定。這個方面的研究一向是很少的。再一個很重要的題目就是瘟疫。大公報對此有專門的論說《霍亂症預防法》、《講衛生學當知》、《時疫緣起治法說》等多篇文章。另外還有很多的醫藥廣告,醫生廣告。因為這場瘟疫,對於清潔衛生,對於飲食習慣,特別是對於飲水習慣要更衛生的認識有了一個普及,對於城市的衛生建設有一個推動,同時對於醫學的發展和進步也有促進作用,像鐵如意軒的徐齡臣就開始開館授徒,並在《大公報》上刊登廣告。

另一個題目是中國組織代表團參加河內賽會、並准備派人參加日本博覽會等。報道都比較多而且較詳細。還有宋伯魯在陝西被拿的事件,一時引起中國政壇的巨大反響,各政壇要人都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大公報都有反映。報紙裡面對於光緒的壽辰和西太后的壽辰都有比較詳細的報道,在官府和民間都有慶賀,我想,如果可能的話對其作一個比較研究,也可以反映當時社會對君主、對皇權的一般心理狀況。

四、結 語

由於時間和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道來。因為我覺得論說和附件都是長篇的,內容比較豐富,主要是各種觀點,而且其關注的問題,像《開民智》、《開官智》等等,都是我們一向注意的重點,看到這些題目,我們都知道它們是講什麼的,而且它們的標題和篇幅都很顯眼,一看就知道,不像各種消息和新聞還要慢慢的去尋找。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大公報》的新聞報道對歷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小覷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簡介:陸治琴,女,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播音與主持藝術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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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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