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遠生媒介使命觀及其新聞實踐

摘 要：黃遠生是我國新聞史上第一個卓有成就的政治記者，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黃遠生在他的新聞活動中，提出了“為民生社會請命”的媒介使命觀，並且通過其新聞實踐來闡釋這一媒介使命觀。

關鍵詞：黃遠生﹔“為民生社會請命”﹔媒介使命觀﹔新聞實踐

一、引 言

黃遠生（1885—1915），原名為基，字遠庸，筆名遠生，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曾祖父黃鳳樓，清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進士，歷任安徽歙縣、銅陵、繁昌、當涂、阜陽等地知縣，太平府同知，江南同考官等職。叔伯父黃儒荃、黃儒藩、黃儒濂均為舉人。父親黃儒藻，字鏡恆、諸生，是個秀才，在鄉裡素負文名，被譽為“文採秀發”。母親姚氏，出身名門望族，是候補員外郎姚蘭階之女，習禮明詩。1903年，黃遠生參加縣試, 即為“秀才”，隨后考中舉人。1904年，中進士，成為當年考中光緒進士的最年輕者。后到在日本學習法律，回國后，做官兩三年后，后因李盛鐸的一番話：“吾見歐土之諳近掌故者，多為新聞撰述家，以君之方聞博涉，必可成為名記者。” 黃遠生開始致力於新聞實踐工作。曾先后擔任《申報》、《時報》的駐京記者，並積極為《東方日報》、《國民公報》、《亞細亞報》撰稿，還主編過《少年中國》周報和《庸言》報。

在我國新聞史上，黃遠生是第一個卓有成就的政治記者，是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黃遠生從創辦《少年中國》周刊開始，他就提出了“為民生社會請命”的媒介使命觀，並且他在新聞實踐中很好地闡釋了這一媒介使命觀。

二、“為民生社會請命”：黃遠生的媒介使命觀

黃遠生所處的時代，北京輿論界是報人、報紙被“據為私有”、“正氣消沉”，報紙言論墮落。為此，他指斥一些不良報人“袁總統以馬為鹿，我亦不敢以為馬﹔袁總統以糞為香，我亦不敢以為臭。此其人，除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處!我不知之矣。[1]”而“舉國言論趨於暮氣，趨於權勢，趨於無聊之意識，不足以表見國民真正之精神。[1]”在看清當時輿論界的狀況后，黃遠生認為，報館或為大總統、或為政府、或為官僚、或為黨會、或為豪疆雄杰奸商著猾私人佔有，黃遠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作為新聞媒介“不能據為私有”，其使命是“為民生社會請命”。

（一）辦報應“主持正論公理”

1912年，黃遠生與藍公武、張君勱三人在北京創辦了《少年中國》周刊，任主編。黃遠生在為《少年中國》周刊撰寫的《少年中國之自白》一文中，詳細介紹了《少年中國》周刊發行的動機，他說：“今請述少年中國發行之動機”，是因為“神州之正氣日以消絕，遂令墮心喪氣，親見大難之將至。[1]”面對這種狀況，黃遠生認為作為輿論機關的報紙應該“發揮公論於一二”，“一新政治或社會之空氣”，應“主持正論公理，以廓清腐穢，而養國家之元氣。使百年之后，吾黃種猶有再興之日。[1]”黃遠生這種辦報“主持正論公理”，反映了民眾的要求。

黃遠生在《少年中國之自白》一文中還說 “吾少年中國之發行，亦僅積鯁在喉，不能不吐。幸以三人積鯁相同，乃遂相共而傾吐之。[1]”黃遠生大聲疾呼：“夫人生之最慘，莫慘於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於傾吐者，而乃不得盡言，而身死或族滅乃次之。[1]”他以“為民請命”為己任，“犧牲耶，我等不復計也。”

（二）記者應“為民生社會請命”，為國民服務

黃遠生認為記者應該“為民生社會請命”，真正為國民服務，他在《平民之貴族奴隸之平民》一文中指出，今天，中國沒有平民，那些稱呼自己為平民的，其實是那些爭權奪利、爭自由的貴族等等，真正的平民，則是奴隸。大總統、革命元勛、官僚政客、新聞記者、奸商著猾、豪疆雄杰等不過百萬的人享有全國最高的俸祿，然而三萬萬九千九百萬的國民，“則皆呻吟憔悴，困苦顛連，於莫敢誰何之下，而供租稅服勞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萬貴族之奴隸狼藉而已。非大總統及政府之所能顧念而珍惜，非輿論機關之所屑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為調查而研究。[2]”作為“輿論機關”的媒介沒有為這些顛沛流離的國民大聲呼喊，我們的新聞記者不但沒去管國民的疾苦，反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國民的幸福之上。他提出記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風，然何嘗稍益於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創意曰，此少數者皆可殺，則記者必先自服上刑矣。[2]”這是黃遠生對“必殺之人”的一種假設，但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他要求新聞記者應該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會黑幕、為人民講話。

（三）辦報應對當政者進行監督

黃遠生強調辦報要對當政者進行監督，這是為他所主張的新聞媒介要“為民生社會請命”的使命觀服務的。他繼續記者應該“指斥乘輿”、“指斥權貴”的主張，並提出要敢於指責皇朝與皇親國戚，監督那些最有權力者。他在《少年中國之自白》中，黃遠生重點說了對袁世凱總統這一最有權利者的態度，“以公明督責，督責此最有權力者”。他說：“希望於各黨派或言論界者，在以公明之心，政治之軌道，忠告袁公。[1]”“本報對袁之宗旨，實系為國家讓一步，不願絕對排之，亦欲勉袁進一步，而願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義督責之，而我今則為前驅者也，為其犧牲者也，持論或有偏激，宗旨決不少變者也。[1]”

三、用新聞實踐去闡釋“為社會民生請命”的媒介使命觀

新聞事業活動首先是以通過這一活動所解決的使命和任務為特征[3]。新聞事業活動從使命觀的確立開始，通過新聞實踐去實現預期的結果。黃遠生在他的新聞事業活動，以自己的新聞實踐詮釋“為民生社會請命”的媒介使命。

（一）憂國憂民，悲觀“社會”，同情“民眾”

民國初年，中國內憂外患、瀕於絕境，整個社會充滿淒楚與失望。面對這樣的情況，黃遠生憂國憂民，他以一名新聞記者特有的體會和觀察，用大量的通訊、政論文章為社會立言、為民奔走呼號，對整個社會表現出一種悲觀，對處於水深火熱中的民眾的疾苦充滿同情。

俄蒙協約，西藏問題，日本對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等很是觸動黃遠生的悲觀情緒。特別是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屈辱條約，遠生很悲憤，進行了連續報道。從日本無理要求的具體內容，當時中國政府的態度，日方報紙的輿論，談判中的各種動向，他都寫在《新聞日記》裡，使人們了解事件真相。他在1915年5月7日寫道：

“秦皇島已到有日本魚雷艇四軍艦一矣，關東州已下戒嚴令矣！膠濟路已戒嚴矣，威嚇強迫，無所不用其極矣！……蓋日人此次舉動，在吾國為深仇大恥創鉅痛深。”

“余堅詢一外交官，以最后辦法如何，此外交官慨然而道，謂城下之盟，或尚可說。以外交官而讓步至現今程度，豈徒外交官之辱之罪耶。國民若無自覺心，則此后之危險何可言狀，言時淚下。[4]”當他得知日方已下最后通牒，而袁世凱政府尚在開會商議，痛呼道：“此時——，此時，——方在會議之中，——嗚呼！吾國之命運系於此時。[4]”

黃遠生在他的通訊中，直接而集中地揭示人民生活疾苦的篇章雖不多，但從他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見一幕幕外國侵略者凶殘地殘害中國人民的情形，可以看出他對“困苦無辜供租稅以養國家”的平民百姓寄予深切同情，為之奔走呼號而大鳴不平。

黃遠生曾描述外國侵略者在租界的凶殘一幕，一天，大雨，一對洋人分別坐在兩輛洋車上，其中一輛上載得有他們的愛狗。突然車翻倒，狗的頭被壓碎，這對洋夫婦按住車夫的頸子用鞭子一陣亂打，車夫被活活打死，這對夫婦洋洋洒洒抱著病狗而去。

（二）直言不諱，指斥權貴，為民發言

黃遠生力主辦報要向“有權責之人督責”，黃遠生從事新聞事業以來，時刻不忘向“有權責之人督責”。黃遠生所寫的政論和通信，不管是總統，還是各級各類官僚，他都是直言不諱。

黃遠生把袁世凱政權集團描繪為“如中央百鬼晝行，萬惡皆聚，私蠹闐塞，危亡在前，而不為動[5]”。對袁世凱這一最有權力者，他也常常批評和指斥，為民眾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

他說：“袁總統自受任以來，專以調停及牢籠個人為事，於政治上之新生面絕無開展。[6]”他批評袁世凱隻能扶植個人的勢力，而不能執行國家的權力等。民國二年，面對全國政局的險惡，他批評袁世凱道：“故政局之日趨於險惡者，非他人為之，乃袁總統自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則吾國運命可以二言定之，蓋瓦解於前清，而魚爛於袁總統而已[7]”。 “世有以袁公此后將大有為者，某亦以為然，特恐其所為，無利於國，並無利於身也。[5]”黃遠生對袁世凱的批評可謂是十分尖銳。

四、小 結

黃遠生以“為社會民生請命”為他新聞業的出發點，又通過自己的新聞實踐很好地闡釋了“為社會民生請命”這一媒介使命觀。首先，黃遠生的媒介使命觀超越了政治效益，突出社會效益。他認為反映人們的社會生活、體現人們精神力量的文字，發表和傳播后“必有一部分之感應，無論正負，皆不能不名為此精力所激射之效果。[1]”其次，黃遠生的媒介使命觀具有“真平民”意識。黃遠生的新聞理念體現的是“平民”觀念，新聞實踐是為“呻吟憔悴，困苦顛連”的國民真正奔走吶喊。再次，黃遠生的媒介使命觀突出公共屬性。黃遠生認為，新聞媒介“為誰服務、代表什麼人講話”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他主張媒介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是大多數人共享、共有、共用的。

（作者簡介：王永倫，男，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應用新聞學研究。）

參考文獻：

[1] 黃遠生.少年中國之自白[J].沈雲龍編.黃遠生遺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2] 黃遠生.平民之貴族奴隸之平民[J].沈雲龍編.黃遠生遺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3] (蘇)E•普羅霍羅夫等.新聞學概論[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

[4] 黃遠生.新聞日記(民國四年五月七日)[J].沈雲龍編.黃遠生遺著(卷四)[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5] 黃遠生.袁總統此后巡回之徑路[J].沈雲龍編.黃遠生遺著(卷一)[J].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6] 黃遠生.社會心理變遷中之袁總統[J].沈雲龍編.黃遠生遺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7] 黃遠生.政局之險惡[J].沈雲龍編.黃遠生遺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