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報紙副刊研究綜述

鄭東青

2013年01月30日15:00 來源：今傳媒手機看新聞

摘要：本文通過對近十二年發表在核心期刊和各個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學位論文有關“報紙副刊”的文章進行梳理，分析總結了近十二年我國報紙副刊研究四大視角：五四時期副刊研究﹔副刊的屬性、定位﹔副刊目前的生存困境和新媒體時代副刊如何突圍，並對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幾點認識。

關鍵詞：副刊﹔定位﹔困境﹔突圍

報紙的副刊是相對於正刊而言的附刊，它和新聞、評論、廣告構成報紙的四大組成部分。1897年，上海的《字林滬報》率先創辦附刊“清閑報”，使文藝類作品有了固定的刊期和版面，成為我國報紙副刊的開端。1925年，北京晨報的《晨報附鐫》改名為《晨報副刊》，副刊這一名稱得以廣泛運用至今。在副刊誕生的100多年時間裡，副刊的定位、內容和地位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發展著。

本文的研究樣本是2001~2012年以“副刊”為篇名檢索詞，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和優秀學位論文近500篇。本文從橫向上分析總結了2000年以來報紙副刊的研究熱點：“五四”時期副刊研究﹔副刊的屬性、定位﹔副刊目前的生存困境和新媒體時代副刊如何突圍。值得注意的是，筆者發現期刊文章多數由報業集團負責人或總編輯執筆，這也使得本文的觀點梳理有了更多的現實性和嚴肅性。

一、五四時期副刊研究

新文化運動推進了五四時期四大副刊《晨報副鐫》《學燈》《覺悟》《京報副刊》的誕生，可謂盛極一時。造就報紙副刊輝煌成就的是那些垂名青史的報人。隨著新聞史學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紛紛從源頭上考察報人的編輯理念以及副刊的文化價值。本次搜索到的學位論文中有半數都是關於五四前后報紙副刊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於孫伏園、蕭乾、沈從文、魯迅、張恨水、鄧拓等著名報人的副刊編輯思想及其貢獻。

（一）報人優秀的副刊編輯素質

研究者一般從報人的生平經歷入手，分析其編輯思想，總結他們所具有的可貴的編輯素養。一是編輯專業素質過硬。“沈從文對於《文藝副刊》的編輯始終保持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態度。他始終極其謹慎地處理每一篇稿件，對於稿件，從內容到形式，要求很嚴格，但絕不簡單否定，而是邊看邊改，連標點符號也不放過，有時在原稿上寫滿密密麻麻的章草小楷。[1]”孫伏園、蕭乾等也有同樣嚴謹認真、一絲不苟的編輯態度和過硬的編輯功底。二是編輯權的有力行使。何為編輯權？“在廣義新聞界中，編輯權的意義等同於把關。但更多學者將之理解為一種帶有一定個人色彩的文字和版面處理權。[2]”能否正確、有效地行使這一權力對報紙水平的高低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沈從文在編輯副刊的過程中會強烈駁斥那些僅顧及出錢的后台、廣告商以及嗜好不一的普通讀者而忽視副刊本身爭取讀者、培養編輯和新進作家等錯誤的辦報思路[3]。正是因為優秀報人對於編輯權的充分行使使得副刊成為鮮明的旗幟和標杆，成為難以超越的典范。

（二）副刊是培養青年作家的陣地

近代文學與副刊交相輝映，副刊成為培養青年作家的陣地。“‘五四’ 初期的著名作家，幾乎很少有人未曾在《晨報副刊》上發表過作品。孫伏園眼光獨到，善於發現新人，冰心、梁實秋、石評梅、馮至等的創作生涯都在孫伏園的扶持下從副刊上起步，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后來的歲月裡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壯大的中流砥柱。” [4]。副刊對於中國文學的發展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三）副刊反映原生的文學生態

報紙副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文學態勢，成為文學史研究的原始資料。“從文學生產的方面來考察,這些‘毛坯’產品所顯示的恰好是史家顧及不到的大面積的文學實存,我們在此看到的是未被秩序化、未經等級化、未被文學史話語定義過的一種文學的原生形態。現代報紙文藝副刊提供的文學面貌是有別於新文學史著作的敘述所呈現出來的面貌。[5]”副刊所刊載的文章是緊貼時代背景，未經嚴格審查的作品，與修訂文學史選入的文章相比，更真實更客觀地記錄了歷史。

關於“五四”時期報紙副刊的研究文章數量頗多，成果也較為豐富。但大多數運用的是歷史史料，挖掘的深度不夠，重復性研究過多。最重要的是要突出報人或報紙副刊的特點，因此筆者認為也可以進行比較研究。

二、副刊的屬性、定位

（一）副刊的新聞性、文藝性

副刊所刊載的內容自誕生到現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原來的傳統文藝副刊演變為現在的“大副刊”或者“專刊”。對於副刊定位的演變，筆者認為具有代表性觀點的是彭俐《副刊姓什麼》一文，她從報紙副刊內容變化的角度提出報紙副刊在100多年的時間裡，經過了四次改姓。她認為最早的報紙副刊,應該姓“消”，即消閑的消, 也是消極的消。20世紀20年代，副刊姓“文”，是文學的“文”。到了20世紀80年代，報紙開始向新聞本位靠攏，“我們大體上可以把這一階段的副刊，稱為是‘復姓’，即姓‘新文’，‘新’是新聞的‘新’，‘文’是文藝的‘文’”[6]。因這一階段的副刊經常刊登的是一些報告文學、小小說和詩歌。報告文學更能在新聞與文學兩者的本質屬性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到了新世紀，副刊履行的是專刊的職責。總的趨勢是，副刊從過去的注重文學性發展到今天強調娛樂性。文章對報紙副刊四個階段的定位和特征勾勒非常清晰。

也有學者認為“報紙副刊的新聞特性可以說是核心,是本質。傳統的副刊是詩歌、散文、小說、文藝評論之類的媒介載體。但是，它和文學雜志上的純文學作品還是有較大的區別。首先要限制篇幅，其次是內容不能信馬由?，也要跟形勢、跟大局。這種非純文學性的媒介文學、文化屬性，其實就是它的新聞的屬性。[7]”這種觀點更強調肯定副刊的新聞屬性，副刊內容的多元化和新聞性正在改變和替代傳統意義上“副刊模式”，從新聞角度辦副刊，讓副刊彰顯新聞性。

學者基本上是從“文藝性”和“新聞性”這兩個屬性來討論，大多數強調“文藝性”服務於“新聞性”。筆者認為，新聞性有兩種含義，一種是狹義的新聞性，即緊跟新聞事件﹔另一種是廣義的新聞性，即新鮮性。這兩種含義在目前的副刊中都有所體現。如果副刊一切都圍繞新聞熱點來做的話，勢必將喪失它的豐富性。從廣義上來理解副刊的新聞性對報紙的發展更為有益。副刊作為報紙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是新聞，不是評論，它可以貼近時代、貼近新聞事件，更應該要強化自身的特質，突出自身傳統文藝的特點。

（二）副刊逐漸衍化為專刊

現今傳統的文藝副刊已不能滿足讀者多元化需求。“副刊的定位，也已遠離了那種自娛自樂的文人辦報思路，沖破了純文學的老樣子，代之而起的是與時俱進的新樣式，即從文藝性副刊擴展到文化、生活、文史、影視、娛樂、財富、法制等各種專題性副刊，從而承擔起傳遞信息，服務讀者的重要職責。[8]”大多數報紙副刊都衍化為專刊。筆者認為專刊使版面定位更加清楚，便於讀者能迅速找到感興趣的內容。但也有些陷阱，如介紹新的休閑度假之地、介紹健康的生活方式、養生之道、時尚衣飾等，有時候副刊的定位有意模糊了副刊文章和廣告宣傳的界限。商業、炒作進入副刊有可趁之機，這一問題也鮮有學者從副刊的屬性這一角度研究批判。

三、副刊目前的生存困境

當代報業的急速擴張使得新聞紙一紙風行的同時副刊的地位卻每況愈下，五四時期的鼎盛一時成為歷史，副刊由繁榮走上寂寞之路，尤其是網絡的普及，更加重了副刊的生存困境。研究者紛紛從多個角度分析了副刊的生存現狀及原因。

筆者認為研究中比較有新意的是《當代報紙副刊的生存困境及其思考》一文。作者從傳播學理論的角度來解釋目前報紙副刊的生存困境。第一，作者運用卡茨的大眾傳播媒介的社會及心理功能“個人的需求是根據各種媒介的特殊功能而與不同種類的媒介相關的”來說明“隨著厚報時代的來臨，報紙擴版風潮日趨興盛，與越來越多的版面相伴，讀者似乎更願意把目光盯在‘體育’、‘娛樂’、‘影視’等娛樂化的專刊上”[9]，副刊逐漸被遺忘、備受冷落。第二，作者運用施拉姆的互動循環傳播模式理論來說明“現代副刊的一大困境就在於將這種雙向互動和循環的傳播過程割裂開了：副刊只是一味向讀者發布信息，缺乏來自讀者的反饋和支持（一是讀者對副刊的遺忘，一是因為很多副刊的運作方式嚴重挫傷了大家參與的積極性，比如對稿件的輕率處理）”[9]，並運用麥克盧漢的觀點認為副刊屬於“冷媒介”，應該有讀者的廣泛參與，而目前傳播過程的割裂違背了副刊這一特性。

研究者將報紙副刊生存困難的原因大致歸結為四點：

（一）當代媒介多元化，競爭激烈

“當代報業已經遠離了‘五四時期’的一枝獨秀，不僅面臨廣播、電視及互聯網的競爭壓力，還要時刻警惕急劇膨脹的‘家族’同行分爭市場。[9]”報紙不斷擴版的同時也在“減副”，新媒體的出現分流了大部分受眾，尤其是年輕受眾。

（二）副刊的衰落與當代社會文學發展的日趨邊緣化緊密相關

其一，“后新時期文學失去社會轟動效應”，副刊也隨之寂寞。其二，“文學被迫退出社會話語中心，開始向邊緣化漂移，副刊在邊緣化的陣痛中實現著轉型和整合：一方面作家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大眾代言人的角色，逃離新時期以來的知識分子中心話語。另一方面社會逼迫文學離開話語中心，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新分配話語權。[9]”文學話語中心的被迫退出和分化整合讓副刊面臨著“邊緣化”命運。其三，“商業主義大潮突起，‘精英文化’受挫，副刊開始經受市場的考驗。[9]”傳統副刊讓位於各種專刊。

（三）副刊編輯水平低下是制約副刊發展的重要原因

有學者直指“可以說當代副刊編輯的學識、水平缺陷已經成為制約副刊發展的一個瓶頸。與五四時期‘四大副刊’的編輯相比，當代報紙副刊編輯在個人魅力和學識修養方面差距過大。[10]”從人才隊伍素質方面分析了編輯專業素質對於副刊發展舉足輕重的影響。

（四）“小編大採”的機制對副刊發展不利

有學者從新聞與副刊運作機制不同的角度指出：“新聞正刊以自採稿件為多，副刊尤其文藝副刊以外稿為多，但是在目前報紙改革中，有不少報紙採用了‘小編大採’的思路。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聞的繁榮，比較有利於新聞的發展。但對於文藝類副刊和某些專刊來說，則明顯不利。[10]”編輯人員精力本身有限，在正副刊打通后，更難有專門的精力來組織充足的優質副刊稿件，甚至隻能遷就於既有稿件。少有人員投入精力，副刊自然難以辦好。筆者認為對於副刊生存困境的原因分析比較全面，且抓住了要害。另外，筆者認為副刊生存困難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代際差異”。不同年齡層閱讀習慣和偏好有很大不同。副刊的版式和內容往往一成不變，雖然吸引了眾多忠實的老齡讀者，但卻不受年輕人的歡迎。

四、副刊的突圍之道

副刊的命運與報紙緊緊聯系。2005年，《京華時報》總編輯吳海民發表言論稱，2005年是中國報業的拐點，中國報業的冬天已經來臨。報業從業者包括相關職能管理人員、學者都對此紛紛反思挖掘，希望能找到報紙在多媒體時代的突圍之道。著名報人趙超構曾說“新聞是報紙的靈魂,副刊是報紙的面孔,報紙耐看不耐看主要看副刊”。報紙副刊的特殊地位使部分學者把目光集中到了如何發揮副刊的優勢，以及副刊如何與網絡共存與利用的研究上來。

（一）把握好副刊的雅與俗

邵陽日報社副總編輯在《堅守副刊的文化品位》一文中明確指出，“在具體的辦報方針上，追求雅俗共賞的境界，既為那些文化層次高的讀者提供展示其思想的平台，也關心普通人的聲音和呼聲﹔既突出文學的陽春白雪，也反映老百姓的柴米油鹽。[11]”既保持自身的文化品位又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才能更好地獲得讀者市場。

副刊中不乏有高端的走純文藝路線的，像《人民日報‧大地》、《光明日報‧文薈》等都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但對於數量眾多的都市報、地方報副刊來說，貼近群眾無疑是更為可行的。反映家長裡短、都市情感、打工遭遇等社會百態的故事、文章和更能體現城市讀者心聲的短文比純粹的詩歌、散文更具親和力和吸引力。這其實就是研究者提出的報紙副刊所應具有的“平民意識”。“要實現這一目標，高高在上，居高臨下的指手畫腳是絕對不行的。而平民意識的最大體現，就是想讀者所想，供讀者所需，為讀者服務。[12]”但同時“強調平民意識，強調面向市場，決不是片面地迎合讀者。假如以消極的態度去遷就盲從讀者，僅僅滿足於政治上不出大問題，只是充當‘社會推銷員’的角色，社會上發生什麼，就不加選擇地刊登什麼，甚至在獵奇、獵艷、獵怪上大做文章，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12]”貼近讀者心理不等於用庸俗的文章來迎合讀者，副刊應該扛起文化傳播的功能，正確引導讀者。

（二）讓副刊成為地方標杆

對於我國大多數地方性報刊來說，走地域路線可謂是簡便、易行。我國很多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的地理、民俗和歷史文化。成功運用這些條件就能讓地市報紙富有濃郁的本土氣息，建立起其他媒體難以比擬的優勢。“一方面，可以通過版面或欄目設置使這一板塊成為一個印記，如《湘江》副刊給讀者的整體感覺就是湘味十足。其中的《湖湘文化訪談》專欄，從湖湘文化角度切入來作為選擇訪談對象的依據﹔《楚韻》、《藝林》、《收藏》等專版，則成為宣傳湖湘當代文化的先鋒。如《藝林》挖掘的就是湖南籍的藝術家，在家鄉的報紙上為他們提供展示自身形象的舞台，同時也提升了湖湘讀者的自豪感。[13]”

（三）建立“編輯中心制”

也有學者從制度建設的方面提出建議，認為“鑒於副刊的特殊性，很難照搬新聞的‘小編大採’機制，而必須代之以組織、策劃、編輯為主導的‘編輯中心制’，特別是要培養學有專長的作家學者型編輯。[14]”這就需要引起報社管理者對副刊的足夠重視，對目前的編輯制度做適度調整。同時，編輯要注重提高自身的策劃、組織、把關等綜合素養。

（四）報紙副刊與互聯網的共存和利用

副刊如何與互聯網共存，如何利用互聯網使副刊辦得更好也是研究熱點，大多數研究者從網報互動的角度來建言獻策。有學者從副刊與網絡媒體有“平民視角與草根情結，創新精神與求異思維”相同點出發，認為兩者有很大的融合可能。

其一，利用電子版極限原創無線鏈接。為適應數字化時代的來臨，絕大多數報紙都推出了與紙質同步的電子版。但研究者認為“遺憾的是大多數電子版只是紙質的翻版，並不能給受眾提供更多新信息[15]”，緊接著從四個方面：將本土網絡寫手轉化為副刊作者﹔在副刊電子版開設與版名或專欄同題的論壇﹔辦好報網聯動專版﹔在報社網上開設透析社會熱點、文化現象的播客“反哺”副刊。利用網絡增加互動，為副刊積聚人氣。其二，讓網絡異化，為副刊增色增值。“誠如副刊作品可以轉換為網文，網絡樣式同樣能為副刊所用”[15]。副刊編輯不僅可以充分利用網絡資源，而且可以借鑒網絡應用的名稱，如“博客秀”，拉近副刊與讀者的距離。

筆者認為副刊的突圍最重要的還在於內容方面，內容為王，建立長久有影響力的品牌，才能在媒體市場立足。

筆者發現樣本作者大多是各大報紙的從業者，從業務角度來考察副刊目前的生存困境和發展對策，而很少將副刊放在多學科的視角下研究。筆者認為關於報紙副刊的研究可以放開思路，尋找另外的“切入點”，超越業務層面的研究。如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探究報紙副刊編輯形態與社會文化發展的互動關系﹔可從大眾傳播學、文學的角度，通過探討不同階段報紙編輯形態之間的內在聯系，揭示社會文化轉型與報紙副刊編輯形態演變的內在邏輯關系﹔也可以從編輯學的角度探索百余年副刊發展演變的規律，探索其中的學理內涵。

（作者簡介：鄭東青，女，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傳播理論研究。）

參考文獻：

[1] 李佳佳.沈從文與《大公報‧文藝副刊》[J].新聞大學,2004(2).

[2] 楊曉峰.論“五四”時期四大副刊“編輯權”的效力[J].編輯之友,2011(11).

[3] 李天福.沈從文的報刊編輯理念及當代價值[J].新聞界,2011(3).

[4] 張雪潔.孫伏園主持下的《晨報副刊》編輯特色淺析[J].出版發行研究,2012(2).

[5] 雷世文.現代報紙文藝副刊的原生態文學史圖景[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1).

[6] 彭俐.副刊姓什麼?[J].新聞與寫作,2004(1).

[7] 王淑潔.“副刊不副”與“副刊要副”——淺談報紙副刊新聞性的特點[J].新聞愛好者,2010(7).

[8] 鄭敏芝.報紙副刊的重新定位與經營[J].傳媒觀察,2009(3).

[9] 鮑海波,孫宏偉.當代報紙副刊的生存困境及其思考[J].新聞大學,2004(4).

[10] 白貴.理念‧機制‧隊伍——有關專副刊生存與創新的斷想[J].新聞戰線,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