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外名記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

——從“中國的西北角報道”談起

莫繼嚴

2013年02月04日16:54 來源：新聞愛好者手機看新聞

【摘要】“中國的西北角報道”，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產生於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別具一格的一種新聞報道現象，本文以《中國的西北角》、《西行漫記》和《北行漫記》為藍本，探討范長江、斯諾、福爾曼等中外名記在採寫“中國的西北角報道”中表現出來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筆者認為，在新聞專業主義精神方面，他們至少在三個方面存在共通之處：一、強烈的神聖的使命意識﹔二、獨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三、不畏艱險、嚴謹細致的採訪作風。這些精神，庶幾可為探討當代媒介轉型中之傳播規范問題提供借鑒。

【關鍵詞】“中國的西北角報道”﹔范長江﹔斯諾﹔福爾曼﹔新聞專業主義精神

本文所稱之“中國的西北角報道”，指的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外記者在抗戰大背景下，沖破國民政府對紅色中國的重重封鎖和對記者的種種阻撓而採寫完成的，主要以反映中國西北部情況為目的的報道﹔這些報道都發表或結集出版在抗戰結束或新中國成立之前，其中反映中共領導下的抗日軍民和以延安為中心的紅區面貌之篇章尤其引人注目。

在現代新聞史上，“中國的西北角報道”著名的有：中國《大公報》記者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紅軍與長征》、《塞上行》等，美國《紐約太陽報》和英國《每日先驅報》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又譯《紅星照耀中國》），斯諾的妻子、美國作家兼記者尼姆‧威爾斯的《續西行漫記》（又譯《紅色中國內幕》），美國合眾社和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哈裡森‧福爾曼的《北行漫記》（又譯《紅色中國報道》），美聯社、《曼徹斯特導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G‧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美國《時代》雜志、《紐約時報》、《同盟勞動新聞》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等等。

“中國的西北角報道”，特別是其中對紅色中國全景式的掃描和手術刀式的解剖，揭開了以延安為中心的中國西北部的神秘面紗，為世人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事業的面貌，提供了新聞專業的視角和大量可以寫進史冊的有價值的素材，也為時人解開心中關於中共及其領導下的軍隊的種種疑問和謎團，提供了鮮活的答案。本文以其中影響最大的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斯諾的《西行漫記》、福爾曼的《北行漫記》為藍本，參考相關資料，探討其中閃耀著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

在艱苦卓絕的採訪過程和震撼世界的採寫成果中，范長江等中外名記雖然風採各異，但在新聞專業主義精神方面，他們至少在三個方面存在共通之處：

一、強烈的神聖的使命意識

作為記者，范長江、斯諾、福爾曼等人都有強烈的神聖的使命意識，以報道事情的真相為己任。

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系列報道，創造了中國新聞史上的“三個第一”：他是“在國內報紙上公開如實報道工農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的第一人”[1]，他是向國統區報道“西安事變”真相的第一人，他是國內以記者身份進入延安採訪毛澤東等領導人並如實報道陝北革命根據地情況的第一人。

范長江能夠創造這三個第一，源於其強烈的神聖的使命意識。作為記者，范長江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始終追尋民主、自由的社會，把報道事實、反映真相作為自己畢生的使命，追求新聞採訪的自由，追求發表“一種社會意見”的言論自由。1937年4月他在通訊《憶西蒙》中寫道：“除了自己的生命限制外，我們要有在我們領土居住移動的絕對自由”，“言論自由，在復雜的國家情形下是讓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見的最好方法，許多新聞紙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種社會意見。”[2]為了這些信念，他沖破重重阻礙，在變幻莫測的時局下，深入中國西北部採訪，反映了系列“廣大群眾欲知、應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實”（范長江對新聞的定義）。

斯諾“以報告文學《紅星》（即《西行漫記》，筆者注）為最初的宣傳書、戰斗令，向全世界生動地報告了中國紅軍長征、抗日壯舉以及建立新中國的壯志雄心，使羅斯福總統不斷修正自己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看法，並三次召見斯諾，斯諾本人也因此成為西方社會‘中國信息的來源’”[3]。作為第一部由外國記者介紹紅區的紀實性著作，毛澤東對此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西行漫記》“是一本真實地介紹我們情況的書”，“是外國人報道中國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4]

斯諾能寫出《西行漫記》，源於他對中國的熱愛、對中國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以及他的“中國的事業是站在真理、公正和道義一邊的”[5]的堅定信念。1932年，斯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已在中國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對她懷有一種熱愛之情，同時也深深地為她悲哀。我在這裡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災難與苦痛，他們的沉重觸動了我的內心深處，使我感到難過至極，無法控制，在我看來，中國人民的品德是如此的美好，性格是如此的堅強，我們應盡一切所能來恢復他們對生活的希望與信心。”[6]在這些信念的支撐下，斯諾以報道中國事情的真相為己任，從1928年底開始，他以《芝加哥論壇報》遠東特約記者等身份，在中國開始旅行採訪，向世界報道中國的情況。1936年6月，為了“一些未獲解答的問題”，“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他“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冒一下險”，從北京踏上去西安的慢車，開始了長達五個月的探尋紅色中國之旅。

福爾曼的《北行漫記》，是《西行漫記》和《續西行漫記》的姊妹篇。斯諾夫婦之后，福爾曼等人組成的中外記者團的訪問，“是對國民黨將近五年來禁止中外新聞界訪問解放區的第一次突破”，“把一座被關閉了很久的門，打開了一個縫隙，使光線透進來”。[7]“福爾曼是參觀團中將他的專著出版的第一個人。同時代的人很快歡呼它，稱它為權威性的目擊者的証明書。”[8]

福爾曼能寫出轟動世界的《北行漫記》，源於其客觀、正直的立場和不畏險阻尋求事情真相的堅強信念。在解放區，福爾曼曾說：“作為一個記者，我的任務在於尋求事情的真相，以便向美國人民忠實報道。”[8]他和許多外國記者表示，“他們此行的目的在於研究這一地區的全部真相，把中國共產黨的作戰努力的實況，告訴世界人民，以期對中國國內的團結和民主有所貢獻。他們要做‘全世界人民的眼睛’”[7]。

正如范長江所言，新聞紙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雖然范長江、斯諾、福爾曼分屬不同報刊、有不同背景，但是他們在專業主義精神方面都有一個共同的地方——以報道事情的真相為己任並把它看成記者神聖的使命。他們具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天職”意識。正如馬克思在論述報刊的使命時指出的那樣，“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公眾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9]，作為記者，范長江等中外名記以完成報刊使命為自身職責，具有強烈的神聖的使命意識。

二、獨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

斯諾夫人尼姆·威爾斯在《續西行漫記》題記中寫道：“謹以本書獻給自由探索的精神，特別是我那位心地誠實風標獨立的工作伴侶。”“自由探索”、“風標獨立”，也適用於范長江和福爾曼等人。獨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是這些中外名記在採訪報道中表現出來的共同特點。

通讀名記們的著作，我們會發現，記者們報道事情的真相，不是簡單地“有聞必錄”，他們的採訪報道，是對中國社會狀況長期關注和思考的延續，是帶著一系列深刻問題深入實際的自由探索——其中表現出來的不畏強權、不輕易受外部勢力左右的獨立品格，尤其令人動容。

范長江在1936年11月寫的《中國的西北角‧四版自序》中寫道：“記者在綏遠前線工作，深覺有許多朋友，對於我們西北一角在當前戰爭中的戰略情形，缺乏正確了解。往往中了對方虛偽理由的毒害。”“記者以為中國人必須根本認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們中國。其‘防蘇’只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簡單的領土擴張，而是一種非常狠辣的對華軍事大策略的實施。記者希望大家能用這種眼光來看中國的西北角。”[2]范長江能有此遠見卓識，並能通過其報道引發大家對日本侵華戰略的認識和思考，其功不僅在深入西北部採訪的幾百天，而且在比此更早的三五年。

早在1932年范長江就以“熱河戰地記者”的名義，跟隨一支運輸隊前往東北。失敗后他轉向了對日軍事問題的研究，他廣泛搜集中外報紙雜志，研讀了大量有關資料，並發起組織了“中國青年西部考察團”。紅軍開始長征后，他意識到，應“從各方面來表現現實的中國”，以回答人民群眾“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問題”[10]，決心到西部採訪，以探明現階段中國歷史重大變化的真諦。經與《大公報》商議，報社同意他以旅行記者的名義去各地採訪，隻付稿酬，文責自負。此后，范長江不但寫出了著名的《中國的西北角》《紅軍與長征》《塞上行》等，而且在“西安事變”后發表了震動全國的《動蕩中的西北大局》。完成這些彪炳史冊的報道的范長江，僅僅是一個隻有旅行記者名義而無記者經費而且需要自負文責的自由撰稿人。在這個過程中，范長江充分表現了獨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

這種品格，范長江以為是做記者的根本。1938年4月，在《建立新聞記者的正確作風》一文中，他寫道：“所以似乎很神秘的新聞記者職業，還是把最平凡的人格問題，做成了根本的第一的信條。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聞記者。有了健全的人格，才可以談其他各種技術的問題。”[2]1941年10月，在《怎樣學做新聞記者》一文中，他又寫道：“第二個經驗，是操守問題。”他強調新聞記者要有操守，要在“優越的現實政治地位，社會的虛榮，金錢與物質的享受，溫柔美麗的女人”和“誹謗、污蔑、冷眼、貧困、軟禁、殺頭”的兩面“夾攻中奮斗”，堅持真理。[2]

斯諾對中國問題的實地思考和探索，始於1928年9月在上海美國人辦的《密勒氏評論報》的任職。1930年7月，他任美國統一報業駐遠東旅游記者兼駐北平代表，開始遍訪中國主要城市及周邊國家，后來又任職燕京大學新聞系，並成為多家美英報刊的特約記者和撰稿人。多年在中國的新聞工作實踐，使其對中國問題深有研究。然而，由於“持續了九年的新聞封鎖”，“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斯諾心中積壓了許多問題未獲解答。“熱心的黨人是能夠向你提供一套現成的答案的”，但是斯諾不相信，“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竟沒有一個非共產黨觀察家能夠有把握地、准確地、或是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解答這些問題”﹔斯諾不願受世俗偏見左右，作為一個記者，他崇尚實地調查，“要對紅色中國有所了解，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那裡去一趟”。為了真相，他敢冒生命危險，在“大家都認為沒有誰能夠進了紅區后活著回來”的情況下[11]，1936年6月初，斯諾離開北京，孤身犯險，踏上了探尋紅色中國之旅。

斯諾在陝甘寧邊區一待就是4個多月，“我在紅區廣泛地旅行，非常自由地向許多農民詢問情況。我分別同幾十位共產黨員談了話……”他觀察和研究紅區的各方面情況，他堅持自由探索、親身調查、獨立思考、報道真相，他“追蹤的是事實，事實，事實”，他說“從未親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願意寫的”，他最終寫出了“標志著西方了解中國的新紀元”[4]的《紅星照耀中國》。

本著“我有權報道我所發現的事實真相”的自由探索的精神，作為美國多家報刊的記者，斯諾后來還採寫了反映紅色中國和蘇維埃運動的一系列報道（著作）。新中國成立后，他在美國遭受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行動不自由，1959年被迫舉家移居瑞士。事實上，斯諾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正如他所聲明的：“我和共產黨並無聯系，而且事實上，我從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4]他的系列著作不過是一個風標獨立的自由探索者的工作成果——在成功地進入紅區以后，斯諾就開始了一生為之努力的工作：向西方說明真實的中國。

福爾曼在20世紀30年代，就對調查中國問題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從1940年開始，他作為《紐約時報》《泰晤士報》和英國國家廣播公司駐中國記者，在長期的國民黨對邊區的新聞封鎖和對共產黨的攻擊宣傳中積累了一連串的疑慮。新聞記者的良心，促使他努力突破封鎖，尋求機會出訪延安，報道事情的真相。從1943年5月開始，他發起“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向當局提出放寬新聞檢查標准的要求。1943年11月、1944年春，他又兩次帶頭向國民政府提出訪問延安的要求，雖然一再被搪塞延誤，但他們不屈不撓，最終成行。

福爾曼等人在訪問的過程中，受到國民黨當局嚴密控制和物質利誘的兩面夾攻——一方面以國民黨官方人員為領導的中外記者訪問團受到嚴密監視和限制，他們的採訪路線被規定，在國統區的採訪對象被安排，全程所發新聞均需經訪問團領導批准﹔另一方面，“訪問歷程，一開始就像是在迎送國賓一樣”，“專列、豪華酒宴和鋪張浪費的各種招待”[8]。福爾曼等大多數外國記者努力突破當局的限制並擺脫其約束，在記者團領隊堅決反對的前提下，單獨採訪了毛澤東等許多領導人，參加了一系列邊區各界舉辦的記者招待會和座談會，參觀了許多工廠、醫院、學校等﹔他們還堅決拒絕了領隊撤回重慶的要求，在全部中國記者和個別外國記者撤回重慶的情況下，福爾曼等5個外國記者堅持採訪，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上了前線，深入綏德、晉綏等解放區採訪並實地觀察戰斗，又持續了4個月才返回延安。福爾曼等人不畏強權、百折不撓、獨立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最終結出了碩果：在邊區訪問的近5個月中，他們發回自己報社數以百計的有關邊區事實的電訊和通訊，回國后，還撰寫了一批反映中國紅色西北部真實面貌的有影響的著作。

三、不畏艱險、嚴謹細致的採訪作風

在“中國的西北角報道”的採寫過程中，范長江等中外名記表現出的不畏艱險和嚴謹細致的採訪作風，足以垂范后世。他們的採訪，時間長，地域廣，過程充滿艱險，連生命也難免有不測之危險。

范長江採寫《中國的西北角》，歷時十多個月（1935年7月～1936年5月），行程近五千裡。他自成都出發，足跡遍及四川、甘肅、西康、青海、陝西、寧夏等省區的數十個縣市。其間要翻越大雪山，入祁連山、焉支山、賀蘭山等，要穿越內蒙古草地和戈壁灘，要經過“汽車最害怕的冰灘”[2]、要乘皮筏過黃河大峽、紅山峽、黑山峽，道路相當艱險。[2]

斯諾採寫《西行漫記》，歷時近5個月（1936年6月～10月），足跡自東而西而北而東，從北京出發經西安到陝北，輾轉寧夏和甘肅，再回到陝北，最后在“西安事變”前夕回到西安，其間僅明顯有生命危險者有三：一是隨處可能存在的傳染疾病和瘟疫的威脅，斯諾為此“注射了凡是能夠弄到的一切預防針”[11]﹔二是進入國統區和蘇區交界處的過程中“遭白匪追逐”，“險遭不測”[11]，幸被邊區赤衛隊所救﹔三是斯諾與紅軍在一起，上了紅白對峙的前線，還親身經歷了殲滅民團的戰斗。其他諸如物質匱乏、環境惡劣等困難，自不必說。

福爾曼採寫《北行漫記》，歷時5個多月（1944年5月～10月），足跡自南而北而東，他從重慶出發，經西安、克難坡到延安，后經清澗、綏德、米脂、葭縣東渡黃河、穿過日軍封鎖線進入山西綏遠抗日根據地，在前線福爾曼經歷並觀察了八路軍進攻汾陽和婁煩的戰斗。東進的過程，福爾曼隨時有喪失生命的危險。通過封鎖線時，“我肚皮貼地地爬過去，任何時候都可能碰到從據點那邊發來一陣雹雨一樣的機關槍彈”[12]。在前線觀察時，“有些炮開得這樣近，連我們的古廟都震動了”[12]。

雖然面對各種艱難險阻，范長江、斯諾、福爾曼的採訪卻非常嚴謹細致，他們的“中國的西北角報道”，既提供了全景式的掃描，也提供了手術刀式的解剖。

《中國的西北角》中，范長江的足跡走過六省五十多個縣市無數的鄉鎮村寨，報道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地理、歷史、民族、宗教、文化、風土人情等各方面，所報道的人物涉及不同的政治勢力。范長江善於採取解剖麻雀的辦法，以具有代表性地區的情況來反映整個社會現實。

《西行漫記》中，斯諾在蘇區的活動，涉及陝西、甘肅、寧夏三省，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危拱之等數十位中共各界領導人和許許多多的普通士兵與工人、農民﹔他還全面考察了紅軍的歷史、蘇維埃社會、俄國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他甚至深入剖析了蘇區的貨幣。其採訪的嚴謹細致，從對毛澤東的採訪中可見一斑。斯諾不止一次以各種方式採訪毛澤東，“關於毛澤東，我可以單獨寫一本書。我跟他談了許多夜晚，談各種廣泛的問題，我也從士兵和共產黨員那裡聽到了關於他的許多故事。我同他談話后寫的訪問記錄就有大約兩萬字。”[11]斯諾對採訪毛澤東做足了充分的准備和深入的挖掘，“我交給毛澤東一大串有關他個人的問題要他回答，我為我的愛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11]。

《北行漫記》中，福爾曼想方設法使自己的採訪突破國民黨當局的限制。在解放區，他除了廣泛採訪各界、各階層人士外，還通過各種途徑考察了“混合的經濟”“生產的努力”“醫藥與巫術”“鄉村民主”“軍事記錄”“晉察冀”“新四軍”“內戰”“國民黨對共產黨”等方方面面情況。福爾曼採訪的嚴謹細致，從他對延安民主生活的考察可見。他不但聽講並詳細記錄了延安旁邊一個小村庄曾經舉行的一次選舉的詳細情形和程序，為了觀察這種民主，他還參加了一次邊區與邊區參政常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並做了詳細記錄，以便相互印証。

“中國的西北角報道”，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產生於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別具一格的一種新聞報道現象，其成果之豐碩、影響之巨大，使其成為現代新聞史上的一座富礦。挖掘這座富礦，可以挖出很多財富。以范長江、斯諾、福爾曼等人為代表的中外名記們在採寫“中國的西北角報道”中所表現出來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值得后人效仿和銘記。正如龔自珍雲“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中國的西北角報道”所體現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對探討當代媒介轉型中的傳播規范問題有巨大的借鑒作用。無論社會如何變遷，媒介形態如何變化，新聞工作賴以安身立命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應當不斷得到堅守、光大和發揚。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當代媒介轉型中的傳播規范問題研究”（項目批准號：10YJE860002）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單位：廣東商學院人文與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胡愈之.不盡長江滾滾來——范長江紀念文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

[2]范長江.范長江新聞文集[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3]龔舉善.走過世紀門[M].北京：紅旗出版社，2003.

[4]汪漢文.《西行漫記》為何暢銷不衰[M].//西行漫記‧附錄二.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5]埃德加‧斯諾.斯諾文集(1)[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

[6]劉立群.紀念埃德加‧斯諾[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

[7]穆欣.我所了解的北行漫記[M].//轉引自北行漫記‧附錄二.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8]李良志.珍貴的書，可敬的人（代序）[M].//北行漫記.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9]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