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新聞教育思想對當前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

【摘要】民國初年是中國社會政治局勢動蕩，政權頻繁交替並立的時期，中國新聞事業因此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也促成了我國新聞教育的產生。在民初的新聞教育中，徐寶璜、邵飄萍、戈公振所發揮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他們在新聞教育實踐中提出的新聞教育思想，促進了當時新聞教育事業的發展，對以后的新聞教育也有啟示意義。本文通過分析民初新聞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結合當前我國新聞教育存在的問題，探討民初新聞教育思想對如今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

【關鍵詞】民國初年﹔新聞教育思想﹔當前我國新聞教育改革﹔啟示

民國初年，以孫中山為首的臨時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保障言論自由條款的法令，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鄂州臨時約法》等。這些法令的頒布為新聞出版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國新聞業在其保護下，形成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報界的黃金時代”。1912年4月以后，中國相繼經歷袁世凱統治和南北軍閥執政時期，政治形勢混亂。社會變革時期，社會大眾需要及時了解包括各黨派政治斗爭的各類信息，政治新聞的採寫受到報社的重視。黨派也需要報紙對民眾進行符合其利益的輿論引導，這都促使了新聞記者採寫能力的提高，因此，一批名記者適時脫穎而出，新聞事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新聞學教育在這一時期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重視。

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是我國新聞教育的開端，導師由徐寶璜、邵飄萍擔任。徐寶璜作為新聞學研究會創辦者之一，第一個在大學裡講授新聞學課程，自撰了中國人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新聞學》，成為民初新聞學界的泰斗。﹝1﹞邵飄萍到研究會演講時結合自己多年來從事採訪活動的經驗，講授新聞學基本知識、新聞材料的採集方法以及對記者的修養要求。他們作為中國最早的新聞教育工作者，培養出了一批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和新聞理想的名記者，他們的新聞教育實踐活動，成就了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開創了我國的新聞教育事業，促進了新聞教育事業在我國的發展。

20世紀20年代是我國高等新聞教育奠基時期，以上海和北京為主要基地，全國許多高校都開始籌辦或建立新聞學系科，1925年前后，戈公振先后在上海國民大學、南方大學、復旦大學的報學系或新聞學系，講授新聞學和中國報學史，為我國培養了一批新聞人才。他的《中國報學史》一書從1927年出版至今，一直是大學新聞系的主要教學用書之一。與徐寶璜撰寫的《新聞學》、邵飄萍撰寫的《實際應用新聞學》共同開創了我國新聞學的三個組成部分，即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和新聞史。

作為中國較早的新聞工作者，他們為新聞教育的醞釀、誕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由新聞教育實踐產生的新聞教育思想，是我國新聞教育思想的發端，這些思想無論在當時，或者應用於當今，都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在這裡，我們以他們的新聞教育思想為文本，探析民初新聞教育思想對當前我國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

一、關於民國初年新聞教育思想的要點

（一）新聞學教育開展的必要性。徐寶璜和邵飄萍作為中國新聞教育的拓荒者，都認為新聞業與社會、政治和人生有密切的關系。當時我國的新聞業較西方的新聞業簡陋，而新聞事業的發展卻離不開新聞人才的培養。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們協助蔡元培創辦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促進了中國新聞教育事業的誕生，為以后新聞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徐寶璜在《新聞學之性質與重要》中寫道：“在教育普及之國，其國民無分男女老少，平時有不看書者，幾無不看新聞紙者，言論行動，多受其影響。至對其記載者，多所懷疑，對其議論，為肯盲信者，固不乏人﹔然其勢力駕乎學校教員、教堂牧師之上，實為社會教育最有力之機關，亦為公論之事實。自各國民權發達以來，國內大事，多視輿論為轉移，而輿論又隱為新聞紙所操縱，如是新聞紙之勢力，益不可侮矣。美國各著名大學，近均設立新聞學專科，傳輸相當之知識，養成相當之人才，即因有見於斯學之非常重要也。”﹝2﹞故他認為，報紙所刊登的報道對教育民眾和引導社會輿論具有重要作用，開設新聞學科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新聞人才，使新聞事業更好地服務於民眾。

邵飄萍倡導新聞學應列為普通學科，在《我國新聞學進步之趨勢》中，邵飄萍提到：“新聞與社會及政治關系之重要，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然以之列為一種學科加以研究者，猶屬近代之事，其尚未完全脫離幼稚之境域，殆可謂當然者也。若夫我國，則新聞之業，簡陋特甚。因新聞業之發達，與社會上諸事之設備，有互相為用之勢。”

對於開展新聞學的必要性，戈公振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聞教育思想。1925年在《新聞學撮要》中，戈公振認為記者的職業，並不是特別天生的。當然理論知識要實地去補充，但是大學教育能補充實地知識，也不可不注意，所以記者的大學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戈公振還從記者的社會責任這一角度論述了大學新聞教育的必要性。他說：“倘使我們把報紙隻作為一個商業團體利益的代表,或是一個宗教團體利益的代表，那麼記者隻要有最小限度的知識和最高程度的先入之見就夠了，大學教育是不必要的。若是我們認為報紙是於群眾有貢獻，那麼在大學教育內養成有綜括的知識而無偏見的記者，方可以盡這種責任。”﹝3﹞

（二）涉獵多方面知識，掌握幾門外語的重要性。邵飄萍在《我國新聞學進步之趨勢》中提到：“理想的新聞記者，必須政治、經濟、社會諸學，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當有一二專門，與夫三國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實地經驗，則庶幾乎可與世界名記者相伯仲矣。”﹝4﹞其認為新聞從業者要客觀真實地反映事實本身，就必須了解國情，學習新聞學之外的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知識。要打破當時外國對中國的新聞壟斷，滿足民眾對國際新聞的需求，需要新聞記者掌握一兩門外語能夠勝任國際採訪，以便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需求，為公眾服務。

（三）新聞教育應成為國民教育。戈公振提出國民媒介素養教育這一觀點，不僅在當時的中國，乃至全世界范圍都是超前的。在《中國報學史》中，戈公振提出，新聞學應該成為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的，因為報紙是一個國家的重要文化現象，每個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都應該懂得報紙的性質、作用以及讀報方法。“報紙與人生，其關系之密切如此，故報紙之知識，乃國民所應具。”1929年，戈公振在“夫報紙為普及教育之利器”觀點照耀下，發出了“新聞學是無條件的一切國民必修科”的倡議，號召將新聞學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中，變專業教育為普及教育，化精英教育為大眾教育，從而使廣大國民對於報紙有理解和正當的態度。﹝5﹞

（四）強調“學”與“術”的結合。新聞屬於實用性較強的學科，因此開展新聞學教育應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三位新聞教育工作者提出他們的新聞教育思想時，都指出理論要聯系實踐。

邵飄萍講課時重視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要求記者時時處於角色之中，要有“新聞鼻”“新聞腦”，用清晰的頭腦和警覺的耳目網羅世間事物的變化。

徐寶璜新聞教育思想的提出，不能脫離他一直強調的一個前提，即理論要運用到實踐中去。徐寶璜認為在新聞學教育的過程中，應將新聞知識運用到新聞實踐中去。他在《中國報紙之將來》的主題演講中曾提到：“殷切希望會員投身報界，為社會提供各種正確詳細的消息。”這句話中包含了徐寶璜啟示新聞學習者投身實踐的勉勵之心。1919年《新聞學》正式出版，為了這本新聞學著作更加具有實用性和教育性，徐寶璜曾四次易稿修改。他用自己的新聞教育實踐，啟示我們新聞學術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

戈公振也非常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戈公振歸納當時世界上的新聞教育模式為：美國式、德國式和英國式。在對西方新聞教育批判的基礎上，戈公振提出了中國新聞教育的本土模式，即“理論加實踐”。長期活躍在報界第一線的戈公振懂得，新聞是一個實踐性非常強的行業，學問與經驗，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新聞專業的學生，已經經過高等教育的熏陶，但必須要經過實踐的錘煉，才能最終成為可用的新聞人才。﹝6﹞

（五）重視新聞道德和記者素質的培養。戈公振強調記者的責任，他認為：“記者之職責至重，而社會之希望於記者亦甚高。抑尤有進者，報業職業也﹔一論、一評、一紀事，須對讀者負責任，非有素養者，曷足以語此。”他認為能夠在報館工作，在報紙上撰寫文章的人，不僅要掌握採編技巧，更要擁有良好的個人素養和道德修養。“故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報業人才，則報館不如學校，學問與經驗，兩不宜偏廢也。”他強調傳統知識分子的道德品性，主張記者接受大學的教育。﹝7﹞

二、目前我國新聞教育面臨的問題

（一）難以處理好“學”與“術”的關系。新聞學作為應用型學科，“能上手”是考核新聞從業者的一個重要指標。而目前我國新聞教育的教學理念、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均套用純文科的體系。學生被動地接受教師單一的講授，新聞理論教學一直佔據著新聞教育的主要領地，實踐性內容也採用理論的教導形式。﹝8﹞一些新聞教育單位雖與新聞媒體合作為學生提供實踐的機會，但學生卻因實習時間較短、實際操作的機會太少等因素而無法得到真正的鍛煉。學生真正走上工作崗位后，就會感到實際與自己所學知識的不一致，面對工作無從下手，進而產生了是否有必要學習理論的質疑。

（二）知識結構單一缺乏對外傳播技能。新聞工作是面向全社會的，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因而新聞工作者既需要有廣博的知識，成為“雜家”，同時還必須具有某方面的專業知識，成為特定領域的“專家”。學生在校學習的時間是有限的，新聞教育院校在課程安排上隻設立專業課程，學生隻能膚淺地了解其他知識，加之有些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差，使得學生的知識儲備不能滿足受眾對信息多方面的需求，在從事新聞專題報道時感到力不從心。﹝9﹞如今的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內容和形式的多樣化也要求新聞工作者能夠綜合運用多學科知識和多種技術手段來解決新聞傳播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

另外，隨著全球各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面對世界性危機問題，需要各國聯手應對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獲取國際共同關注問題、通過媒體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態度、宣傳自我的國家形象就顯得非常重要。面對“西強我弱”的國際傳播格局，中國媒體的信息傳播仍處於被動的地位，對外傳播國際形象，是擺在我國媒體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媒體對新聞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掌握一兩門外語，熟悉國外受眾的收視習慣，尊重新聞傳播的規律。然而，我國大部分新聞院校培養的新聞從業者還無法滿足國際傳播的需要。學校對學生外語教學的強度不夠，學生有較強的外語閱讀能力，但聽說外語的能力卻較差，無法勝任出國採訪工作。

（三）忽視對公民媒介素養的培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打破了傳統的傳播格局，對新聞傳播的社會分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更多的機構和個人進入傳者的行列。在新媒體時代，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傳播者，都可以利用媒體平台發布信息，在傳受者的角色中不斷變換。在受眾話語權增加的同時，也帶來了網絡謠言等一系列問題，不利於社會的健康發展。在人人都是記者的時代，要想保証獲得有效的信息，保護新聞的真實性，需要增強公眾的媒介素養，使其掌握基本的新聞傳播知識。在新聞知識普及的工作裡，新聞教育機構應該擔當主要任務。因此新聞院校的教育對象不僅僅是在校新聞專業的學生，而是應該面向全社會，利用媒介渠道或開設公開課等向公眾講解新聞傳播知識。

（四）注重新聞專業理論的培養，忽略了新聞道德和新聞理想的樹立。當前假新聞泛濫成災也與新聞教育缺乏理想和道德教育有關，要解決這些問題，學校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為新聞教育注入價值感和責任感，不但要告訴學生新聞的道德底線，而且要幫助他們樹立新聞職業理想，以糾正當下的功利之風。﹝10﹞然而在當前的新聞教育下，我們似乎很難發現學校對學生進行新聞理想的教育。盡管一些院校也開設了新聞倫理課程，但也只是作為學生的選修課，開設時間較短，基本處於新聞學科體系的邊緣。教授知識和技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學生認識新聞工作對社會的責任。

三、民初新聞教育思想對當前我國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

（一）重視新聞專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新聞人才培養的必由之路。民國初年，將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表現為優秀的新聞記者在報紙上發表愛國救亡、啟迪民智、引導輿論的文章。當代新聞教育也應堅持將“學術”與“實踐”緊密結合，不僅要“做學問”，而且要“重實踐”。在課堂上教授學生新聞理論知識，在學術上要跟上新聞學的新形勢、新問題，不斷開創具有創新性和有深度的課題，使課題研究能與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相聯系。通過專業理論的學習，讓學生在新聞實踐的過程中，自覺運用理論指導實踐，隻有用深厚的理論基礎作支撐，才能使自身的業務能力得到長足的發展。並且開設新聞專業的高校也要加強和媒體的合作，為學生的校外實踐活動提供更多的平台。高校還應增加學生在校外媒體實習的時間，聘請經驗豐富的媒體從業者作為學生校外實踐的導師，引導學生的創新和動手能力，讓學生在真正的實踐工作中，提升自己的新聞敏感和新聞採編能力。此外，高校還應鼓勵學生多開展一些社會調查活動。鼓勵學生走出校園，關注社會和民生，為將來從事新聞傳播活動打好基礎。面對媒介渠道發展的日新月異，高校應開設傳媒實驗室，盡量跟上媒介技術發展的腳步，使學生能夠了解和掌握媒介技術的新發展。在課程作業上，老師也應注意多設置一些實踐性強的任務，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新聞專業理論和新聞實踐活動是新聞教育的兩個重要支點，新聞教育要培養出優秀的新聞人才，推動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就必須重視兩者的結合。

（二）站在時代的高度來看待全能人才培養的重要性。民初的新聞教育思想注意到了掌握外語和涉獵多門學科的重要性，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學習外語更為重要。許多高校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開始加強新聞學科中外語的教習。這既能培養優秀的國際化新聞人才，又促使廣大學生提高了學習外語的熱情，可以使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聞教育培養出越來越多的適合在國際間進行傳播交流的新聞人。

加強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新聞教育思想延續到今天，在繼承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創新，即跨文化傳播的工作開展變得越來越普遍。“跨文化傳播”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群體或組織之間進行的交流活動，其學術旨趣不僅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個人、群體、組織、國家之間交往的特點和規律，不同文化之間的意義闡釋和理解，人類各個文化的創造、分野和變遷的進程，還涉及文化及民族心理的差異、文化休克與文化適應、技術發展對文化的影響、文化的延續和變遷、傳播的控制和管理、民族文化自立與發展等諸多議題。﹝11﹞隨著新媒體技術的廣泛應用，信息傳播的速度不斷加快和受眾話語權的增加，使得跨文化傳播更多的是靠媒介作為中介來實現。

目前，我國的新聞學教育針對跨文化傳播開設了各種留學課程，以豐富學生的視野和文化知識，學習國外優秀的新聞課程，借鑒其在新聞教育方面的課程設置、教材選用、觀點探析中對我國新聞教育的指導作用。同時，全球化對我國新聞教育培養人才的要求，不僅意味著我們要“走出去”，而且也要吸收國外留學生來中國學習，接受我們的新聞教育，相互交流各自的教育模式，促進國際間新聞傳播的交流，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

做全能復合型的新聞人才除了要具備對外傳播和跨文化傳播的能力外，還需要具備一定的新媒體技術操作能力和廣泛的知識面。全能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對我國新聞事業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我國的新聞教育正在摸索新的教育模式，找出一條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

（三）加快國民媒介素養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質的一個重要內容。民初的戰亂年代，邵飄萍和戈公振都認同新聞教育應該成為公民的通識教育。如今，在受眾話語權越來越大的新媒體時代，全民學習新聞的教育思想有了更好的實現土壤。許多英文的新聞學著作中，“受眾”一詞已經由原來的“the audience”轉變為“the user”，這種轉變是為了強調“受眾”已經不是被動地被媒介所控制，而是更多地成為“使用者”。這也能更好地說明，在這個人人都是信息傳播者的時代，有必要向公民普及新聞學。大眾媒體在現代人的生活中已經不可或缺，受眾對這些媒介的使用也越來越多樣化，出現的問題趨於復雜化，如謠言發布、媒介審判等。要想保証良好的信息流通環境，保証社會的和諧穩定，新聞高校應該在加強國民媒介素養教育上發揮積極的作用。

（四）培養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新聞理想符合當前國家對人才培養的目標。民初新聞教育家強調記者的責任，認為記者道德品性需要大學教育的培養，新聞學教育除了培養新聞專業理論和新聞技能外，也應重視愛國熱情和新聞理想的培養。而如今的一些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發布虛假新聞甚至編造新聞，忽視了自身媒體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新聞記者的這些行為導致媒體公信力降低，給受眾帶來錯誤的輿論導向，降低了信息內容的傳播效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新聞教育更應對新聞從業者進行新聞職業道德的教育，通過開設新聞倫理等課程，培養學生的新聞理想和愛國熱情，使新聞工作者在從事新聞工作中自覺遵守新聞職業道德規范，提升媒體的公信力，發揮新聞事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更大作用。

民國初年，是我國新聞事業發展的繁榮時期，也是我國新聞教育誕生的時期。徐寶璜、邵飄萍、戈公振作為我國早期從事新聞工作的代表者，他們提出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全民學習新聞學、培養全能型新聞人才等新聞教育思想，促進了當時和以后的新聞教育和新聞事業的發展。新聞教育工作者應該汲取前人的經驗，使我國的新聞教育走出困境，更加適應時代的要求，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貢獻自己的力量。

（哈艷秋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靜、和瑩為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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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寶璜.新聞學之性質與重要，轉引自肖東發等編《徐寶璜新聞學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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