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現代傳播的一種新思路

【摘要】不同視角關注不同問題，隻有天下視角才可能慮及世界性問題並理解和關注全人類的福祉。天下意識不僅寄寓著古典理想，而且也關乎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對天下政治而言，最重要也最基本的問題在於天下興亡，落實在現實之中就是“治亂”二字，落實在傳播及其理論上就是從理解轉向接受，從發言轉向傾聽，從主體轉向他者，以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關鍵詞】天下﹔世界觀﹔傳播觀﹔對話﹔理解﹔接受

1935年，詩人毛澤東寫下一首自謂“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念奴嬌·昆侖》，末尾一句尤為流傳：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身處新世紀，面臨全球化，每個思考者都難免想到一個問題：這個世界到底是好世界，還是壞世界，究竟是好得很，還是壞得很？用狄更斯《雙城記》開篇的名句來說：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糟的時代﹔是智慧的年代，還是愚蠢的年代﹔是光明的季節，還是黑暗的季節﹔是信仰的時期，還是懷疑的時期﹔是希望的春天，還是絕望的冬天﹔是無所不有，還是一無所有……而無論怎麼說，好有好的道理，壞有壞的邏輯。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現代中國經歷了數千年未遇之變局，從舊邦新造天翻地覆的革命年代，到一波三折艱辛探索的建設時期，人類歷史上唯一延續至今的泱泱文明，已經豈止是像小托爾斯泰所言“在清水裡浸過三次，在血水裡洗過三次，在鹼水裡煮過三次”（《苦難歷程》）。如此文明古國遭逢如此天崩地坼，自然召喚非常倜儻之人，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從康有為到孫中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他們的思想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同時，富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哲人也如大江東去，前呼后擁，形成先秦百家、魏晉佛學、宋元禪宗以降的又一次精神大躍動和思想大解放，如新中國的李澤厚、趙汀陽。

2009年，趙汀陽出版了一部《壞世界研究：作為第一哲學的政治哲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跨越前人的思想，闡發了一套別開生面的全球性主張，與此前《沒有世界的世界觀》（2003）和此后《每個人的政治》（2010）構成一脈相通的思想脈絡。其中有關世界及世界觀的天下思想，更對反思全球化與現代傳播提供了靈光乍現的思路，也從根本上搖撼了西方駁雜的全球化話語體系。下面就來看看趙汀陽是怎麼分析這個壞世界的。

一

從形而上學角度看，現代世界體系本質上是個“無序狀態”（chaos）。將無序狀態變成有序狀態，就需要有一套“世界觀”。而問題是現代世界恰恰是沒有世界觀的世界，或者說現代人的世界觀裡沒有世界意識。比如，“西方思考政治問題的基本單位是各種意義上的‘國家’（country/state/nation），國家被當作是思考和衡量各種問題的絕對根據、准繩或尺度”﹝1﹞13，即使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概念，同樣是“由國家之間的沖突和相互合作形成的，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國家利益”﹝1﹞24。再如，自由主義的社會制度即便有效，也僅限於“國內社會”，一旦超越這個范圍，就無法滿足制度最大化和普遍化的要求，“諸如‘民主’和‘公正’這些原則從來都不被應用於國際關系中，那些現代的‘普遍’原則隻要一進入世界性和國際問題就立刻化為烏有”﹝1﹞45。當卡特指責中國人權時，鄧小平建議給美國每年移民數千萬如何，他馬上啞口無言。這不只是“虛偽”問題，就像人們指責美國與西方奉行雙重標准，而歸根結底還在於有世界而無世界觀，人類雖處於“同一個世界”而尚無“同一個夢想”，有的只是損人利己的紐約夢、巴黎夢、倫敦夢……用趙汀陽的話來說，“隻有當能夠從世界的整體性上去理解世界才能夠有‘世界觀’，否則就隻能是關於世界的某種地方觀，隻不過是‘管窺’（the view of the world from somewhere），就不會關心世界性利益”﹝1﹞31。

那麼，什麼樣的世界觀才能滿足全球人類的關切呢？同一個夢想的世界觀是什麼呢？趙汀陽的答案是天下觀：“天下理念包含了兩個基本的制度想象：一個能夠保証利益沖突最小化並且合作最大化的世界政治制度﹔一個能夠承認並且維護文化權利的世界文化制度。這是天下理念最重要的遺產，也是今天世界最需要的政治原則。”﹝2﹞124按照他的分析，“天下”意識中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地理學意義的“天底下所有土地”，指人類可以居住的整個世界，相當於“天、地、人”三元結構中的“地”，即《詩經》詠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二是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heart），相當於“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心，也就是說天下概念既是地理性的，又是心理性的。三是最重要的倫理學與政治學的意義，指天下一家、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等理想，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家國一體想象。一句話，天下是“地理、心理和社會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所以，天下是個已經完成從無序到有序轉變的世界，是個滿載所有關於世界的可能意義的飽滿世界概念（the full concept of the world）：

它所想象的天下、帝國從本質上區別於西方的各種帝國模式，包括傳統軍事帝國如羅馬帝國模式和現代帝國主義的民族、國家如大英帝國模式以及當代新帝國主義即美國模式。最突出的一點是，按照純粹理論上的定位，天下、帝國根本上就不是個“國家”，尤其不是個民族、國家，而是一種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說一個世界社會。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天下是個關於“世界”而不是“國家”的概念……中國關於政治、社會各種單位的層次結構，即“家—國—天下”的結構，意味著一種比西方分析單位結構更廣闊因此更有潛力的解釋框架。﹝1﹞10-12

由四海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世界觀，自然導出天下“無外”的邏輯。也就是說，天下體系隻有內部而沒有不可兼容的外部，隻有內在遠近親疏的關系而沒有不共戴天的異端。即使“華夷之辨”也僅僅表達文化差異，而不是設立你死我活的他者（the others）。“天下理念創造了最具和平氣質和包容性的政治合作原則”﹝2﹞124，因此中國文化中沒有異教徒，三教九流，同處一宇。“這樣一種關系界定模式保証了世界的先驗完整性，同時又保証了歷史的多樣性，這可能是唯一能夠滿足世界文化生態標准的世界制度。”﹝1﹞16一個突出例証，就是“和而不同”“禮不往教”等傳統。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隻聞“取經”而不見“傳教”，隻有西天路上絡繹於途的仆仆身影，而從來沒有血與火的“宗教戰爭”。另外，按照基督教的文明傳統，政治的第一要義在於分清敵友，就像德國政治哲學家卡爾·施米特所作的經典論述，無怪乎小布什心口如一地聲稱“新的十字軍東征”，美國也動輒給人扣上“邪惡帝國”“流氓國家”等稱號。而在中華文明看來，政治的最高境界在於化敵為友，正如毛澤東在延安以大白話教導胡耀邦的：政治就是把擁護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在此類“和而不同”“禮不往教”的傳統下，“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僅僅是不同的生活而已，而不是某些必要修改或必須消滅的異端”﹝1﹞39。

天下理念源於中華文明的黎明時期——周朝，作為一種飽滿的、完備的世界觀念，數千年來一直支配著中國歷史以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在中國古代許多朝代的實踐中被証明比較成功地維護了和平、社會穩定秩序和傳統的延續”﹝1﹞38-39。清代的“一國多制”模式就是一例：“以八旗制度統治滿洲，以盟旗制度轄蒙族，以行省制度治漢人，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政教制度馭藏番，以土司制度或部落制度轄西南苗夷，以及以宗主制度對番邦。”﹝3﹞新中國確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處理港澳台問題的“一國兩制”方針，既是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創造性發展，也無不延續著這一文明傳統。而這些政制及其理念背后都隱含著一種多元化、多樣性意識，體現著對不同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發自內心的尊重。

老子說：“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道德經·五十四章》）既然不同視角關注不同問題，那麼隻有從天下視角才可能慮及世界性問題，並理解和關注全人類福祉。源於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以天下觀天下”的最好說明。在顧炎武看來，國家興亡只是一朝一代的事情，而天下興亡則關乎天下人的身家性命。在西方思想家裡雖然不乏對世界問題的思考，如近現代的康德、韋伯、羅爾斯等，但唯有馬克思發現了一個超越國家的天下視角，也就是普遍存在於各個社會中的階級以及全球化的階級剝削。所以，馬克思論証道：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真正解放自己，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絕不是偶然的歷史巧合，更不是時賢痛心疾首的歷史失誤，而是基於這樣一脈內在相通的天下大同理想。對此，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強世功也曾論述道：

共產黨理論中最核心的要素不是階級，也不是民族，而是“國家”和“天下”這樣的概念。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就在於這個階級概念的背后，有著共產主義的天下大同理想。而這個“國家”也不是現代西方政治理論中的民族國家，而是傳統儒家的“家—國—天下”的差序格局。

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因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使得他們看到了拯救中國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他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開辟了拯救全人類的途徑。因此，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與其說是出於民族主義或者國家主義的現實動機，不如說是基於國際主義和“天下大同”的古典理想。這是共產黨與國民黨、“舊中國”與“新中國”的根本區別。﹝4﹞

天下意識不僅寄寓著至高無上的古典理想，而且也是關乎每個人身家性命的現實政治。對天下政治而言，最重要也最基本的問題在於天下興亡，而天下興亡落實在現實之中就是“治亂”二字：“無論一種制度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是進步的還是落后的，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是古典的還是現代的，是美德主導的還是權力主導的，隻要能夠形成治世就是好制度。”﹝2﹞104在中國民間，三國故事家喻戶曉，三國人物婦孺皆知。一生培養了16位院士的化學家、清華校友時鈞先生，年少時常常在書包裡藏著三國、水滸，一次與同學打賭，看誰能背出更多的小說回目，三國背完，又背水滸一百零八將。三國故事既富有為人處世的道理，又飽含治國理政的玄機，開篇的“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有大道存焉。如果說分久必合是治世，那麼合久必分則為亂世，治亂興亡不僅構成了中國歷史的恆久主題，而且也屬於人類世界的第一命題。

從邏輯上講，治亂興亡不能囿於各自為政的“國家”，特別是現代地緣政治意味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必須遵循“家—國—天下”的邏輯。因為，國家難免以鄰為壑，一國之興往往意味著他國之亡，一國之盛總是意味著他國之衰，至於現代的民族國家更是一種利益集合體，充其量可以保障自身的和平安寧，而無法兼顧天下人的身家性命。人類世界不能為了某個國家或某些國家的和平安寧，而讓其他國家和人民一直承受生不如死的亂世，就像如今歐美發達國家享受著豐衣足食、山清水秀，而讓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一直處於“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的世道。若以天下政治而非國家利益為本位，以治亂興亡而非意識形態為要義，那麼就不能不奉行王道，棄絕霸道。因為，再強大的國家暴力，相對於天下也顯得微不足道，美國再強大也不可能讓全世界人民臣服。即使暫時臣服，也不可能心服口服，更不可能永遠心悅誠服，橫絕亞歐大陸的蒙元帝國最終不還是灰飛煙滅了嗎？所以，深諳此道的中國人自古重視世道人心，強調禮樂教化，包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戰國時期的軍事家吳起，一次同魏王泛舟河上，魏王得意地說道：“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回答說：國家安危系於內在的修德，而不是外在的險固，若不修德，那麼“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如今，遍布天下、防不勝防的所謂“恐怖主義”“恐怖分子”，對西方世界不正是這樣的“敵國”嗎？

總之，趙汀陽認為，天下觀才是應對全球化、造福全人類的世界觀，即便目前還只是一種理想的烏托邦，至少也可以使人明白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天下、帝國理論與帝國主義理論在對世界的理解上有著順序顛倒的結構：天下、帝國的理論是個由大至小的結構，先肯定世界的先驗完整性，然后在給定的完整世界觀念下再分析各個地方或國家的關系。這是世界觀先行的世界理論，而帝國主義是由小至大的結構，先肯定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的絕對性，然后以自己國家的價值觀把“其他地方”看作是對立的、分裂的和未征服的。這是沒有世界觀的世界理論。也許我們無法比較哪種理論本身是更正確的（因為在社會和歷史方面沒有絕對真理可言），但假如我們需要世界正義、世界制度和世界和平這樣一些事情，那麼天下理論更有助於達到這些目標。﹝1﹞32

二

迄今為止，傳播學各家各派仿佛群山萬壑赴荊門似的趨向同一願景——理解。這一走勢儼然假定一切傳播活動都旨在信息的解讀，而一切傳播症結均在“傳而不通”的環節，包括媒介與社會的理解障礙——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心理的障礙。所以，一旦打通了障礙，充分對話，彼此溝通，層出不窮的誤解、矛盾、社會沖突自然就煙消雲散了。於是，各路用心良苦的“傳播”“交流”“溝通”等學說前赴后繼，哈貝馬斯的交往對話論就是一例。然而，實際結果總是事與願違，無論對全球傳播還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而言，基於理解的傳播及傳播觀從總體看來往往無濟於事。僅看一個常見而普遍的現象，就足以令人深思：一方面，當今世界媒介越來越先進，技術越來越發達，渠道越來越暢通，信息越來越翔實，也就是說，理解越來越不成問題﹔另一方面，這個世界不僅依然亂雲飛渡，狼奔豕突，而且在冷戰后的權力失衡下越來越像耶魯教授蔡美兒說的“起火的世界”。尤其令人費解的是，伴隨著新媒體、大數據、媒體融合一同出現的，不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不是“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而是風起雲涌的街頭政治、顏色革命，是越發不寬容、不妥協、不認同的文化政治，是哈貝馬斯的苦心孤詣落花流水春去也。﹝5﹞

有鑒於此，歐美的傳播學以及傳播理論，無論是否前沿、是否科學、是否流行，即便可在不同程度上解釋世界，甚至改變世界，卻無法根本性地應對全球化與現代傳播的致命痼疾。經驗學派的“為虎作倀”姑且不論，批判學派的悲觀絕望如當年阿多諾哀嘆“除了絕望能拯救我們外就毫無希望了”同樣於事無補。症結何在，出路何在？趙汀陽基於天下觀提出一種新思路：從理解本位轉向接受本位。在一篇國際會議論文《理解與接受》（2001）裡，他從哲學角度闡述了這種迥異理解的傳播觀——接受論，對擺脫傳播與傳播學的困境不無啟發性，同時也更顯示了理論意義、實踐價值以及全球視野。那麼，他是怎麼展開論述的呢？

英國電信有句令人振奮的口號——開口有益（Good to talk），中國有句老話——話不投機半句多，在他看來，這正好暗示著我們時代的一個重大問題——對話與沖突，恰似常說的“和平與戰爭”“生存與毀滅”。無疑，對話已經成為當代應對沖突的常見模式，小到鄰裡糾紛，大到國際爭端，無不寄希望於對話與溝通，“理解萬歲”的話語耳熟能詳。然而，對話之路總是如此崎嶇、坎坷、布滿荊棘，理解之門千呼萬喚往往深閉不開，看看阿以和談、六方會談等就不難想象其間的千曲百折、步履維艱。為此，趙汀陽指出，既有的對話理論都將理解視為樞紐，而接受才是問題的關鍵﹔理解的出發點是自己或主體，而接受的立足點是他人或他者﹔理解的重點在知識論，而接受的核心是價值觀。總之，僅有理解而無接受，就不會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交流與對話，也不可能擺脫你說你的、我說我的雞對鴨講。

首先，需要明確在同一知識共同體內部展開的對話，遠遠有別於不同知識共同體之間的對話，如同家人之間的交往不同於鄰裡之間的寒暄。由於相信普遍人性和理性，人們傾向於認為世界上隻存在一種可能的知識，所謂人同此心，事同此理，東海西海，心理攸同。而事實上，現實世界中一直存在著不同的文化共同體、知識共同體。且不說文明與文明、國家與國家等，即使男人與女人、少年與成人、常態性愛與非常態性愛一類群體間，就有多少不同的知識話語與理解難題。

其次，理解另一個知識共同體，重點不在知識論的實事求是，而在價值論的感同身受。因為，人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如形式邏輯看待世界，卻可能喜歡完全不同的事物。打個比方，強調客觀一致性的理解，就好比大家必須遵循某種游戲規則，如國際象棋的規則﹔而注重心有戚戚焉的接受，則相當於大家在國際象棋與中國象棋，甚或其他游戲中協商決定玩哪一種。再比如，事實分明的客觀報道充其量隻能滿足自身對他者的認知，而打動人心的新聞才能促進人與人、心與心的認同。西方式對話與中國式對話的區別也在這裡：

在典型的西方式對話中，人們認為被假定能夠生產真理的邏輯論証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它能夠澄清“誰對誰錯”﹔而在中國式的對話中，更注重的是取得一種雙方都喜歡的或至少是都能接受的互利結果，假如在雙方現成的想法中不能有共同接受的結果，那麼就共同發明一個新的想法，它無所謂誰對誰錯，或者說，對錯在這裡是不重要的，大家都喜歡才重要。不難看到，隻要考慮誰對誰錯，就等於承認了有個絕對的標准是存在於對話之外的，不管那個標准是在自然那裡還是在上帝那裡，總之是高過了對話、高過了人心的標准。而假如不考慮對錯，思想的標准就被內化在對話這件事情本身中，也就是落實在人心與人心之間的互相期待中，心與心的和諧而不是知識與對象的一致就變成了絕對的要求。﹝1﹞93

當今世界的重要問題，不是知識與事實之間是否符合的真理問題，而是不同價值體系之間是否和諧的人心問題。何況，關於生活世界的真理不是一種先驗的存在，而是最終實現時才能成為真理，亦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①。還拿新聞來說，重點恐怕就不在於用一個至高無上的唯一尺度衡量哪家報道更客觀、更真實，為此便不厭其詳地還原“事實真相”﹔而在於什麼新聞才更能夠打動人心，更利於人與人的相處、心與心的交融，更有益人間的和平安寧、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等。從大禹治水的歷史傳聞到英雄模范的典型報道，就體現著這樣一脈文化傳統以及傳播取向。當然，並不是說事實無關緊要，真理無足輕重，眼下新聞界的突出問題依然首推虛假報道，《新聞記者》雜志連續十余年評選了年度十大假新聞，所以周恩來對記者的題詞仍是至理名言——忠實於事實、忠實於真理。同時應看到，著眼於事實以及對客觀事物的認知，滿足於知識論、真理論等標准，如有人將新聞的核心歸結為一個“知（道）”字，既難以踐行新聞的社會責任，更無助於不同文化共同體的身心交融與彼此接受，且不說充滿偏見、難免局限的報道進一步加劇了人與人的隔閡、心與心的漠視。西方新聞界的一大悖論，作為前車之鑒一直困擾著人們：一方面，從專業微觀角度看，應該承認《紐約時報》、BBC等當數最真實、最有專業精神的媒體﹔另一方面，從社會宏觀效果看，特別是從全球人類視角看，恰恰是這些媒體的新聞往往又是最不客觀、最難以信賴、最遭人詬病的，既是亂世病灶，又有自身弊端，包括2012年BBC爆出的系列丑聞。2013年1月15日，敘利亞的阿勒頗大學迎來考試第一天，結果轟然炸響的火箭彈頃刻間使83名師生喪命，另有160多人受傷。這是敘利亞持續20多個月動蕩局勢的又一最新慘劇，而一如既往不足為奇的是，動蕩背后少不了美國的上下其手，也少不了西方媒體“真實、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

再次，即使對他者在知識上徹底理解，也不能保証對他者予以接受。接受不同的知識共同體，歸根結底意味著接受不同的價值觀。按照趙汀陽的分析，“理解而不接受”的基本語法是：“是的，我完全理解你，但是……”這等於說，對話是好的，但不解決問題。有鑒於此，對形成人類良好的共同生活來說，僅僅掌握他人的知識遠遠不夠，還需進一步理解他人，如所謂“溫情與敬意”“同情與理解”。但理解他人仍然不足以形成良好的共生局面，因為還缺乏大家全都接受的信念、價值觀和生活想象。因此，“接受”問題便成為不同文化與共同體之間關系的最后問題，也是對話與交往理論的關鍵難題。﹝1﹞104針對這一難題，出路也許在於改變或重寫對話與交往理論，重新思考他者的概念：由傳統的、針對任何傳播內容的文本分析與意義解讀，走向“說者與聽者”的互相理解，再由“說者與聽者”的互相理解，走向對“各自所說”價值觀的認同與接受。這種新型的對話既不同於蘇格拉底式的吹毛求疵的智者對話，也有別於含糊其詞的政治對話，而是具有重構文化功能的對話，尋求的是互惠的文化建構而非作為唯一答案的普遍真理，側重點不是主體而是他者，不是理解而是接受。在理解層面，主體的發言是中心所在﹔而在接受層面，他者的傾聽才是對話的核心。發言暗含教訓他人和指導對方的霸權意味。如果話不投機，可能引起反作用，而反作用雖然能夠撥亂反正，就像薩義德的東方學，但同時也有副作用，如缺乏建設性，妨礙甚至阻斷建設性對話。

最后，從理解轉向接受，從發言轉向傾聽，從主體轉向他者，就不能不突破主體性及主體間性。主體間性看似互相依賴，彼此關聯，平等交往，但仍屬心靈在理性上的一致，而非價值觀的一致。“心與心的和諧與現代西方哲學所說的‘主體間性（inter-subjiectivity）’其實貌合神離”﹝1﹞94。至於主體性或個性的缺陷則更為明顯，如果說他人性或他性意味著全方位的各種可能視野，那麼主體性則隻能體現以自我為中心的解讀。特別是，“主體性能夠導引出任一個體作為行為主體的個人自由和權利，卻不能保証互相的義務。權利與義務如果失去平衡是非常危險的。過於強調個人權利而相對忽視互相義務的現代社會已經暴露出許多問題”﹝1﹞111，拿中國30年來的社會文化嬗變來說：

中國20世紀80年代全盤引進了西方的主體性觀念，一時一統話語天下，但是在新奇感覺過去之后，人們很快就意識到，人們本來渴望要得到表達的，通過主體性觀念什麼也沒有得到表達，或者說，它表達的東西與人們所希望克服的困難、所希望實現的理想和成功，實在是缺乏密切的相關性。由於在中國發生的是個后發的、遲到的現代化過程，而這個過程又無比迅速，因此在很快就扑面而來的全球化問題面前，主體性觀念馬上就變成一個抽象的意圖不明的“啟蒙”或“解放”的符號，不但解決不了當前的重要問題，而且它能夠說明的問題也已經無足輕重了。﹝1﹞94

再具體以新聞傳播為例，近30年來，中國記者的主體性一路高揚，新聞自由、輿論監督、採訪權、報道權、話語權等意識與30年前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市場化媒體與新媒體更是炙手可熱、聲勢烜赫。另外，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地位與獨立姿態也日益凸顯。然而，恰恰是在這個主體凱旋、個性高張的時代，新聞傳播卻仿佛亂象叢生，世道人心似乎一路潰敗。誠然，新聞對推進現代化厥功至偉，對揭露丑惡、弘揚正義功不可沒，但如今新聞圖景總體上又讓人茫然失措、不知所之，如果僅憑媒體特別是所謂自媒體，老百姓真不知道這個世界是好是壞。其實，依照普通人的生活常識與邏輯，社會狀況正如鄧小平談論中美關系時所說的，“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壞不到哪去”，或用2013年一篇時評的話說：“中國的現實同很多互聯網站首頁所展示的既像又不像，它們所烘托的洶洶氣氛多數情況下在我們身邊感覺不到。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是平和的，常常也會碰到問題，但不會因為過不去而絕望。”[6]

就傳播而言，秉持主體性以及主體間性的思路，也就難免唯我獨尊、自以為是，因為“我”擁有辨別、判斷和決定好與壞、真與假、正與誤的權威。這樣一來，就算是“我”與人為善，真誠溝通，友好交往，但價值標准卻是由“我”來定的，即那個高高在上的主體性或貌似平等交往而實則空洞無物的主體間性決定的。無怪乎如今媒體上、網絡中，但見戾氣彌漫，唾沫橫飛，人人都是大爺，個個皆為好漢。在主體性概念下，人們必然注意對話與交往中那個作為主體的說話者，即使所謂受眾本位論、使用滿足論等也依然局限於主體的發言范圍。而根據他者的重要性，聽者及其傾聽才是更為本質的問題。傾聽遠比發言更能觸及接受他人的問題。如果隻有我在發言而沒有他人傾聽的話，那麼我就成為自言自語的單一心靈，從而也就失去了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豐富性、創造性和公共性。趙汀陽特別指出，以他人為核心的對話方式絕不能混同於多元論和相對主義。前者希望各方面的他者都有權利參與循環性對話，從而形成一種不斷的互相接受的過程。而自由主義樂意宣稱的多元論和相對主義僅僅是寬容他者的存在，但並不承認他者的情感、價值觀與實踐生活，充其量屬於溫和的“異教徒模式”。諸如“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無非是鼓勵價值觀之間永遠不合作，永不接受他者：

現代發達的理性與審慎習慣的確使人們大大發展了相互理解，可是同時也生產了以文化多元論或文化相對主義為名而以相互冷漠為實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表面上是禮貌和互相尊重，實際上是互不關心、各行其是、互相歧視，隻不過不說出來。“誰也別管誰”貌似保護了各自的權利，實際上卻是用來消解他者的利益、價值和力量的非暴力抵制性策略，而且非常成功。這很容易理解：正如“賣”總要被“買”才有意義，“說”也總要被“聽”、“做”也總要被“認可”、“給予”也總要有“接受”才有意義。這個抵制他者的策略就是通過“沒有感覺、不給反應”而達到取消他者的市場，沒有市場就沒有了價值。……多元論意味著各自都被貶值、各自都被抵制。彼此的獨立自由同時的代價就是彼此的冷漠和貶值……﹝1﹞103

總而言之，從接受而非理解的角度探討傳播與傳播學，既是一種別開生面的思路，又與前述天下觀一脈相承，其中包含諸多值得深思與反思的命題，如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2011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一份《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闡述了中華文明的傳播理念，也顯示了天下觀與接受論之間的內在聯系：

中國人民歷來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為貴”的理念，以和諧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鄰裡、善待他人。和諧文化培育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民族稟性。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是一條貿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銘刻下中國古人追求同各國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歷史足跡。

中華民族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接受一切有益的外來文化，促進了中外文化融合，留下了不少對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話。中國人民具有強烈的集體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尊重不同文化、不同觀念，注重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地球是地球人的地球，在全球一村的信息時代更需天下一家的意識，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作曲家瞿小鬆曾用一段富有詩意的文字表達了內心的祈願：

以我小學層面的地理知識，我知道：非洲有一條大河，叫尼羅河﹔南美有一條大河，叫亞馬遜河﹔歐洲有伏爾加河、有多瑙河、有萊茵河、有易北河﹔古代的亞述，現今的伊拉克，有幼發拉底河、有底格裡斯河﹔印度有恆河﹔中國有瀾滄江、有長江、有黃河。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我這個小學生不曉得的河流。眾多的河流所滋養的繁盛物種，眾多的江河所流經的高山、丘陵、戈壁、平原、森林、草地，使得我們生息繁衍其中的地球，我們的這個家，豐饒，有趣，可愛。這所有河流所孕育的文明，如果說偉大，它們同等地偉大﹔如果說無足輕重，它們同等地無足輕重，因為從月球、從太空遠眺地球，溪、澗、江、河，所有的流，我們一概不見。[7]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注釋：

①趙汀陽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所謂“普世價值”雲雲，實際上是以一種價值觀檢驗另一種價值觀，屬於新的“精神獨裁和思想專制”。

參考文獻：

﹝1﹞趙汀陽.沒有世界觀的世界——政治哲學與文化自信文集（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趙汀陽.壞世界研究：作為第一哲學的政治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3﹞凌純聲.清代之治藏制度﹝M﹞.原載蕭金鬆.清代駐藏大臣﹝M﹞.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6-7.轉引自強世功.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M﹞.北京：三聯書店，2010：162.

﹝4﹞強世功.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M﹞.北京：三聯書店，2010：101-105.

﹝5﹞趙一凡.從盧卡奇到薩義德：西方文論講稿續編﹝M﹞.北京：三聯書店，2009：732.

[6]扎堆的壞消息並非中國縮影﹝N﹞.環球時報，2013-01-16.

[7]瞿小鬆.虛幻的“主流”﹝J﹞.人民音樂，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