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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瑞為什麼回到芝加哥學派?

詹佳如

2013年03月04日13:46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摘要】芝加哥學派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詹姆斯·凱瑞的建構,本文認為,凱瑞之所以要提倡回到芝加哥學派與凱瑞和芝加哥學派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有關,而凱瑞之所以能夠回到芝加哥學派,在於凱瑞與芝加哥學派在討論大眾媒體時,所採用的邏輯起點是一致的,即在“社會是如何可能的”問題上,均認為社會是在傳播中維系和存在的。凱瑞為解決美國當下的時代困境,提倡回到芝加哥學派,對於中國現在的傳播研究亦有啟示。

【關鍵詞】詹姆斯•凱瑞﹔芝加哥學派﹔大眾傳播

芝加哥學派乃是出於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的建構,現在看來,這一點似已無疑義。如今,芝加哥學派已經是傳播學研究的一大熱點。①討論清楚凱瑞為什麼要回到芝加哥學派,以及為什麼能夠回到芝加哥學派,對於我們分析凱瑞與芝加哥學派的傳播思想,是具有助益的。本文將以凱瑞集中討論芝加哥學派的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以下簡稱The Chicago School)一文為中心,試圖對這兩個問題展開解答。

美國大眾媒介研究的問題:偏離對現代性的批判反思立場

凱瑞從美國大眾媒介史研究切入,認為現有的美國大眾媒介史雖然包括一些真理,但是更多的是誤導。聯系到在《文化與傳播》中,凱瑞已經論証了在美國傳播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是傳播的“傳遞觀”。那麼,以The Chicago School一文所見,美國大眾傳播研究,基本是傳播“傳遞觀”的歷史。凱瑞稱這種美國傳播研究史是標准歷史(standard history),它是一種“誤導”,最大的問題是,“取消至少說是偏離了對於現代自由資本主義民主的批判”﹝1﹞18。凱瑞表面上批評的是傳播的“傳遞觀”寫就的大眾傳媒史,實際上批判的是傳播的“傳遞觀”。

那麼,凱瑞實際的主張就是,大眾傳媒研究應當加入“對現代自由資本主義民主的批判”中。凱瑞認為,大眾媒介是大眾社會形成的最重要的事件,這一社會中盡管伴隨著交通和傳播手段的進步,人們聯系得更緊密,但實際上整個社會卻斷裂、流動和碎片化了。波德萊爾從其置身的19世紀的生活的特征來定義現代性,認為“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碎片化的現代生活與整體性的傳統生活發生斷裂,也就是稱之為現代性的地方。﹝2﹞4

The Chicago School一文中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大眾社會理論的總體取向是,認為“現代性的各種力量——技術,經濟,文學,大眾民主,共同腐蝕了各種確保社會穩定和理性的政治文化的防護性標准和保護傘”﹝1﹞19。凱瑞對實証研究的不滿,恰在於其偏離了對現代性的批判反思立場:“長久以來濫用基本的交往過程,將其服務於政治、交換以及治療,我們正在為此付出代價。”﹝3﹞凱瑞具體展開了以效果研究為主的大眾媒介研究史:一戰以后的強效果理論缺乏經驗和理論的支撐,解釋流於表面﹔之后大眾傳播研究轉向有限效果理論,凱瑞不無諷刺地指出其主要的工作就在於精細化操作概念,研究結果顯示媒介本身並不是什麼社會問題,它與民主和平等是一致的力量。這樣,媒介研究的對象就從社會轉向了個體,由政治和自由的議題轉向了心理學和認識論。這種大眾傳媒研究的轉向由李普曼的《公共輿論》予以完成,最大的后果在於,“取消至少是偏離了大眾社會理論對於自由資本主義民主的批判”。

既然對於大眾媒介研究不滿,凱瑞就提出兩大傳統來重新思考大眾媒介的歷史:洛克的功利主義和自由功利主義。總結起來,無論是洛克的功利主義還是自由功利主義,無一例外都是從政治和自由的角度來觀察媒介,前者強調自由和公眾,后者強調個體。進而,凱瑞提出在美國,隻有杜威、米德和庫利等人才回應了19世紀的這兩大傳統,“在那種回應中,形成了最為特別和最為有用的傳播的視角和美國大眾傳播媒介的傳統”﹝1﹞24。接下來的問題是,重新思考大眾媒介的歷史為何需要重提功利主義的政治和自由視角?

凱瑞的“共同體”及其邏輯起點

按照凱瑞的闡述,是時代共同的問題使得他與芝加哥學派之間發生了聯系:“當社會和文化變化過程永不停歇,沒有什麼是固定的,大多事物都不斷地消解,社會保持著開放,個人認同和群體生活的基本坐標被打破了。杜威和芝加哥學派,符號互動論者,在這樣的斷裂和相對不那麼穩定的時刻就特別合適和有用。”﹝1﹞30-33現代性所帶來的碎片化和不確定感,是凱瑞和芝加哥學派遇到的共同問題,也是凱瑞轉向芝加哥學派尋求理論資源的原因。對凱瑞來說,重要的問題始終是社會維系的問題。凱瑞最重要的思想傳播的儀式觀意在突出傳播(communication)中“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的意涵,所以傳播的儀式觀是指一種共享信仰的表征。﹝4﹞

凱瑞對於共同體、共同文化的關注,始終是其思想的核心。他從美國的現實出發,指出在美國社會中傳播所具有的特殊性:“由於缺少傳統文化用以整合社會,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討論、爭辯、協商和溝通,社區才能夠被組織和整合。”因此,美國就特別需要通過傳播“在不明確的場景中互相建構意義”,這就“給予傳播、共同體在我們文化中特別的意義”。﹝1﹞26、27

可以說通過傳播來建構共同體,是凱瑞為斷裂和不確定的現代社會尋找的良方。那麼,又是為什麼社會需要整合,人們需要共同體,需要一個共享的世界呢?正如鮑曼《共同體》的副標題所說,“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安全感”。“共同體”,很多時候都是一種感覺,得以獲得確定性和有安全感。追隨杜威,凱瑞對“共同”(common)、“社區”(community)、“傳播”(communication)的強調,正是與現代性的斷裂、嘈雜所對應。因此,建構意義對於現代人具有極端重要性,是現代性與傳播相連接的關鍵點。

凱瑞定義傳播“是一種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符號過程”。“現實的符號生產”說明了人、傳播與現實三者之間的關系。凱瑞認為首先存在一個真實世界,其次存在著一種命名真實世界的語言或符號。一般意義上,現實是第一位的,語言是第二位的。現在,他要顛倒這個順序,“事物是詞的符號”,是傳播“通過符號形態的建構、理解與利用創造了現實”﹝4﹞12、13,是人們的符號實踐使社會得以存續,提供以共享的認同方式以及相互理解的普遍模式,使得人們有意義地參與世界。凱瑞將人們對於符號實踐的理解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因為這種思想定義了現代意義上的感覺(modern sensibility)。也就是說,人們對於符號實踐的自覺,本身就成為一種現代的生活方式。於是“學習傳播就是學習在一個偶然、懷疑和喧鬧的世界中如何自處”,總而言之,“交流組成了我們存在的方式”。﹝3﹞2交流規定了人們在一個現代世界中的存在方式,說得更明白些,現代社會是在傳播中存在的。

John Pauly說,凱瑞總是以“社會是如何可能的”(How is society possible)的問題開始他的授課。這個問題從霍布斯到帕森斯,幾乎貫穿了整個啟蒙思想界,有認為社會有憲法和程序得以保証和組織,也有認為社會是一個自由市場,人們在其中追逐他們的利益,等等,不一而足。以這個問題為邏輯出發點,形成了各自的理論體系和對現代性的整個立場。對於凱瑞來說,“社會存在於而且僅僅存在於交流之中”﹝3﹞1。那麼,芝加哥學派又如何看待“社會是如何可能的”問題呢?

芝加哥學派如何解答“社會是如何可能的”?

Pooley質疑凱瑞建構芝加哥學派合理性的理由之一是:傳播媒介並不是杜威、庫利和米德論証的中心,而凱瑞夸大了這一點,將芝加哥學派建構成以傳播為研究核心的知識共同體。問題是,如果不是以傳播為其研究的核心,那麼在杜威、庫利和米德那裡,傳播的問題又是怎麼來的?

在《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中,庫利一開始就強調“社會和個人”是其著述的主題,“把個人看作社會整體中的成員的前提下,從各種觀點考察個人”﹝5﹞22。對庫利來說,社會究竟是什麼呢?“人類意識是社會性的而社會又是意識性的”,意識與社會是“同一整體的不同方面”。﹝5﹞52對庫利來說,社會存在於想象之中,是再明確不過的事:“我和你的聯系很明顯地就是我對你的觀念與我意識中的其他部分的聯系”,所以社會是“人的觀念之間的聯系”。社會僅僅是在人的觀念中存在,其最固定的事實即是“人們彼此之間的想象”﹝5﹞76、78。對庫利來說,社會就存在於意識之中,社會通過人們彼此的想象關聯在一起。簡言之,社會是人們的想象性交往。庫利的“社會”是充滿內省的,或者說庫利的社會隻存在於“想象”之中,“想象”是社會學觀察和研究的事實。這可能與我們的常識相悖,但是隻要想一想凱瑞所說的倒轉現實與語言的位置,將語言放在第一位,現實放在第二位,那麼庫利的社會存在於想象之中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庫利認為社會是人們的想象性交往,這與米德不同。米德也講求互動,但是他批評庫利的互動過於內省了,米德的互動是自我與他人、環境,自我與自身外在與內在的兩類互動。﹝6﹞米德的社會就是指稱一切發生了個人間互動的情境。﹝7﹞米德使用“普遍化他人”的概念來抽象自我與外在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個體通過扮演他人的角色,模仿他人的行為,來適應了整體的行為。在這一過程中,主體能夠將一切變成符號,在自己的想象中選擇、排列、組合,自我就處在一個想象的他者的目光之下。這就構成了米德意義上的“客我”——“一個人自己採取的一組有組織的其他人的態度”,而“主我”則是主體對這組組織化的態度作出的反應。這始終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把心靈的和自我當作將姿態對話輸入個體行為舉止的構成來描述﹔通過這種輸入過程,個體有機體採取了其他人的這些由他自己的——那些以他的姿態的形式出現的——態度導致的、有組織的態度,並且在對這種反應實施反作用的過程中,導致他所從屬的共同體之諸其他人的其他有組織的態度。”﹝6﹞189、202米德不僅說明了主我與客我是如何與外界和內在進行互動的,而且這裡他使用了“共同體”來指代他形成“有組織的他人的態度”的環境。

若從人的角度來說,正是在社會中,“人通過與由其他行動者組成的環境的互動成為他所是的樣子”﹝7﹞237。互動過程交替反復,形成了人社會化的一面和不被社會化的一面。對於庫利、米德來說,社會始終是自我得以與其他行動者互動的社會,米德說人能夠將一切都符號姿態化,通過符號姿態進行互動﹔庫利說傳播是“人類關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手段——即頭腦中的所有信號,以及穿越空間傳送它們和在時間中保存它們的手段”﹝8﹞106。那麼,傳播就是個人與社會發生互動的不可或缺的環節。而實際上,傳播就是互動本身。在傳播當中,是進行一般化的互動過程和社會化的過程。

杜威認為隻有當人們估測和有意識追求一種結果的時候,人們之間的結合才發展成為社會。所以,隻有當集體行動的結果被預測,成為欲望努力的對象時,“我們(we)”與“我們的(our)”才存在。個人必須參與到這種共有的行動當中。所以,社會是必須有互動、交易,才成其為社會的。﹝9﹞330共同體則是要參與共同的行動,共享行動的結果。所以,在杜威看來,社會也存在於意識上某種自覺——對集體行動結果的預測並成為努力的對象——這種自覺仰賴互動、交易和相互依賴才得以發展。我們也就能夠理解杜威對個人這樣的理解,就個人來說,個人的行動共享於群體行為的方式,個人就從屬並參與群體價值的需要﹔而就群體來說,群體要求個人釋放與群體普遍利益和善有關的個人潛能。無論如何,理解普遍與群體價值,就必須進行互動。如此理解杜威被反復引述的話:“在共同(common)、社區(community)和傳播(communication)這三個詞之間,有一種比字面更重要的聯系。人們由於擁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個社區裡,傳播即是他們借此擁有共同事物的方法。”﹝4﹞11如果概括起來,庫利、米德與杜威對於“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這一問題的共同回答,即社會是通過傳播得以維系,並在傳播中存在的。

給中國傳播研究的啟示

凱瑞面對其時代的特殊問題,向芝加哥學派借取理論資源。從凱瑞的角度去理解芝加哥學派,最重要的其實並不是芝加哥學派究竟說了什麼,而是凱瑞希望通過芝加哥學派說明怎樣的問題,為其時代開出怎樣的藥方。在《新聞教育錯在哪裡》和《必須保衛公共新聞業》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在凱瑞看來,新聞傳播怎樣真正肩負著構筑一個民主的社會、重建共同體的重任:“每個政治的概念和實踐同時也是新聞事業的概念,每種新聞事業的概念同時是政治的概念。”﹝10﹞51

那麼,對於中國的傳播研究來說,我們又應該從凱瑞回到芝加哥學派中得到什麼啟示呢?孜孜不倦地介紹一個又一個新理論、一個又一個新學派,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明晰中國的問題、時代的問題,從中國的問題出發來尋找合適的理論資源。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楚地知道西方各種各樣理論資源所產生的特殊時代和社會背景,正是凱瑞和芝加哥學派相似的時代問題才使得凱瑞能夠回到芝加哥學派,同理,撇開各種理論和學說的特殊背景而盲目地用以分析中國的問題,就是雞同鴨講、張冠李戴。

同樣,也須看到,凱瑞從芝加哥學派身上,找到的不僅僅是如何解決困境的孤立的方法,而是一整套社會思想,一整套看待社會的方法。從看待“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邏輯起點上,凱瑞就服膺於芝加哥學派,從而凱瑞對美國社會、美國新聞業、新聞教育一系列問題都能形成彼此都具有邏輯關系的觀點。這當然也是我們在引入西方理論、學說來看待、解決中國問題時所必須注意的,不能僅僅隻看到一個解決方法,更應看到解決方法背后所支撐的一整套理念,這樣才能構成對中國問題的系統性解決,而不是停留在一個問題、一個理論的層面上。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系博士生)

注 釋:

①關於這一話語學界已有很多討論,如黃旦的《美國早期的傳播思想及其流變:從芝加哥學派到大眾傳播研究的確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1期,15-27頁﹔胡翼青的《再度發言——論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傳播思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年﹔張建中的《詹姆斯•凱瑞與美國傳播學研究》,《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4期,24-27頁﹔方師師、於紅梅的《詹姆斯•w•凱瑞版本的芝加哥學派及其建構》,《國際新聞界》,2010年12月,14-22頁。

參考文獻:

﹝1﹞Carey,James(1996):“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Eve Stryker Munson & Catherine A.Warren: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p.14-33.

﹝2﹞汪民安.現代性﹝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3﹞Pauly,John(1997):“Introduction/On the Origins of Media Studies (and Media Scholars)”,in Eve Stryker Munson & Catherine A.Warren: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p.1-13.

﹝4﹞詹姆斯•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C﹞.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5﹞庫利.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6﹞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7﹞於海.西方社會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8﹞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從莫爾斯到麥克盧漢﹝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

﹝9﹞Dewey,John,(2008) The Later Works,1925-1953:1925-1927:Essays,reviews,miscellany,and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vol.2,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pp.238-381.

﹝10﹞凱瑞.必須保衛公共新聞業﹝M﹞//.西奧多•格拉瑟,主編.公共新聞事業的理念.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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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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