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終將發出自己的聲音——感悟做好文化記者

來源：《中國記者》雜志

“漂流記者”找到了港灣

做記者曾是我被動和無奈的選擇，現在卻成為我堅守的職業。做記者前，我的夢想是當作家，這大概是受父親的影響。大約在中學時代，父親就開始在一些報刊上發表小說和散文，當時在所在縣區也算小有名氣。但因為“文革”、時代變遷和生活壓力的影響，父親的文學夢終未能實現。

父親是不甘心的，他把未竟的心願寄托在我身上。我發表的詩歌、散文、小說，他看了比我還高興，很認真地放在書架上。他很希望我成為一個小說家，能夠出人頭地，加入作協，在他認為一流的文學刊物上發表小說，然后出書，在廣播電台裡被朗誦播出，最后拍成電影、電視劇。

然而，到我工作的時候，文學的狀況已大變。1993年大學畢業后，我曾辭掉工作一年，在出租屋裡從事自由寫作。當時，文學正處於低谷，雜志的發行量越來越少，小說、散文的稿費隻有千字50元，詩歌的稿費更少。

這樣的寫作其實一點也不自由，微薄的積蓄，在交完一年房租后見底。為維持生計，我到報社做了一名記者。在做過經濟新聞、社會新聞后，還是選擇了喜歡的文化新聞。因為在《新民晚報》《羊城晚報》《文學報》《山花》《作家》等報刊連續發表作家專訪，在文化圈內慢慢小有名氣。我記得，那時在《南方周末》副刊上發表過一篇關於梁曉聲的專訪，編輯是朱強。那應該是我第一次在《南方周末》露臉。

從1993年工作到如今，我在媒體圈打轉已有20年，工作單位也換過多家。在《閱讀導刊》《音樂生活報》、南海出版公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都干過，也曾在《北京文學》《好書》雜志待過，互聯網熱鬧的時候也曾在旌旗網和榕樹下工作。

在這些單位裡，我當過記者、編輯，也當過主編和總監。但那些年裡，我心浮氣躁，跳來跳去，差不多一年換一個單位。原因多種多樣，比如報紙整改、經營困難，或者工作環境不好等。

或許是因為疲憊了，渴望安定，2002年末，我選擇了《南方周末》。帶我進《南方周末》的是向陽，我被視為有一定經驗的記者進了文化部。《南方周末》的門檻高，和所有新進入的同事一樣，我從零開始干起。

知道自己能干什麼，想干什麼

2003年春節，我採寫了4個版特刊“金庸影視”專題，從《射雕英雄傳》開始，到正在拍攝中的《天龍八部》。採訪了張紀中、鞠覺亮、李亞鵬、周迅、周杰、胡軍、周曉文等人。不久，因為北京永定門重建的報道《北京開門》，我通過了試用，正式成為《南方周末》的記者。

我到文化部時，王寅、夏榆、李宏宇、朱力遠、向陽，加上周俊、吳蔚、揚子，我們的年齡都在30歲以上。這個年紀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局限，能干什麼，不能干什麼，所以每個人都心平氣和，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在新聞記者身份外，王寅是詩人、攝影家，夏榆是小說家、散文家，李宏宇是翻譯家、影評家，周俊是旅行家、散文家，朱力遠是小說家，向陽是學者、劇作家，在國內新聞界的報刊裡，這樣的團隊應該說不多見。

這些年，《南方周末》人員變動挺大。文化部算是一個奇跡，很少有人離開。一個原因是文化部的內部環境寬鬆，隻談工作，相互欣賞，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另一個原因是隨著媒體商業競爭加劇，許多報紙重視時政、社會、經濟新聞，砍掉了文化新聞板塊，隻保留娛樂新聞。這幫上了年紀的老記者，想跳槽也沒有地方去。偶爾，我也會覺得遺憾。在目前的媒體圈，文化新聞是個冷門。《南方周末》文化版在各個板塊中質量和高度一直排第一，但社會影響力卻不如時政和社會新聞。

有時候，和新聞部、經濟部的同事聊起來，聽到他們認為文化部的採訪、寫稿容易，我就覺得是一種誤讀。文化部做的新聞，通常是公眾知道的人物，每一次採訪卻要有新料出來﹔為一個人物，採訪兩小時，資料收集和採訪提綱可能是兩到三天的准備，加上採訪、寫作，可能是一周或者更長的時間﹔通常一個熱點有幾百家媒體採訪，可見有多難。

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時間超過了十年，算下來這是干得最長的一份工作。從記者到資深記者，最后到高級記者，獲好稿獎也最多。

當然，也面臨許多誘惑，比如有新創辦的報紙，空出了管文化、娛樂、體育的副總編，或者新雜志邀請去當主編，也有外地網站總監的位置和高薪，但經過現實的考慮，我都覺得不合適。最后，選擇放棄。再遇到《南方周末》的前同事，拿著一堆主編、出版人、總裁、董事長頭銜名片時的不舒服，也漸漸消失了。

我已找到答案

在《南方周末》工作久了，慢慢覺得做文化記者也有很多好處，可以提前看到好電影和演出，閱讀大量的圖書、雜志，和中國最優秀的文化人交流和溝通，日積月累，長期保持智力的增長。何況記者也有成就感。一個人在一個單位，成績表現突出，單位和社會都會肯定其成就，記者也一樣。一年從頭忙到尾，幾十篇稿子，能夠有兩三篇獨家報道，在激烈的新聞競爭中代表《南方周末》獲勝，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翻閱進入《南方周末》這十年的新聞報道，我滿意的很多。2003年的《王志文這人》《金庸：學問不夠是我的一大缺陷》﹔2004年的葛優、余秋雨專訪及余秋雨文革調查﹔2005年的陳丹青專訪、《黑戶三十年》﹔2006年的《濮存昕：跳進“人藝”這鍋粥》和《追尋那支西去的紅軍》﹔2007年的王衛平專訪和《大明王朝》專題﹔2008年的《張藝謀解密開幕式》和《中國制造李連杰》﹔2009年的《“就是一個體制問題”——吳冠中談中國美術現狀》《吳宇森赤壁賦》《謝晉的最后時刻》，和許倬雲、約翰·奈斯比特訪談﹔2010年的《中國夢》特刊專題和國慶特刊專題﹔2012年的莫言獲諾貝爾獎專訪，都是獨家和深入並在業界引發好評的文章。

每次採訪，我都做精心的准備。自己也舞文弄墨，喜歡讀書寫作，因此去採訪作家、學者就沒有隔膜，問題也能夠得到採訪對象的認真回答。寫出來的文章也得到讀者和圈內記者的歡迎，包括採訪對象的認可。這讓我有一種被認同的成就感。

但是否可以一輩子做記者到底呢？這其實是一個與新聞業無關的私人選擇題。唯一對我失望的是父親，原因很簡單，他認為：“記者一輩子總是採訪別人，傳達別人的聲音，為別人服務，沒有自己的聲音”。對於這個問題，我已有自己的答案：如果去寫小說、散文，我頂多算個三流的，但把同樣的精力花在新聞上，我能成為一流記者。

長期堅守這一領域的我，遲早也會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

父親認為：“記者一輩子總是採訪別人，傳達別人的聲音，為別人服務，沒有自己的聲音。”對於這個問題，我已有自己的答案：如果去寫小說、散文，我頂多算個三流的，但把同樣的精力花在新聞上，我能成為一流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