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體育新聞的路上快樂行走

來源：《中國記者》雜志

記者這行自有樂趣

大學入學的時候，北大學界“泰斗”給新生訓話，大意是說，假如你考進中文系是想當作家的話，那你就是走對了路、進錯了門！這裡是培養學者的，不是培養作家的！

一年一年地學過去，眼看一屆屆系友畢業時大多很明確自己的志向：77級的梁左才華橫溢要寫相聲、78級的劉震雲激揚文字要當作家、79級的胡春華胸懷大志要去西藏、80級的張頤武義無反顧要做大師……而我，則完全不知道該干什麼——寫相聲缺才、當作家少能、去邊疆欠志、做大師無心。

聽憑分配，就這樣當了記者。事后同學們互相攀比，公認我“最沒追求”，“分配最差”理所應當。

干了幾年之后，卻漸次覺悟了記者職業的樂趣：三朋四友、走南闖北……

三朋四友，是說記者這個行業能讓人交很多朋友，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可能你中午還在採訪民工，晚飯就和老板混在一起喝大酒了。不過記者這行交的朋友有個特點，雖然多而雜、且不乏桃園結義之輩，但真正的刎頸之交卻難得，朋友多在江湖，聚散略似鳥獸。

走南闖北，是說記者這個行業一半的經歷是出差，走遍一個中國和半個世界的人不在少數。但凡作記者的，“行萬裡路”是肯定的，而且還可以號稱“讀萬卷書”——假如看一本書的書名就算讀過一本書的話。

……

所以在今天，當有年輕人投師於我之時，我總在說這種話：“記者這行，別想升官發財，但是有幾大好處，即三朋四友、走南闖北……”每如是，介紹年輕人來的長者們會夸我對年輕人教育有方、勵其敬業等等，但我自己心裡明白：這幾點，其實是對年輕人的最大誘惑，我們一代又一代的新聞從業者，差不多都是這樣被引誘到這條路上來的。

記者這行，當然算一條人生路。

“一條道走到黑”

這雖然是條路，但“一條道走到黑”的情況並不絕對地多，所謂“近水樓台”：跑時政的做官不難、跑財經的當老板不難、跑教育的弄個教授不難、跑娛樂的混個經紀人不難……

如果你實在沒有改弦更張的“得月”野心或者實力，則在行業內部還有兩種立身之道：

其一，在本系統內謀取升遷。記得我剛到北京電視台的時候，就有位前輩大哥訓話：“在電視台混，至少要在四十歲的時候混到發號施令的地步。”那姿勢拿捏得酷似北大那位學界泰斗。

其二，是在行業內部換不同的領域。我原本就是這樣設計人生的：第一步是跑影視圈，在混到了號稱在電影電視劇的行業裡“捧誰誰紅、滅誰誰死”的“級別”之后，馬上借北京第一次申奧之際實行第二步，改行到體育圈。

按照我的如意算盤，我應該在第三步改行當一個專跑教育圈的記者，因為我最羨慕或者說最最羨慕的，還是那種為人師表的感覺。

然而做體育記者二十年之后，我卻打定主意“一條道走到黑”了。不是因為舍此別無選擇，而是因為三條這樣做下去的理由或者說原則。

第一條：在心裡。體育界的人，有種特殊的人格魅力：他們未必都是高尚的人，但肯定是純粹的人﹔他們比較不那麼勢利、一旦成為朋友就可以一直是朋友﹔是愛憎分明的、是直抒胸臆的——“君子之交淡如水”這句話比較適合體育界，即使你們之間多年不見，但是你的心裡會有他、他的心裡也有你。

我喜歡這種人與人交往中的體育似的感覺，這種放在心裡的感覺讓人覺得踏實。

第二條：在一線。體育界的事，隻有在一線狀態下才讓人真的興奮，體育比賽的現場魅力，運動訓練的現場魅力，那是一種格外誘人的巔峰體驗，而且吸引人不斷地想再度去體驗。曾經有一度，我被任命為“首席記者”，但是我很不適應這種行政的生活，不喜歡這種“脫離群眾，形單影隻地自己使一辦公室”（馮小剛語）的感覺。

因此在當體育記者的這二十年，我要求自己盡可能地永遠在一線狀態，尤其是在綜合運動會的工作狀態中——在奧運會那樣的賽會上，有一種特殊樂趣：信息特別豐富繁雜，你必須努力接受這些信息，並且在第一時間裡對這些信息做出准確的梳理和即時的判斷。

第三條：在幕后。剛到電視台時，我也干過那種弄個節目、自己去當主持人的事兒。但現在，我越來越不願意干這種事兒了——其一，隻要是眾目睽睽，你就難免會帶點兒嘩眾取寵地作驚人之語，不管你的動機是民生的、公益的、責任的、還是文化的﹔其二，你雖然很風光，但是你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是必須聽一個叫導演的人的指令，從你說話的內容到方式，從你的立姿到坐姿，從你何時該做深沉狀到何時該呈諂媚感，話筒在你的手裡或眼前不假，隻不過你做不了主﹔其三，最重要的是，在綜合性運動會上做主持人的事兒，會使你錯過看更多精彩和很多精彩的機會，至少對於電視這種傳媒來說，坐在演播室台上的人其實是信息最閉塞、狀態最被動的人。

一個人做點兒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這句話似乎適合形容所有的職業。

記者也是這樣：一個人做記者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