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急診女大夫辭職”回歸本原

愛沖突、愛圍觀的網絡哄客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嗜好，就是在各行各業中尋找反體制的典型，然后將他們包裝成反體制的民間英雄，用體制內-體制外、官方-民間二元對立的思維進行褒貶，借此澆自己胸中的塊壘，在站隊中完成一種大義凜然的批判。近來，網絡紅人“急診女大夫”於鶯就被捧成了某種反體制英雄。

於鶯從其所供職的協和醫院辭職了，在擇業越來越自由化、跳槽越來越常態化的今天，離開一家醫院到另一家更適合自己的醫院去工作，再正常不過了。這個愛在微博吐槽的大夫，也在微博上清楚地解釋了自己離開協和的原因。可很多人並不關注這位女大夫說了什麼，不關心其辭職的真實原因，而是靠自己的想像去構建一個關於辭職的陰謀論，習慣性地將於鶯想象成了一個以義無反顧的“不合作”反抗既有醫療體制的形象：受不了體制束縛，然后毅然逃離體制，奔向自由。

於是，一個急診女大夫的辭職，在體制內外的對抗思維下，就帶有了強烈的批判色彩，辭職好像成了表達抗議的行為藝術。這種二元對立的站隊思維是大有問題的，為什麼非要把急診女大夫推到體制的對立面呢？為什麼非要以非此即彼的對抗思維看待一個人的辭職呢？每天有很多人從這個崗位上離開，可每天同樣又會有無數人擠破頭爭搶這個崗位，體制確有無可回避的問題，但不必拿一兩個人的辭職去過度闡釋體制之弊。

一個名人離開體制內崗位，說明體制有問題。用這個邏輯去推理，無數人奔向體制內崗位，是否就能証明體制很有優越性呢？當然，在持有“體制就是壞就是壞”觀念的人眼中，任何一個事實都可以作為批判體制的論據。他們會說，奔向體制說明體制問題更大，因為資源被體制所壟斷。

一些人熱衷於在各行業尋找反體制英雄，將其各種行為解讀為對體制的反抗。南方科技大學一出現，就被捧成了反體制的典型，告別行政化和打破一考定終身，都被解讀為對體制的激烈反抗——其實校長朱清時及南方科大並不是為反體制而來，而是溫和地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尋找一條新路，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也是體制力量的改革自覺。反體制的解讀反而營造了一種不可調和的對抗與沖突，后來將南方科大推到了舉步維艱的尷尬境地。

還有李娜也是，習慣於被解讀為反舉國體制的英雄。單飛並成功的李娜常被輿論置於舉國體制對立的位置上，實際上，李娜的單飛，是給舉國體制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新路，而無須將其當成體制的挑戰者，當成對手和敵人。李娜如今走出了自己的路，取得了成績，官方也領悟到了李娜對改革的意義，國家體育總局的官員接受採訪時就說過，中國運動員大多在傳統的舉國體制下成長，但當他們成長到一定階段，翅膀長硬了之后，應該放心地讓他們單飛。

讓人憂心的是，這種對立思維會形成一種自我強化。比如李娜，當她被當成一個反體制的符號時，當她被很多人拿來澆自己胸中的塊壘時，她有時會迎合這種輿論需求而扮演一個輿論需要的反體制角色。無論是朱清時和南方科大，還是急診女大夫於鶯，都應該堅持自我，拒絕被那種“反抗即正義”的偏激思維誘導著走向非已所願的立場。

輿論空間還有一種怪象，有些人喜歡偽造名人的言論，將一些激烈的反體制言論安到一些名人頭上，白岩鬆說什麼了，崔永元說什麼了，其實這些話根本不是他們說的。將這些極端言論安在名人頭上，似乎強化了某種反體制的力度，可多是偽造的沖突和對抗。讓“急診女大夫辭職”回歸本原吧，不必用自己的偏見和想象去過度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