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從“3·11地震”事件看日本政府的言說策略【3】

2. 研究分析

（1）內部五要素分析。內部五要素分析如下：① 行動者分析。當代民主政府由專家系統組成，並非是單一個體。日本實行君主立憲政體，最高行政長官是首相。可以發現，作為日本首相的菅直人是整個“3·11地震”事件中最受矚目者，在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輿論就開始等待首相的反應。由於強震引發了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漏危機，東京電力公司的高層也被視為一個重要的行動者﹔② 行動分析。在“3·11地震”事件發生后，首相菅直人的第一反應是平息日本民眾對福島第一核電站放射性物質外泄的恐慌，因此他澄清了危機的可控性，並以安撫的態度面對整個事件。而東京電力公司高層的行動與首相菅直人如出一轍，一開始也是澄清，當形勢發展到失控狀態后才進行道歉和補救的動作﹔③ 場景分析。場景是事件發生的情景。“3·11地震”事件發生后的場景大致分為三類：一是災民在地震發生后無家可歸，生活物資短缺﹔二是福島第一核電站放射性物質外泄，災民被迫疏散，民眾對核泄漏比較恐慌﹔三是國際社會持續援助日本地震災區。前兩個場景都是負面的，這就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作出回應。面對國際社會提供的援助，日本政府也適度地表達了感謝之意﹔④ 方法分析。地震及海嘯屬於自然災害，但救援行動和核能輻射是人為行動。由於災情遠比想象的嚴重和難於控制，日本首相菅直人和東京電力公司高層採用的方法或手段都是先安撫，再道歉，並保証盡力挽救﹔⑤ 目的分析。地震及海嘯引起的災難使本來就不安定的日本局勢更加雪上加霜。可以發現，作為一個系統性運作的代議政府，日本官方在國難當前的每一次聲明都是“萬眾一心，一起度過這場危機與災難”。

（2）外部五要素分析。在整個“3·11地震”事件中，不變的場景是地震后的狀況，場景因素在本文選定和分析的事件中並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而是強調了該事件本身的嚴重程度。在如此重大的災情之下，不管是日本首相、官房長官、產業經濟省大臣，還是東京電力公司高層，都可歸屬於日本政府這個作為一個整體的行動者。他們共同的外顯目的就是平息風波。而在使用的方法上，他們一開始都採取安撫政策，否認外界對災情嚴重程度的質疑，旨在降低民眾對核泄漏的恐慌情緒。這也許是平息風波的一種正常手段。但強震引發的核泄漏事件涉及的是日本、整個環太平洋地區，乃至全世界的人類安危和生態危機。可以說，日本政府在被揭露真實情況前採取的是“息事寧人”的方法。

日本是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之一。“3·11地震”事件發生后，國際社會出於人道主義精神立即給予日本援助。但日本政府的第一反應是委婉拒絕。拒絕國際援助的日本政府在地震發生后一星期遭受前所未有的輿論抨擊。日本媒體普遍認為政府的反應太慢，其原因是政府傲慢地自以為能夠“關上門”來自行處理。這或許與日本人天性內斂、壓抑的民族性格有關。日本人的冷靜、禮貌、謹慎和執行力之高，可以從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二戰期間對東南亞一帶的殖民統治以及二戰后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等歷史事實看出。這種民族性反映在“3·11地震”事件的處理上就是日本政府決定要自己想辦法走出困境，只是災情太過嚴重使日本政府對整個情況失控。

在日本首相作為一個單獨行動者的部分，菅直人不斷地在目的上強調“一起走出日本歷史上最艱難的時刻”。但日本民眾對他的不信任度不斷升高，在野黨數次責難他，就連他所屬的民主黨內部都有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夠交出政權。在形勢對菅直人執政極為不利的情況下，菅直人能夠通過和黨內重要人士會晤使6月2號的不信任案表決未能通過，進而驚險地度過一次下台的危機，體現了他作為政治人物所具有的才能。此外，菅直人在保有政權的時候以“任務”留任，表明他試圖挽回民眾對他的支持。作為一個首相，希望國家能走出災難確實是菅直人的目的，但他還有其個人目的，即希望繼續保有首相的職位和內閣政權。

另外，東京電力公司社長清水正孝在親臨福島核電輻射災區時，作出了屈膝下跪的動作。這是日本獨有的文化特色。在日本媒體譴責官方救災不力和隱瞞災情的時候，一些思想比較偏激的日本民眾也發出了“干脆切腹自殺”比較決然的怒吼。清水正孝的屈膝下跪正是為了博得日本民眾的同情和理解。

在日本君主立憲體制下，日本皇室盡管沒有實質政權，但卻是國民心中重要的精神領袖。民主政治下的公民一律平等，但對日本國民來說，皇室成員依然有其至高無上的地位和不可侵犯的權力，仿佛是活的國家象征，例如天皇“下旨”開放御用的醫療和沐浴場所、皇太子和太子妃巡視災區等。他們的表現會被看作是“親民的”和“與民共苦的”。這也是作為日本精神象征的天皇會在災后罕見地發表公開談話的原因。

四、研究結論與研究局限

1. 研究結論

“3·11地震”事件發生至今已超過兩年，但后續引發的危機從未平息，輿論亦不斷介入。作為經由日本民眾以民意和合法手段選舉出來的代議專家政府，日本當局有必要在實質作為上帶領日本民眾走出他們心中的“史上最大危機”。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危機爆發之前，日本政府都選擇以息事寧人的態度去安撫民眾和規避可能到來的風暴，待危機爆發后，則以鄭重的言詞去表示自身的歉意和對事件負責的最大決心。日本政府的這一言說策略與其他組織在處理類似事務上並無二致，因此遭受巨大的輿論責難在所難免。在如此國難之下，當東京電力公司推算出可能賠償的金額時，菅直人內閣卻顯示了出於己無關的態度，這可以看出雙方的微妙關系。

2. 研究局限

本文運用伯克的戲劇五位一體理論試圖去分析“3·11地震”事件中日本政府的言說策略，以此探討日本政府言說策略背后的動機。由於文本來源的局限性以及文本本身蘊含媒體的傾向性，研究的結論存在一定的疏漏和帶有一定的主觀性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戲劇五要素在區分的過程中存在模糊性，尤其是在區分行動與方法這兩個要素上較為困難。行動與方法都是為了達成目的，行動是達成目的的行為，方法是達成目的的技巧，行動是一個比較大的范圍，方法則是一種技術，因而存在分析上的曖昧性。

本文的研究內容希望在未來能夠經由更長時間的觀察，更大文本范圍的檢視，必要時加入量化的分析內容，去探求日本政府的言說策略，以便更加明確地得知：在類似“3·11地震”等重大危機事件爆發之后，組織機構乃至國家政府部門該如何去作出更完美的應變手段以促進人民的福祉。

 （作者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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