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從“3·11地震”事件看日本政府的言說策略

[摘 要] 重大事件或危機發生之時，一國政府的公開發言對於該國民眾乃至國際社會都會產生廣泛的影響。本文以日本政府在“3·11地震”事件中的公開發言為研究對象，運用肯尼斯•伯克的戲劇五位一體理論對其言說策略進行解讀。本文研究發現，日本政府採取了事前避重就輕地進行安撫和事后鄭重其事地進行道歉的方式作為第一時間的言說策略。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在重大危機發生之時，由各個專家系統組成的日本政府內部各環節之間存在微妙的政治角力關系。

[關鍵詞] “3·11地震”﹔日本政府﹔言說策略﹔戲劇五位一體理論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2011年3月11日，當地時間14時46分，日本東北部外海發生裡氏9.0的超強地震，震中位於宮城縣仙台市以東約130公裡的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20千米，距震中約373公裡的日本首都東京有強烈震感。[1]地震隨即引發了浪高達10米的特大海嘯，造成嚴重人員傷亡與重大財產損失。據統計，在這場災難中喪失的民眾達15848人，另有3305人失蹤。[2]強震和海嘯重創了北海道和日本本島東北部，超過7.5萬座建筑物受損。其中至少6300座完全損毀。[3]首都東京在強震之后陸續發生多起火災、建筑物倒塌等事件。連綿不斷的余震和海嘯使日本多處飽受斷水斷電和交通癱瘓之苦。此外，強震還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四台機組（反應堆）先后發生爆炸，進而引發放射性物質泄漏。核泄漏問題至今仍沒有理想的理解辦法，因而也掀起全球對核能安全的高度關注。

日本是繼美國和中國之后的第三大經濟體，也是當今世界汽車、電子、機械等精密工業的重要生產國。強震造成日本產業癱瘓，也給全球經濟體系帶來了一定的動蕩。而在強震和海嘯中受災的日本民眾大多無家可歸，缺水缺電。一些災民甚至妻離子散，亟需外援。日本全國2600多個避難所接收了約53萬受災民眾。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國際社會發起了許多援助活動並提供救災物資，但最初都遭到了淡定自若的日本政府的回絕。直到這場百年不遇的巨大災難讓一向對地震應變迅速的政府當局無力處置，日本國內才開始接受外界的援助。

整個災情爆發之后，日本首相菅直人沒有第一時間出現在民眾面前，而是在一周后的3月18日才公開露面，三個星期后開始到災區視察。日本媒體據此抨擊政府反應太慢，認為災難發生后的六天是“政府無對策的六天”。一個國家政府的領導人被視為該國的最高負責人，他的言行代表的是國家的政策指向。首相作為日本君主立憲政體的實質性政治領袖，他的一言一行都會受到重視，而在日本發生“3•11地震”這一重大事件之時，首相這個國家最高代理人的公共言論更會被放大檢視，他的每個發言都會引發國內外人士的高度關注。在由地震造成的核泄漏危機和民生環境惡化尚未解決之際，日本官方又接連傳出東京電力公司高層仍喝花酒等丑聞。這使得日本民眾對政府內閣更加不信任。據災難發生數周后的民調顯示，民眾的不信任度已經上升至76%，並且不斷有輿論要求為此負責的首相下台。日本的三個主要在野黨也於6月1日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意在要求首相菅直人辭職。而菅直人則回應在處理災情告一段落后立即主動請辭。在獲得黨內人士支持的情況下，首相菅直人驚險度過執政危機。

由專家系統組成的代議政府制度是民主時代的基本特征。唯有政府和民意之間擁有一個暢通的溝通渠道，政府職能才能夠維持良好的運轉。而作為溝通渠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元首及其政府機構代理人的發言應該具有處理危機狀況和愛撫民心的作用。因此，本文以日本政府在“3·11地震”事件中的公開發言作為研究對象，試圖分析日本政府對內和對外分別採取何種言說策略以及這些言說策略對日本民眾和國際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二、研究理論與研究方法

1. 研究理論——伯克的新修辭學和戲劇五位一體理論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在《動機修辭學》（A Rhetoric of Motives）一書中將修辭定義為“人使用詞語在他人身上形成態度或誘發行為”。[4]以伯克為首的新修辭學家認為幾乎所有的傳播都是修辭性的（Almost all communication is rhetorical）。修辭現象無處不在，人類的生活以修辭為中心。正如道格拉斯·埃寧格（Douglas Ehninger）所說：“修辭不僅蘊藏於人類一切傳播活動中，而且它組織和規范人類思想和行為的各個方面。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辭動物。” [5]當我們把人類的所有符號活動都當成是修辭時，修辭就不一定是虛偽和有害的話術，修辭學的目的也不再僅僅是尋找在每件事例上發現可行的說服方式的能力，而是“為了增進理解，研究人們相互誤解和消除誤解的良方”，是一種把“相隔絕的人們聯系起來的工具”。[6]

因此，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其性質並不是中立的，而是承載意義、帶有目的的工具，更是一種象征行為（Form of Symbolic Action）。語言是人們共同行動以產生社會關系的基礎，是創造“真實人生”的依據。修辭圍繞著人類的總體生活。人類是通過語言認知世界的，知識是主體化的語言構建起來的，修辭使知識、真理變得可能。[7]換而言之，知識和真理並非先於人類的生活經驗，而是通過語言建構的生活經驗來建立的。

從20世紀最初幾十年的新亞裡士多德主義修辭學到新修辭學多元觀點方法的實踐，修辭在本體上已經超脫了純粹的說服過程，開始涉及到更復雜的社會真實的構建。修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挖掘那些刻意隱藏在言說背后的曖昧不明的動機和目的。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傳播學院教授羅德克裡·P·哈特（ Roderick P. Hart）認為，所有的修辭都是模糊和曖昧不明的，修辭批評應該減少言說者有意無意間創造出來的沖突，理清修辭的條理，用容易被理解和有效的方式來說明話語。而修辭學家正是徘徊在這些“不確定”之間，試圖從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話語中找出暗藏的動機。[8]

作為當代最重要的修辭學者，伯克建立了一套可以稱得上是全面的理論觀點。在伯克的新修辭理論中，修辭是循序漸進的，從修辭的基本要素到修辭的分析方法，再到修辭的真正目的。伯克的戲劇五位一體理論包含了三大主題：第一個是實現說服的要素﹔第二個是揭示說服的動機，即著名的“戲劇五要素分析法”﹔第三個是探討說服的過程，也就是“污染——淨化——救贖”的語言戲劇運作。

（1）實現說服的要素——“同一”（Identification）。“同一”概念是伯克對修辭學定義的主要延伸，也是伯克新修辭學理論有別於舊修辭學理論的關鍵詞。“同一”植根於“質”（Substance）這樣一個概念。“質”既可指職業、朋友、行為等具體事物，也可以指信念、價值觀等抽象事物。而所謂的“同一”，是指言說者與讀者/聽眾之間在“質”的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之處。伯克的修辭體系中分別存在三種“質”和三種“同一”：三種“質”是指“幾何質”（Geometric Substance）、“家族質”(Familial Substance)和“方向質”（Directional Substance）﹔三種“同一”是指“同情同一”（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對立同一”(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 )和“不准確同一”（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9]需要注意的是，三種“質”和三種“同一”並不是一一對應的，而是存在著交叉或重疊。“同一”離不開“同體”（Consubstantial）。當兩個實體（Identity）通過共同的思想、態度而在“質”方面“同一”時，他們就“同體”。伯克的修辭體系中，修辭是說服的手段，而說服則是“同一”的結果。

對“同一”概念的理解還建立在對“分離”（Division）這一概念理解的基礎上。離開了對“分離”概念的理解，對“同一”概念的理解將是不完整的。伯克也將“分離”稱為“疏離”（Alienation）或“游離”（Dissociation）。讀者/聽眾與言說者“同一”並不意味著讀者/聽眾與言說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興趣、能力與態度。對於言說者而言，讀者/聽眾仍然是獨特的。讀者/聽眾既是與言說者相連的，也是與言說者相“分離”的。正是因為讀者/聽眾與言說者存在不同的“質”，不可能在一開始就存在“質”的共享進而達成一定比例的“同一”,修辭才會應運而生。修辭就是一種努力來調和這種自然與不可避免的“分離”狀態，並且作為一種從某種程度上跨越這種自然狀態的方法。也正是通過分析“分離”，人們可以發現修辭的基本動機。

（2）揭示說服的動機——戲劇五要素分析法（Pentadic Analysis）。戲劇五要素分析法基於兩個重要概念：“戲劇”和“動機”。伯克的戲劇主義語言哲學觀認為，語言是象征行動，也是戲劇。語言之所以被視為象征行動，是因為人類的一切思維和意念都無法脫離語言的框架，語言塑造人類對真實的觀點。語言之所以被視為戲劇，是因為語言運用和語言系統具有戲劇性：一是語言和戲劇一樣都可以反映、曲解、甚至超越現實世界﹔二是語言和戲劇在完整表述外部世界時都必然涉及行動者、行動、場景、方法、目的這五個基本要素﹔三是無論表述何種內容，語言和戲劇都是針對讀者/聽眾、以某種體裁形式出現的象征行動，是高度形式化的東西，而五要素的不同搭配也都蘊含著言說者不同的動機、態度、價值觀等。[10]

動機（Motive）是人們對環境作出的象征性反映，它主要是語言學上的概念，而不是心理學上的概念。在研究人們的行為動機時，伯克提出了“運動—行動”的兩分法。運動（Motion）是指人的生理活動，是非象征性的。與運動相對的行動 (Action) 指的是人們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實施的意志行為，其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是語言。象征行動將人與動物區分開來，是人的本質特征。伯克以其戲劇觀研究語言，提出了戲劇五要素分析法，試圖通過分析這五要素間的相互關系來發現人們語言背后隱藏的修辭動機。

在戲劇五要素分析中，行動是研究的焦點，因為行動涉及心理和思考過程，而運動僅是生物本能。行動的產生需要三個條件：首先，要有自由，即選擇﹔其次，要有目的（Purpose）或意願（Will）﹔最后，要有運動。[11]當這三個條件都存在時，行動方可成立。對於行動的探討使伯克認為語言和物質一樣都是真實存在的，伯克是語言的“唯實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