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調查者到融合者——鄧飛訪談錄

鄧飛，曾任鳳凰周刊首席記者，現為《鳳凰周刊》編委、記者部主任。生於改革開放元年，2000年大學畢業后進入媒體。之后，以10年的調查報道關注中國，形成其獨特的報道風格：著力反映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2010年前后，鄧飛以自己的報道成就問鼎中國多個傳媒獎項，名揚圈內圈外。

從業10年之際，網絡技術的突飛猛進促成微博的出現，這一新的社交媒體給予鄧飛從記者身份向他處轉型的契機：2011年2月，發起“微博打拐”社會運動﹔同年4月，發起“中國貧困山區小學生免費午餐運動”，這兩項運動改變了中國諸多弱勢人群的生存困境——“免費午餐運動”讓幾百萬貧窮孩子吃上了中午飯﹔“微博打拐”讓眾多家庭破碎者重新實現了團圓夢。鄧飛以及這兩項運動吸引了社會的關注，還觸發了政府相關政策的迅速調整。通過這兩項運動，身為記者的鄧飛從一個單純的報道者轉變為公益項目的發起者和推動者。

時至今日，鄧飛掌舵下的公益項目已增至六個，包括四個兒童項目和兩個環保項目，這些項目確立的標准是按其社會嚴重程度來定的。當前，鄧飛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公益，所供職的《鳳凰周刊》保留其職位和待遇。

本次就鄧飛身份的轉型進行深入訪談，以期透過這一轉型來探究中國傳媒生態及記者轉型現狀的身份話題。

從調查記者轉型公益的原因

趙智敏：您做調查是2000年開始，其實，您在讀大學期間就已經開始做調查了，算起來已有13年。回顧您的調查生涯，十幾年前做調查和現在相比，您感覺這個空間有變化嗎？

鄧飛：2003年以前，調查環境是比較寬鬆的，出現了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那樣的市場化媒體。后來，輿論監督一度跌入低谷。到了微博時代，我們有新的渠道可以傳播信息和表達意見，它是有起伏變化的。

但《南方周末》只是一個湖泊，微博是面大海，管理者要付出更多的人手、付出更大的成本才能管住微博。但即便管住了微博，還有新的技術和工具，比如微信。你不知道還會出現什麼，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信息流通必然更加快速，人和人的聯合合作也必然更方便。

趙智敏：在做調查記者時您對自己的要求和今天做公益您對自己的要求有何異同？

鄧飛：相同的第一點是人要正派，做調查記者如果想著搞人家的錢，報道失實傷害到他人就會成為被告，做公益如果貪錢，就會失去信任，所以都需要正派正直。第二點是人要誠摯。做調查記者時人不誠摯，不被人當人就沒有這樣的機會去採訪，得不到這樣的採訪者，他就不會幫助你。每次我採訪的時候，心裡都是很感激很感恩的，因為他給我提供了信息。就好像現在大家對我的捐款，我是感恩的。第三點是要理性、克制。用正確的方法，去做正確的事情。

不同的地方是：做調查記者時我隻需要把這個問題報道出來，但是做公益隻發現問題是不夠的，你還要去找解決方案並嘗試。所以，以前是單純的記錄者、觀察者，現在是一個行動者、執行者、組織者。

趙智敏：以前做記者對您有無幫助？

鄧飛：我做了10年的調查記者，調查中國問題出在哪裡，形成一定的判斷力、洞察力。另外，數年的特稿訓練，意外地幫助我得到一種能力——除了發現問題之外，還要去嘗試提出解決方案、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不停地鍛造思考力。

當我們得到一個工具后，就可以嘗試去改變我們的觀察、思考，變成一個行動者，水到渠成。感激我以前做記者的積累。

趙智敏：這種准備也是不自覺的？

鄧飛：不自覺的。陰差陽錯，造化弄人。

趙智敏：在微博、微信上您說對中國要有信心，這是基於您當時的心態還是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鄧飛：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以前是去做調查記者，研究中國的社會問題並解決它，讓這個國家能變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以前調查那麼黑暗的新聞事件，自己沒有被負能量打倒，沒有沉浸到黑暗中去，就是因為自己心裡是有希望的、有信心的。

趙智敏：怎麼看自己有這樣一種信心的根基？

鄧飛：第一，我是個樂觀主義者。第二，從邏輯上看，現在的黑暗丑陋是不正常的，這種不正義、不正常的東西注定是要失敗的，我有這樣的認識。第三，如今我們得到微博這樣的工具一方面促使大家覺醒，加速推動思想啟蒙﹔另一方面我們有行動力，我們自己去改變。在我沒有發現微博之前，我認為我們可以改變是因為這樣的東西是不正確的，這樣的東西注定要被清除，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微博縮短了這個時間。

趙智敏：問您一個私人問題，從照片上看您很辛勞，像快四十歲的人了吧？

鄧飛：你看到過我兩年前的照片嗎？我不是這個樣子的，這兩年頭發白了。

趙智敏：做公益之后這種外形上的變化很大？

鄧飛：變化很大，我做記者，開始寫一些黑暗的新聞，都是皺著眉頭去採訪，皺著眉頭寫稿子，因為這都需要調查，你要沉浸到那種氛圍裡面，需要不停地思考。但做公益之后，我發現心態更加開放、更加有希望，因為你自己就在促成改變。但是因為我自己沒把握好節奏，一路狂飆，飆了六個項目，全部都在那裡運行。兩年裡，我把很多人一輩子的事情做完了，但是我又是個外行，做公益比做企業還要難。

趙智敏：為什麼難，是沒錢嗎？

鄧飛：不是沒錢，是我拿著大家的錢，接受大家的委托，在眾目睽睽之下去完成一個公益任務。如果是自己的錢，我想干什麼就干什麼，但我拿著大家的錢，要讓他們滿意，並且要讓大多數人滿意，這個就很難了。更難的是，我們在執行任務過程中的支出是被嚴格控制的，又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

但這些艱難，可能就是我要接受的訓練，需要更用心去解決。

趙智敏：2011年4月為何會轉型到公益，您在鳳凰周刊的領導對您做公益是什麼態度？

鄧飛：4月做“免費午餐”得到了全國爆炸式的反應，因為以前打拐也得到了良好評價，在單位寫了11年的報道，他們看到我做公益也有良好的評價，我們社長一直很支持我，所以他們到現在還給我開工資。

趙智敏：如果沒有單位的支持，會干下去嗎？

鄧飛：那我也要干呀。

趙智敏：也要干？

鄧飛：對呀，當然干。

趙智敏：那還要一邊完成單位的任務，一邊做公益？

鄧飛：沒有，不用完成任務了，沒任務給我。沒有領導支持的話我肯定就會辭職了，因為我做的事情需要我完全投入，我不能腳踏兩隻船，這樣的話兩邊都做不好。左手監督，右手公益，現在監督更多的是通過微博，但如果要我寫篇報道，現在我已經沒有這樣的精力了。

另外，我不想再寫一篇篇報道了，改變太少。

趙智敏：您覺得一篇報道改變得太少，這也是您當初轉型的理由嗎？

鄧飛：對，很少有像我這樣寫了11年報道的記者。寫了11年，是人都會有疲勞。另外，我看到我寫的報道以后又出現了類似的問題，只是換了個人名地名，會很失望，會有沮喪感。雖然用報道救了兩條人命，但我覺得改變太少。

趙智敏：您曾寫過一段話，中國不缺少寫文字的人，但缺少行動者，這是不是您當初轉型的原因呢？

鄧飛：對。我寫了本書叫《我這樣使用生命》。

微博和微信之於公益的價值

趙智敏：您微博上現有300多萬粉絲，可以說您是個微博控嗎？微博與您所做的事業是什麼關系？

鄧飛：別人發微博是他額外的工作，但我發微博本來就是我的工作。我利用我所有的零碎時間發微博。微博一方面是展示我們在公益領域的努力，吸引更多的參與者﹔另一方面，我還要表現我記者職責的存在，監督公權力。公益和監督，我兩個都沒有停止。如果你在微博上只是去做公益，你的微博影響力就會衰敗，因為好事不出門，大家對一個天天做好事的人不會那麼有興趣，這就是傳播的特點。更重要的是，我還是一個記者，監督的天職是不能放棄的。

所以，我的微博會有兩種不同的力量，會呈現兩種面貌。我隻要停下來，有一點時間，我就會發微博，和大家的互動還是比較多的。

趙智敏：但是現在很多人對微博功能的認知有些沮喪，過去覺得微博可以圍觀改變中國，最近有一種論調，覺得圍觀不能改變中國，好像大家有種紛紛退去的趨勢，您沒有退去的原因是什麼呢？

鄧飛：中國這麼大、這麼復雜，從來不可能有一味靈丹妙藥，吃下去就會好，它需要我們持續的思想啟蒙、公共教育和訓練——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圍觀就是實現啟蒙、教育和訓練的第一步。所以，我贊同圍觀可以改變中國，當然，我認為行動會更加有力地改變中國。

趙智敏：現在微博上不僅僅是圍觀，還有博弈，爭吵得不可開交，令人無所適從。

鄧飛：微博上出現了很有趣的變化。過去，公知幾乎一邊倒，現在出現很多人來和公知們罵戰，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雖然有爭吵、有罵架，但我們還是可以做到洞若觀火，免予被蒙蔽的。一件事是有規律的，是有基本是非曲直的標准的。比如湖南臨武瓜農被打死，不管有人怎麼跳，一個人被打死了，這就是惡，是大惡。

網絡水軍說瓜農也打了人，瓜農是自己死的，肯定會有這種聲音，我們要容忍這種多元性。如果微博上都是一邊倒的聲音，這也很可怕，這和我們反對的聲音有什麼區別呢？信息就是通過公開、自由流動而實現自我淨化，真相和真理得以凸顯。

我們明白這個道理后，就會明白即使我們挨罵了，我們也不會離開微博。

趙智敏：您說過：“做公益必須要依靠網絡的力量。”這是您做了兩年多公益的深切體會嗎？您在運用網絡這個力量時是怎樣整合的？

鄧飛：網絡是手段、工具，功力是在現實生活中的。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我要找什麼樣的人去微博上喊一嗓子，這些人和資源就會跳出來，我再通過微信把他們放到一個微信群，用群的方式開始工作。

很多人看到我以前做的事情，覺得我靠譜，志同道合的人就在一起，我為大家提供良好制度——透明、公開、民主和道義等，讓大家各得其所，最后拼裝起來，形成合力。

趙智敏：身為媒體人，利用微博發展公益有什麼優勢和不足嗎？

鄧飛：我的優勢就是快速傳播、整合資源和良好的視野，但我不是一個專業公益人，執行中不會做得那麼精細，但是我們可以找專人去做，去做精細。

趙智敏：您粉絲量超大，所以估計每天@您微博的信息一定很多，您會對哪些類別的信息加以轉發？

鄧飛：標准就是符合我的價值觀，合乎我關注的焦點，或者是有傳播價值的。比如瓜農被打死，我關注這個事件就是為了避免更多這樣的人被打死。比如賀衛方老師的文章，他合乎我的價值觀，我會轉發它。還有孩子、污染的問題我會轉發，因為那是我關注的焦點問題。

趙智敏：現在大眾對微博有厭煩症，認為上面的負面東西比較多。如果大家以后對微博厭煩了，會對免費午餐有影響嗎？

鄧飛：肯定會有影響，一個社會熱點不可能持續成為社會熱點，大家對免費午餐的關注肯定不止一年，我們需要不停地研發制度，採取更多的方法，比如拍賣，讓它持續獲得大家的關注，成為熱點。我們不放棄任何一個幫助我們的工具，比如現在最火的微信，還有最新的易信。

趙智敏：對，您在微信上玩的時間多嗎？

鄧飛：微博對我來講是一片大海，微信是一個加工廠，我把大海中撈的資源在微信中進行整合，對我而言，兩者都很重要。

趙智敏：其實，民眾通過微博、微信在做更多的溝通，有時會對一個公共事件去表達不滿，您覺得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不滿態度會持續嗎？

鄧飛：會持續的。我一直說微博是上帝給中國人最好的禮物，它賦予了人民更多的力量，讓人民可以迅速聯合，聯合既可以做公益，也可以抗議，或者維權行動現在已經無法阻擋信息的快速流通，他對政府的執政能力、執政體系、執政方式都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公益改變了什麼

趙智敏：您認為做公益比寫調查報道影響更大，目前看來，您已經改變了哪些？

鄧飛：第一，我們激活了人們的愛和善良，改變了國民人格。第二，我們採取行動，激發民間自治能力，民間開始建立新的組織體系和建設能力。第三，我們改變了和政府的關系。現在，我們還和政府合作來解決社會問題，因為政府不可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這是常識。我們每個人都是問題的制造者，因此也要成為問題的解決者，我們是公民，要參與行動，和政府一起去解決我們的社會問題，隻要我們聯合起來就可以改變。

趙智敏：微博上您有一段說給李克強總理的話，“李總理，他們把您的錢是怎麼用的”，您還記得嗎？當時為什麼要發這樣的話？

鄧飛：對，因為現在國家160個億的國家營養改善一直在出問題，我們覺得正確的辦法是要給孩子們去做飯而不是牛奶和面包，也不是食品傷害和有可能出現的其他問題。我們覺得給孩子們做午餐是這160個億最恰當的使用方法。但是我們國家領導人不一定能掌握這些信息，所以我們才在微博上喊話。

趙智敏：您覺得他們聽得到嗎？

鄧飛：我不管他們聽不聽得到，告訴他們是我的職責。隻要我們持續地喊，他們會聽得到。

趙智敏：您說這是您的職責，這時您的身份是什麼？

鄧飛：公民。你說我是記者也好，志願者也好，都行。不管是記者、志願者還是一般的公民，這些事情都是我們應該做的。我們要讓正確的聲音傳播，讓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趙智敏：你們做公益、做水污染、打拐，做得很成功，是不是有上層的支持？

鄧飛：我們不可能有上層的支持。因為我們做調查記者，不和公權力保持距離的話，你就不可能有較大的作為。

趙智敏：那您的公益呢，有上層支持嗎？

鄧飛：我們拿到了很多獎，最高是李克強總理頒發的“中國慈善獎”，有很多部委表達了對我們的敬意和謝意，但具體什麼支持，確實沒有。

趙智敏：那你們的生存之道是什麼？

鄧飛：我覺得我們的生存之道就是中立，隻有中立才能做到融合，如果你自己不中立、不公平，就會失去別人的信任。

趙智敏：您現在全力做公益了，還保留著記者身份，是這樣嗎？在微博裡，您還是用記者這個身份來監督一切的，這兩個身份有沒有沖突？

鄧飛：一個是好人形象，一個是嚴厲的批評者形象，會有沖突的。我不是一個單純的記者，除了批評，我還有建設的方式。我有兩種力量，但是不管是公益還是監督，我都努力讓自己公平、誠實、正派，沒有私利沒有私心。所以更多的人認可我，覺得我敢言，這是記者的職責。還有我不去抱怨，帶著大家去改變和解決問題，這樣的形象也很好，認可我的人還是很多的，所以我也沒想著要去改變自己。這也是特色。

趙智敏：如果說當初您做調查記者的時候會有來自各方面的控制，那您現在做公益有沒有有形無形的控制？

鄧飛：沒有。現在控制我的是我的組織治理能力。

趙智敏：這是來自自我的問題，不是來自於社會的力量。

鄧飛：所以說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能夠解決他們更多的問題。但是我也會有自己能力的瓶頸，所以我選擇去讀中歐國際商學院，來提高自己的能力。

趙智敏：那現在您的角色是什麼？

鄧飛：我聯合了環保界、法律界、學界、媒體界各個類別的精英形成了一個團隊，我們的方法包括展現、檢測、救濟（止水）、追責、綜合治理（包括和環保局合作，我們的目標是解決問題。動員當地人民)、政策的游說，推動政策的改善。我們聯手政府解決中國的水污染問題。可以這樣說吧，我是一個融合者了。

趙智敏：融合者，能具體談談嗎？

鄧飛：我要爭取政府、企業、社會等各方面的力量，來做成每一件公益大事。對政府來說，我要呼吁政府購買民間組織的服務，但是我不會去接受他們的採購，因為我是做模型的，我的任務不是承接政府多少採購，而是要做出模型，我不能變成一個包工頭，否則就喪失了我的優勢和核心資源。我和政府合作的前提是必須保障我們的模型和運行公開透明，你不透明的話我不和你合作。

在尋求地方政府支持方面，我通過各種途徑說服地方政府的加入：一個是通過媒體，繼續游說，媒體（黨報、黨媒）和政府的關系不錯。另一個是擺明利害關系，約定規則。政府認為這個事情是對他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我們不干預，做的是增量，純粹是幫助政府來增加資源。我們採取透明公開、平等合作的方法，讓政府覺得我們靠譜，可以控制。

我還通過各種途徑尋求與企業的合作。以微博為例，微博就像大海，透過微博可以撈到魚蝦，還有共同領域的志願者看到我們會主動聯系，把社會的各類資源激活，比如天貓店、銀聯都有，不期待大家每個人都捐款，我希望大家變成我們的伙伴，大家結合起來，這樣我們就會多姿多彩無處不在，這就是聯合的力量。

趙智敏：您在2013年開始這樣說：2013年，我將如此使用生命。1.建立中國鄉村兒童聯合公益，統籌兒童公益。2.聯合多界，阻止中國地下水污染。您覺得您的時間夠用嗎？

鄧飛：我現在要做的三件事，是人、流程標准化和系統的優化，實現專業治理，保障項目能夠自我運行。我不是火車頭，整個團隊有內生動力，那我就可以功遂身退了。

趙智敏：最后呢？

鄧飛：把它交給社會，讓它自我運轉，並能影響很多組織成長，分別支持國家解決不同的社會問題，就行了。

[本文為2010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中國新聞學60年（1949—2009）”及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師資助項目“微時代新聞媒體的角色與功能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0CXW005﹔2012GGJS-025]

(趙智敏為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新聞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