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舌尖上的中國》的受眾接受與認同

【摘要】電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自去年開播以來便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它的熱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眾在傳播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基於“使用與滿足”理論結合《舌尖上的中國》的受眾反饋，從而總結出受眾的“滿足”主要集中在實現心緒轉換的效用以及實現自我確認的效用。《舌尖上的中國》同時使不同的受眾從中找到了“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勤勞致富的價值觀認同、親情人倫的情感認同，並從中得到心靈的安撫及心緒的轉換，這也恰恰是它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受眾﹔使用與滿足﹔舌尖上的中國﹔心緒轉換﹔自我確認

由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攝制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自2012年5月14日在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魅力·紀錄》欄目和紀錄頻道播出以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贊譽和熱烈反響。開播以來的平均收視率達0.481，平均收視份額3.861，日最高收視率達0.75，首重播最高收視份額達5.77，超過原時段播出的電視劇欄目30%。﹝1﹞《舌尖上的中國》好似一個一夜走紅的“明星”，忽然之間便成為社會文化的熱點話題，人們將所有的視線集中在它身上，它究竟有什麼魅力吸引了如此多的受眾呢？本文試從受眾的接受與認同的角度對《舌尖上的中國》取得良好傳播效果的原因進行初步探析，以便為我國電視紀錄片今后的發展提供借鑒。

受眾的接受與“使用與滿足”理論

受眾從宏觀上來看是一個巨大的集合體，從微觀上來看又體現為具有豐富社會多樣性的個人。﹝2﹞受眾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媒介的成功主要體現在盡可能多地滿足受眾的需求。“使用與滿足”理論說明受眾在接觸媒介的行為中逐步建立自身的心理需求和期望，從而選擇使用適合自己的媒介來滿足自己的需求。電視觀眾為了滿足自己收看電視節目的需求從而產生使用電視的行為，在使用電視的行為過程中，會不由自主地產生對其所接收的電視節目內容的篩選和評判。若受眾認同該電視節目便會繼續收看甚至產生對節目的依賴，若受眾不認同該電視節目，則會自動屏蔽它並繼續尋找其認同的節目。這就說明了受眾在媒介的傳播過程中佔有不容忽視的主體地位。受眾使用媒介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若媒介希望贏得受眾市場的歡迎就需要滿足受眾的不同需求。基於“使用與滿足”理論的支撐，筆者認為《舌尖上的中國》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強烈的社會反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滿足了當下我國電視受眾的一些心理需求，較好地實現了受眾對這部電視紀錄片的心理期待，從而使受眾接受並認同該片所傳達的內容。

美食的平民化，實現受眾心緒轉換的需求

在對電視媒介的“使用與滿足”研究中，麥奎爾發現，雖然不同的節目類型能滿足人們不同的心理需求，但總體來看大致有四種共同的基本類型，分別是：1.心緒轉換(diversion)效用﹔2.人際關系(personal relations)效用﹔3.自我確認(personal identity)效用﹔4.環境監測(surveillance)效用。筆者在《舌尖上的中國》這部紀錄片的受眾反饋中發現，受眾的“滿足”主要集中在實現心緒轉換的效用以及實現自我確認的效用。

心緒轉換效用指的是電視節目可以幫助人們釋放工作、生活中的壓力和負擔，電視媒介提供的消遣和娛樂，可以滿足受眾實現情緒上的轉換與放鬆。

《舌尖上的中國》以食物為主題正是呼應了那句中國古話：民以食為天。“吃”這種行為，對中國人而言在某種意義上具備了信仰的力量。在以農耕民族為主體的中國，土地是民生之本，人們從土地上獲取生存資料。而“吃”就是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如今，社會的進步使人們的需求發生了改變，人們從為了果腹而吃的生存需求到為了味蕾的滿足而享受美食帶來的輕鬆和快樂。這是普通大眾生活質量的一個巨大飛躍。於是，對於當代的中國人尤其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年輕人而言，“吃”便成為一種生存需求之上的消遣和娛樂方式。

正如導演陳曉卿所說，隻要是擁有5000個味蕾的正常人類，都會對外形誘人的美食產生生理反應。《舌尖上的中國》讓無數的“吃貨”們在深夜裡看得直流口水。在人們被食品安全問題鬧得寢食難安的當下，一部展示美食的紀錄片使得中國人民那壓抑已久的對美食的熱情被重新點燃。自從第一集播出后，“舌尖上的中國”一夜之間便成為微博上的關鍵詞，它的異軍突起更是壓倒時下各種熱播劇，甚至那些生活中幾乎不看電視的80后、90后也開始在晚上的10點30分鎖定央視一套，耐心等待這部被奉為“吃貨指南”的美食紀錄片。

更讓人出乎預料的是，這部紀錄片引發了強大的“吃貨效應”。來自淘寶的數據顯示：5月14日開播至今，淘寶零食特產的搜索量高達400萬次，片中出現的毛豆腐搜索量甚至增長了48倍。有人在微博上爆料：第一集介紹雲南諾鄧火腿之后，某淘寶店產生33筆訂單，其中32筆是在節目播出當晚。有網友專門制作菜單，香菇灌湯包、西湖醋魚、蔥燒海參、剁椒魚頭等片中提到的食物悉數收入﹔有網友提議開個相關食品實體店﹔有網友呼吁干脆組個美食旅行團走一路吃一路……《舌尖上的清華》《舌尖上的北大》等各種“舌尖體”也開始在網上雨后春筍般涌現。﹝3﹞

美食中的人和事，實現受眾自我認同的需求

自我確認效用是指電視節目中的內容和情節，無形中為觀眾提供了自我評價的參考范本，觀眾通過這種對比，會不由自主地對自身行為進行判斷和思考，並在此基礎上調整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舌尖上的中國》用一個個生動鮮活的故事串聯，用平民視角講述中國百姓的平凡生活。“自然的饋贈”“主食的故事”“轉化的靈感”“時間的味道”“廚房的秘密”“五味的調和”“我們的田野”這七集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講有關美食的故事，每一集中不同人物的生活狀態展現出差異化的個體寄托在食物中的不同情感和信念，通過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和命運來展現中華美食的博大精深，形成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間美食的穿插和補充。這使觀眾感受到的不僅僅是炫目誘人的美味佳肴，更是其中共通的感情與認同。

（一）“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有人認為《舌尖上的中國》是一部極佳的“愛國主義教育片”。或許這並不是主創人員的初衷，但該片的傳播效果著實激起了中國人身為炎黃子孫的自豪感與認同感。《舌尖上的中國》通過影像中的人物與故事喚起人們對於不同民族文化的熱愛，與此同時也強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間接增強了人們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在當前的社會語境中，人口的“流動性”以及城市化，使傳統家園的物質基礎被無情地摧毀，然而流傳於民間的傳統習慣卻總是扮演著強化民族認同的重要象征意義，這在《舌尖上的中國》中的體現就是攝制組到祖國各地的民間風俗文化中去探尋中國古老而傳統的飲食文化。有網友這樣發表自己的觀看體驗：“美食裡蘊含著中華文明，能夠感受到民族的偉大。我不僅餓了，也流淚了。”﹝4﹞

在該片的影像表達中，創作者試圖通過不同人物的敘事編排來不斷強化人們對於“中華民族”“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首先，這部紀錄片拍攝的地域跨度大，從香港到內地、從南到北的地方美食及其生產、加工、制作都呈現其中。因此，在空間軸線上，中國人以“中華民族”這一共同體的身份出現。其次，在美食的具體表現過程中，包括了以漢族為主體的整個中華民族。片中，不僅有漢族的美食，還有蒙古族、藏族、侗族、維吾爾族、苗族等少數民族的美食，都得到了全面展現，還使得“中華民族”這一身份認同對象得到顯著體現。再次，在《舌尖上的中國》的解說詞中並沒有過分強調地域和民族，而“中國人”這一概念被著力突出。片中“中國人”一詞出現頻繁，在《主食的故事》中，解說詞中的“中國人”一詞比比皆是，如“隻有中國人的祖先從水煮食物的原理中獲得靈感”﹔“中國人用豆腐表達了自己柔軟變通的適應性”等。在這些解說當中，被修辭手段潤色的“中國人”顯然被意象化了，“聰明”“變通”“靈感”這些充滿正能量的詞匯，呈現出一個既品德高尚又充滿智慧的“中國人”的光輝形象，進而喚起受眾對於“中國人”這一民族形象的身份認同。片中以第三人稱“中國人”代替了紀錄片解說詞中常用的“我們”，形成一種更有凝聚力的感召，吸引該片的受眾自然而然地融入“中國人”的身份中，從而深化受眾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

（二）勤勞致富的價值觀認同。在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結構中，熱愛勞動是一種值得贊美的品德。每個人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獲取相應的生活資料，不僅會被認可，而且還會得到更多的尊重抑或贊揚，勞動顯然是一種極具正面價值的行為。然而，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勞動”被認為是從事物質生產的體力勞動，象征著社會底層群體的艱辛，在社會文化的價值判斷中已然具有了貶義的性質。人們開始不切實際地渴望一夜暴富，大眾傳媒對“高富帥”“白富美”和聚斂財富的“成功人士”連篇累牘的報道，無不與追求財富和優越舒適的生活有關。在這種社會心理的影響下，“勞動”似乎變成一種為了謀生而迫不得已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勞動”原本的積極意義正在消亡。

在《舌尖上的中國》中，創作者通過自己的鏡頭和敘事解說重新為“勞動”賦予了應有的尊嚴和贊美，“勞動”不再是一種被人看不起的行為，而變成了一種在倫理上值得人們稱贊和頌揚的“道德之美”。所以我們不難發現，片中大量的鏡頭表現著勞動者如何尋找原料、如何加工食材，這並不像其他傳統的美食節目把拍攝過程主要集中在廚房裡的制作以及對美味的品嘗上。《舌尖上的中國》創作者用特寫鏡頭具體展現了生動鮮活的勞動場景，結合同期聲的運用以及恰如其分的解說詞，使觀眾感受到“勞動”是一件無上光榮的事，它值得人們去尊重、去熱愛、去踐行。這讓“勞動”被重新賦予了積極意義，使人們熱愛自己的勞動果實並為自己有勤勞的雙手而感到驕傲。作為“勞動”的主體，每一個勞動者在感受體力付出的同時也收獲著心理上的滿足與精神上的自豪感。

在《主食的故事》中，導演用特寫鏡頭來拍攝老黃揉面時臉上密密麻麻的汗滴，在這個鏡頭中，密密的汗珠不再代表著“臟”“臭”“不衛生”，而是體現著勞動的美感，再配上老黃的同期聲“辛苦就賺來錢，不干、懶的人沒人給他錢”，這更是反映出“勞動”的道德和美學因素。同時，老黃的同期聲重新張揚了勤勞致富的朴實思想，也體現了“勞動”的實際意義。鏡頭將辛苦的“勞動”賦予了堅忍不拔、自強自立的含義，這樣的情感意義重新定位了當今社會語境中的“勞動”，“勞動”也以一種充滿感情和道德的方式傳遞著人們自身生活的意義，也由此成為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認同。

（三）親情人倫的情感認同。百善孝為先。“孝”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和特征之一，同時也是儒家倫理思想中基本的行為規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疇。“孝”更是個人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准則。在第二集《主食的故事》中有這樣的描寫：每年晚稻成熟，就到了寧波人打年糕的時候。這個時節孩子們會約好都從寧波回到村裡來看望阿公阿婆，四代同堂的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年糕。這樣的日子盡管一年隻有難得的兩三次，但孩子們每年都會回家看望阿公阿婆，這就是中國人情感認同中關於家、關於“孝”的儒家思想體現。

《舌尖上的中國》后面幾集更能體現情感的認同。中國人一直以來以儒家思想為精神主體，而其中所蘊含的血緣關系無形中起到了某種程度的宗教信仰意義，對人們的道德規范乃至處世准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人依靠從血緣關系中找到歸屬感和精神寄托從而化解精神危機，這也是中國人淺層及深層精神關懷中的主要部分。第七集《我們的田野》中，氣勢浩蕩的“長街宴”令人震撼，也極具哲學內涵。個人融入群體之中，猶如滴水匯成大海，形成強大合力。每家拿出自己的“看家菜”，由“分享”匯聚成浩蕩的百米長桌。每個人臉上洋溢著發自內心的笑容，老人們安詳、年輕人欣喜，吃得陶醉、笑得從容，仿佛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這體現出中國人重人倫、重家園的精神品質。

《舌尖上的中國》絕不是一本教人烹飪的教科書，而是一部充滿生活氣息、展現草根們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的紀錄片，它不僅勾起了人們對於童年、家鄉還有媽媽做的菜的美好回憶，而且在這些回憶中人們也感受著曾經的快樂，通過食物的烹飪來引起漂泊在外的人們對於血緣、地緣思念的共鳴，更是深刻地傳遞出眾多觀眾特別是海外觀眾的思鄉愛國之情。

結 語

在《舌尖上的中國》中，千家萬戶的眾多普通佳肴被搬上了銀屏，這些和生活息息相關的食物使得節目和觀眾的距離被悄悄拉近，讓人覺得美食不是遙不可及的盛宴，而是近在咫尺的小吃和家鄉菜。受眾可以欣然接受這些生活中的美食並由此得到放鬆和娛樂的滿足。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使用與滿足”理論中實現受眾心緒轉換的需求。無論是片中不斷深化的中華民族、中國人的主題，還是紀錄片中每個勞動的鏡頭，都真實地反映著億萬普通百姓的生活，接地氣的平民視角不僅使節目和普通人的心理距離拉得更近，更使受眾在一個個認同感受中實現了自我確認的需求。《舌尖上的中國》以平民百姓的現實生活為主旋律，同時使價值觀、意識形態、地域屬性不同的普通受眾都能從紀錄片中找到自己，得到心靈的安撫，引起共鳴，這顯然是《舌尖上的中國》最大的成功之處。因此，可以引起不同受眾的共鳴，讓觀眾在片中找到自我的認同，是成功的電視紀錄片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衡量電視紀錄片質量的重要標准。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電視媒介儀式與文化傳播》（項目批准號：09BCO2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為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2級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生）

參考文獻：

﹝1﹞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研討會發言摘登：讓世界感知中國味道﹝N﹞.光明日報，2012-06-01.

﹝2﹞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65.

﹝3﹞吳曉東.《舌尖上的中國》：一個民族的情感共鳴﹝N﹞.中國青年報，2012-05-22.

﹝4﹞《舌尖上的中國》：一闋純正的田園牧歌﹝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