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媒體對公共危機中政府語態的影響分析
從原先的“捂蓋子”到如今的“揭蓋子”,我國政府應對公共危機的語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另一方面,傳播新技術的高速發展加速了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的變遷也加劇了社會意義的解組和重構,社會基礎結構呈現出一種高度動態的趨勢,從而使得公共危機變得更加難以預測和控制。
1、即時性的傳播特點加重了政府語態的負擔
新技術支持下的全新媒體在信息傳播的縱向空間維度上表現為“無處不在”,橫向時間維度上表現為“瞬間到達”,這為危機信息的擴散和輻射創造了適宜的土壤。另一方面,隨著全媒體移動終端的造價降低以及操作技術低門檻的不斷實現,使得擁有終端並懂得操作的任何人都可成為信息的發布者。當危機事件發生后,信息會以最快的速度傳播開來,成為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至使政府處於被動地位。同時,即時性的傳播特點還有可能促生小危機變為大危機,將原本不是危機的信息變為危機信息,無疑加重了政府治理的負擔。
2、高度互動性的傳播弱化了政府語態的輸出
依據心理學中從眾心理的研究可知,處於群體中的個體容易拋棄自己原有觀點,甚至可能是正確積極的觀點,轉而投向多數人一致認同的觀點之中。個體的判斷不僅來源於自身的認知水平,同時也會被外界給予的壓力所左右。全媒體的傳播特點簡化了傳者和受者間的關系,這就會在無形中擴大“多數人”觀點的影響力,使“多數人”的力量變得更大。當“多數人”傳遞的觀點存在不當或不實時就會形成負面輿論影響群體的認知,從而形成塔西佗陷阱。當政府語態被消解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3、隱形的“把關人”增加了政府輿論引導的困難
全媒體的即時信息海量傳播使“把關人”對於信息的篩查與監管失去了意義,而雙向互動的傳播特點又讓傳者與受著之間的關系界線變得模糊不清進而隱形了“把關人”的存在意義。“把關人”的隱形使得信息在發布前無法得到監測,發布后無法得到控制,很容易形成大范圍虛假信息傳播。傳統媒介環境中培養起來的受眾媒介素養整體不高,他們在經過過濾和把關的信息環境中養成了“逆來順受”的接收習慣,缺乏對信息的分辨能力。未經過濾的信息在缺乏判斷的受眾中就會快速的形成負面輿論,增加了政府輿論引導的困難。
4、自我議程設置的實現消解政府語態的影響
全媒體環境中受眾話語權和信息發布權的實現使得普通大眾也具有了議程設置的權利,大眾利用媒介平台陳述事實或發表意見,以其自身的顯著性通過各種不同的傳播渠道引起大眾傳媒的關注,使之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議題。 這種自我議程設置加大了政府溝通的阻礙、加大了新危機生成的可能也加大了政府問責的難度。當然,不能回避的是公眾的自我議程設置最大程度的發揮了個體的主動性和參與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社會民主化的進程,但是公眾在行使話語權、發布權進行自我議程設置的過程中常常影響到了政府的輿論引導,進而消解了政府語態的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