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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傳播中的信息呈現與媒體表現

欒軼玫 張雅琦
2020年02月20日11:45 | 來源:人民網-新聞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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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近一個多月的信息傳播經歷了前期自媒體披露為主的“信息呈現”階段,以及信息公開后多元角逐的“媒體表現”階段。本文對數十家商業平台、主流媒體的疫情報道進行了梳理與分類,指出主流媒體融媒體疫情報道具有“兩微一端即時發布﹔權威解讀切片化呈現﹔PUGC化現場報道﹔深度報道跨平台傳播”的特點。此外,以“慢直播”和“建設性新聞”為代表的特色融媒體報道形式在疫情報道中也被廣泛應用。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 信息呈現 媒體表現 慢直播

距離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在官網向社會公布肺炎疫情已一月有余,回顧這一個月,本文發現“新型肺炎”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經歷了自媒體披露為主的“信息呈現”階段和疫情信息公開后多元角逐的媒體表現階段。第一階段是12月31日至1月20日,由於武漢當地疫情信息未及時向外界公開,這一階段由於武漢當地媒體的缺位失聲,基本沒有媒體報道的呈現﹔1月20日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國家領導人對疫情作出重要指示,鐘南山院士晚間在央視《新聞1+1》發聲,武漢成立疫情防控指揮部。從1月20日起,疫情進入全面爆發和抗疫階段,媒體疫情報道也進入了白熱化階段。

一、自媒體披露為主的“信息呈現”階段

2019年12月下旬,有關“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信息被武漢臨床醫生發布並流傳於網絡,但因為政府官方信息的不公開和武漢當地媒體的缺位失聲,疫情信息隻停留於碎片化信息呈現階段,且主要以自媒體自發披露為主。

(一)自媒體自發披露信息零碎隱蔽

依托於移動互聯網技術,以微博、微信等為載體的自媒體(We Media)應運而生。自媒體的核心是基於普通市民對於信息的自主提供與分享,[1]自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媒體“自上而下”的傳播方式,特別是在突發的公共危機事件中,公眾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平台隨時發布和傳播消息,成為信息的引爆者。

在此次疫情的前期階段,疫情的發現與披露皆由自媒體主導和發聲。2019年12月下旬,身處公共衛生鏈條下游的武漢臨床醫生在連續發現不明肺炎患者之后,將有關病情猜測和病毒檢測結果作為提醒內容發布在醫生內部微信群,隨后“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疑似SARS”的消息流傳網絡。同時,疑似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的內部緊急通知也在網上曝光,有關武漢出現“新型肺炎”疫情的信息開始呈現。但是,這一重要的具有預警性質的信息未得到政府領導層面的重視,甚至更因武漢警方於2020年元旦發布的“八名散布謠言者被依法查處”而被封鎖。

(二)武漢當地媒體缺位失聲

雖然在突發事件中,自媒體具有先發優勢,但“先發”並不是最終目的,“發出去、播出去不等於有效傳播, 不等於具有了社會影響力”。[2]樊亞平曾提出網絡新聞產生社會影響力的一種特殊的“二級傳播”模式,其認為當一條網絡新聞發布后,傳統媒體立即就有反應,或立即對該新聞事件進行進一步追蹤報道等,那麼這條新聞就往往能引起社會公眾相當范圍的關注,從而產生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力﹔相反,如若傳統媒體沒有任何反應,該網絡新聞就不會在相當廣泛的社會公眾中引起普遍關注。 [3]然而,在“新型肺炎”疫情的初期階段,武漢當地媒體基本處於缺位失聲狀態,比如當地最主要的綜合性市民報紙《楚天都市報》和《武漢晚報》,在1月20日之前,鮮少將疫情內容作為頭版內容,即使內版報道,篇幅也比較少並且基本都是“規定動作”。因此,零碎的自媒體爆料內容與武漢當地媒體的缺位失聲,讓疫情未受到公眾的重視,也貽誤了信息公開和擴大社會影響的最佳時機。

二、多方參與多元角逐的“媒體表現”階段

1月20日,國家領導人對疫情作出重要指示,當晚鐘南山院士在央視《新聞1+1》發聲,証實了“有人傳人現象”和“有醫務人員感染”,由此進入多元角逐的“媒體表現”階段。除了自媒體依然自發地發布消息,比如發動救援、爆料質疑疫情防控工作等,商業平台與主流媒體也開始投入報道,參與疫情信息的傳播。

(一)商業平台——數據監測、信息整合與即時辟謠

隨著互聯網新技術的發展,媒體邊界逐漸變得模糊,其中就涌現出了一批具有傳播屬性的商業平台。這些商業平台“具有強大聚攏用戶的能力和內容分發能力”[4],掌握著最新互聯網技術和充足用戶資源的商業平台在此次疫情報道中發揮了數據監測及可視化呈現、信息整合和即時辟謠等優勢作用,其中比較典型的商業平台有丁香醫生、阿裡巴巴、騰訊和鳳凰網新媒體等。

1、數據監測及可視化呈現

“數據即訊息”[5],數據為報道提供了一種新的表現事物的角度。特別是在環境監測方面,數據可以直觀地展現一個事物的動態變化過程,還可以幫助人們了解事物的整體面貌。在此次疫情的發展過程中,各地確診病例、疑似病例、治愈病例等抽象的數據都被商業平台實時監測並以可視化的表格和疫情地圖直觀動態呈現,清晰明了,便於公眾實時了解各地疫情發展情況。1月21日,“丁香醫生”微信公眾號疫情地圖及實時播報率先上線,鳳凰網新媒體、阿裡巴巴、騰訊隨后也分別在其客戶端鳳凰新聞、支付寶阿裡健康、騰訊新聞上線疫情地圖,在實時呈現病例數據的同時還在下方注明“較昨日”增長數據,其中鳳凰新聞與騰訊新聞制作的疫情地圖還支持“分享實時疫情”,公眾點擊即可生成圖片隨時分享給好友或朋友圈,用戶體驗友好。除此之外,鳳凰新聞客戶端增設“患者同程查詢工具”,搜狗搜索也聯合央視新聞和新華網推出“患者同程查詢”輔助公眾方便查詢所乘班次是否有疑似患者。

2、信息整合分發方式多元

網絡媒體發展的一個顯著影響,是新聞生成與新聞分發(傳播)兩者之間的分離。[6]一方面由於各類媒體在不同媒體平台發布各類即時信息,信息增量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公眾查詢和閱讀信息的難度,公眾急需核心信息的整合與分發﹔另一方面依托於強大的互聯網技術和較大的用戶規模,商業平台在信息整合和分發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在此次疫情報道中,商業平台借助於其優勢資源進行了不同方式的信息整合。比如丁香醫生在疫情地圖的下方設置實時播報,隻播報各地病例的具體情況﹔鳳凰新聞開設焦點新聞、抗議一線、評論解讀等專欄,分類清晰﹔同時,鳳凰新聞還會專門設置以熱點命名的專欄,比如“搶購雙黃連”、“紅會風波”等,便於公眾查看最新報道﹔騰訊則是將微信公眾號中的熱門文章進行整合與分類,用戶在微信“看一看”中的“肺炎疫情實時動態”中可隨時查看。

3、信息辟謠專欄化日常化

根據人民網研究院與百度APP於2月1日聯合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搜索大數據報告》顯示,“頻繁出現的各種謠言對武漢人民也造成了不小的干擾,武漢人民對辟謠內容關注度在過去一周上升190倍”,[7]可以看出,在此次疫情發展過程中魚龍混雜的謠言亟需及時而清晰的澄清與解釋。“及時”就要求“日常化”,比如鳳凰新聞客戶端自1月23日起開始生成辟謠日報,以圖片形式整理每日常見謠言。而“清晰”就要求“專欄化”,丁香醫生、阿裡健康、騰訊“較真”和鳳凰新聞客戶端都開設了辟謠專區,其中丁香醫生、阿裡健康與騰訊“較真”還支持用戶一鍵生成圖片進行保存與分享。

(二)主流媒體——專業化重磅報道引導輿論

在此次重大突發事件中,主流媒體以其專業性與權威性佔據了媒體報道的主體部分,無論是中央主流媒體的即時性權威消息發布還是以《財新》為代表的市場化主流媒體的深度內容,都體現了傳統主流媒體的公共服務價值,而多篇體現專業主義和客觀主義的重磅報道也在此次疫情報道中奪得很大的輿論空間。

武漢媒體后期補位力度不足。身處疫情中心的武漢當地媒體由前期的缺位失聲轉向后期補位,但與其他主流媒體的報道相比,無論是從一線報道的數量上還是從一線報道的深度與廣度方面都仍顯不足。比如已於1月24日休刊的《楚天都市報》和《武漢晚報》,翻閱1月21日至1月23日的頭版內容,雖都開始將疫情作為報道重點,但仍有一種“力不從心”的匆忙感。而查看兩份報紙的新媒體端,自1月20日至今,雖然《楚天都市報》網頁端每日更新數條信息,微信公眾號也已能達到10次推送次數,但報道內容多為簡單通訊或轉載其他媒體文章,少有自家採寫的高質量內容。

主流媒體的融媒體報道。媒介融合背景下,傳統主流媒體皆嘗試融媒體轉型,無論是中央主流媒體還是市場化程度高的主流媒體,“兩微一端”都已成為傳統主流媒體轉型的重要途徑。在這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傳統主流媒體一是融合文字、圖片、視頻、直播等多媒體手段進行報道,二是融合微博、微信公眾號、客戶端、短視頻平台等多媒體平台形成一個合理的報道體系,滿足不同用戶群體的需求。通過梳理多家傳統融媒體報道,傳統主流媒體融媒體疫情報道呈現出如下特點:

1、融媒體疫情報道特點:

兩微一端即時發布。微博、客戶端減少了信息傳播的時空限制,報道的時效性得到進一步增強。因此在此次疫情報道中,多家傳統融媒體“兩微一端即時發布”借助微博、客戶端發布疫情的最新情況,包括各地累計確診病例、疫情防控進展、官方通報、謠言澄清與解釋等,以“快訊”、“最新消息”“速報”等形式報道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的即時內容。

權威解讀切片化呈現。面對突發的疫情和疫情發展過程中的各類復雜信息,擁有更多的權威信源的主流媒體,通過接觸各級官方機構和專家資源給予公眾清晰且權威的解讀,幫助人們在獲得新的信息后作出相應的調整,適應外部環境。一方面,傳統主流媒體邀請權威人士進行面對面專訪,比如央視《新聞1+1》自1月27日起將節目主題調整為“今日疫情分析”,邀請最權威的專家和決策者對當日疫情進行分析、研判和提出對策,傳統的電視直播聯動微博、客戶端等新媒體平台的實時發布實現內容的快速傳播,多次登上微博熱搜﹔另一方面,傳統主流媒體邀請權威人士寫專欄文章,比如多家媒體在其客戶端的疫情專欄中都設置了類似“評論解讀”、“分析解讀”等專欄,專門解讀公眾關切的問題﹔此外,傳統主流媒體還將“權威解讀切片化傳播”,通過拍攝短視頻或將長視頻剪輯為小視頻,在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台科普疫情知識,比如“鐘南山示范如何摘口罩”、“李蘭娟提倡沒毛病不要亂吃藥”等短視頻播放量破百萬。

PUGC化現場報道。現場報道即記者在新聞事件現場通過鏡頭、口述等直觀化展示現場動態環境。在此次疫情報道中,現場報道主要以視頻與圖片的形式呈現,向公眾直觀地展示醫院救治狀態、疫情防控狀態、市民生活狀態等一線情況。但同時,由於“公民記者”的出現,傳統主流媒體在突發事件的報道中不再佔有時效性和現場感的絕對優勢,因此主流媒體要學會將“公民記者”作為報道的另一種補充,嘗試“PUGC化現場報道”,也就是PGC+UGC的生產模式,專業化與用戶聯手生產內容。比如央視新聞與武漢當地B站UP主“食貧道”合作制作《武漢觀察vlog》,央視提供平台,“食貧道”提供素材,實現主流媒體與自媒體的優勢互補。

深度報道跨平台傳播。問題挖掘分析深入、信息交代清晰完整的深度報道一直是傳統媒體手上的“利器”,並“渴望能在以碎片化傳播為主要特征的自媒體競爭中勝出”。[8]在此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面前,傳統主流媒體,特別是傳統紙媒深入疫情一線,從人文視角出發關注普通人的健康與生命,並以故事性與人物性的方式記錄與報道,持續產出很多優質內容,且通過“深度報道跨平台傳播”實現了多渠道多觸點分發,從而有利於適應深度報道的“淺度生存”。比如財新、《三聯生活周刊》、《財經》、《中國新聞周刊》等老牌周刊以細節生動的筆觸還原鮮活而具體的一線疫情,同時在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新媒體平台傳播,深度報道的內容輔以新媒體的傳播形式實現了影響力的收割。

2、特色融媒體報道形式

一些近年來較新的報道形式在此次疫情報道中被廣泛應用,其中以“慢直播”和“建設性新聞”為主要代表。

慢直播。1月27日晚,“中國電信”官方賬號在央視頻開通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的“慢直播”建設,到2月2日,該直播已獲得8千多萬人次觀看,成為2020年開年的“最火直播”。“慢直播” 以一個固定的場景或內容進行自我的變化與闡釋,沒有后期的選擇與加工,致力於提供全時的相對整體的呈現。 “慢直播”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2009年挪威廣播公司(NRK)拍攝的紀錄片《卑爾根鐵路:分分秒秒》,紀錄片已最原始、最枯燥的方式完整拍攝了一列火車從挪威首都奧斯陸到第二大城市卑爾根7小時旅程的完整過程,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為受眾提供一個窗口,觀察世界,感受場景”。[9]這類直播的存在其實也証明了“營造在場感與陪伴感,也是直播的一種重要功能”[10]。

央視頻“直播造醫院”的走紅也是源於其濃厚的“在場感”與“陪伴性”。首先其非常契合這一時間節點大批網民的心理與信息獲取需求,“無聊”的在家生活碰上新奇的直播內容摩擦出千萬的“雲監工”,網友們可以一邊做其他事情一邊觀看直播,陪伴感十足﹔另外,這場慢直播也是一次大型的“線上社交”,火熱的評論區時刻迸發出網友們無限的創造力,而“雲監工”的身份也使得網友們在觀看的同時能夠產生真實而獨特的參與感與在場感。雖然這次“慢直播”的嘗試為主流媒體的傳統傳播方式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性,但是“慢直播”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是否還具有這樣持久的影響力有待后續的繼續觀察。

建設性新聞。此次媒體的疫情報道中還出現了不少“建設性新聞”,給受眾帶來正面溫暖的力量。建設性新聞發端於美國公共新聞,雖然不是新鮮事物,但在以情緒傳播為主要特征的網絡傳播中,建設性新聞對輿論引導具有獨特而重要的意義。其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文本基調是“建設性的”,也就是說不管是文字文本還是視聽文本,不管它敘述的主題、主體是什麼,不管它從哪個角度來敘述,其文本基調一定是“積極的”、底色“明亮的”,受眾讀后是充滿“希望的”﹔二是傳者心理狀態是“積極的”,意即透過此文,人們既能感到作者“深深的擔憂”、“縝密的思考”,更能感到滿滿的愛意。[11]

在這次重大的突發公共衛生安全事件中,消極情緒很容易滋生和蔓延,情緒傳播更需要“積極情緒”的引導,而以人民日報、新華社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在建設性新聞傳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人民日報制作的《最有煙火味的應援!加油,熱干面!》原創海報,結合武漢熱干面和各地特色美食為武漢加油成為緊張疫情中溫暖的“治愈系”傳播。

同時,“建設性新聞”不僅僅只是進行積極情緒的引導,更重要的是要把立足點落在促成“促成公共討論、彌合社會裂痕和促進社會協同”方面[12],比如湖北廣播電視台壟上頻道出品的武漢最新城市宣傳片《愛和希望比病毒蔓延的更快》、新華社《武漢“封城”這七天》都通過描述武漢的生活場景來試圖彌合武漢與其他城市的隔閡,給予人們希望和力量。

結語

法國作家加繆在《鼠疫》中談到:“這一切裡面並不存在英雄主義,這只是誠實的問題。與鼠疫斗爭的唯一方式隻能是誠實。”誠實的前提是信息必須公開!媒體必須以報道事實為己任!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與權力不能旁落!

(作者 欒軼玫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雅琦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學生)

參考文獻

[1]鄧新民:《自媒體:新媒體發展的最新階段及其特點》,《探索》2006年第2期。

[2]彭蘭:《網絡傳播概論(第一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樊亞平:《網絡新聞傳播產生社會影響力的一種特殊模式——兼論網絡新聞傳播的社會影響力》,《科學.經濟.社會》2004年第1期。

[4]范以錦:《商業平台:構建全媒體傳播體系不可忽略的力量》,《新聞與寫作》2019年第6期。

[5]方潔:《數據新聞為媒體注入創新活力》,《中國報業》2014年第5期。

[6][10]彭蘭:《網絡傳播概論(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7]人民網:《疫情搜索大數據來了!“野味”熱度排行中,蝙蝠隻排第四…》。

[8]丁柏銓:《深度報道:概念辨析及深度探源》,《新聞記者》2014年第10期。

[9]金曙:《從慢直播實踐看視頻直播生態的融合與創新》,《上海廣播電視研究》2019年第1期。

[11][12]欒軼玫:《媒體“四全”階段融合新方向——跨界融 智能融 結構融 正面融》,《軍事記者》2019年第3期。 

(責編:燕帥、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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