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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3.1.2空镜头里的符号指代
事实上，一部分观众会把纪录片对生活碎片的拾取当作浮光掠影,他们对于导演的良苦用心——为主观意图披上真实、合理的外衣无可领会，但正是这些看似随意撷取的生活碎片从另一个角度暗示了纪录电影的理性价值与精神内涵。例如影片中，在结束对“丽丽”的采访后，影片选择调用一组空镜来完成起承转合的情节过渡，于是窗台上逆光的百合映入眼帘。
在西方，百合是圣母玛丽亚的化身，它抵御外界诱惑，象征着清洁与纯真。在中国，百合是对完美婚姻的深沉寄语，它承载爱，寄寓了完满的家庭期望，它预示着新生，但也正如影片中的受访者，它逆着光，即使生命盛放却仍旧禁锢于狭小逼仄的空间而无法逃离。这种因疼痛而忧虑生活，因歧视被人群隔离，因病症而走失自尊的的焦灼情绪在冷冽的氛围中弥漫，成为一种情感符号，暗示观众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思和解读。
3.2客观视角下的镜头干预
无独有偶，对绝大多数纪录电影而言，导演总是习惯以目击者的身份出现，这种隐含的、并非中立的状态一度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探讨。例如在影片中，黑场后的一个全景——男人、女人和孩子，一棵开花的桃树。事实上，对于家庭式的温情画面，观众难以抗拒，因为它总是与爱相连，与生命的意义和人的价值相关并不断渗透。影片中的三个人一如家庭出游般席地而坐，但谈论的却是关于死亡，关乎尊严的话题。涛涛说来世他要变成一只鸟儿，飞到哪里都能去，女人说“我下辈子还要做个女人”。
影片中的这些镜头显然是生动活泼而又严肃真实的，只是对画面的撷取和拼接使得影片的记录者逐渐转化为创作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录者，一个主动制造意义并进行电影化表述的人。这些引导式、开放式的话题和画面让观众在观影之余对影片传达并倡导的价值观有了更深的体悟和更全面的反省，桃树因此间接地成为一种意象，一种寄托，一种对生命的观照，它升华为一种象征，成为一种指导。
4建构与传达：故事化叙事中的价值传递
纪录片创始人弗拉哈迪认为，“纪录片的首要原则就是在现实中挖掘素材，并从熟悉素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故事”，为此，创作者应具有明确的创作意图。
显然，《在一起》要传递的绝不仅仅是感染者受到感染的途径，感染者的日常生活，感染者与剧组人员相处交流的方式这么简单，影片初衷正如总导演顾长卫提及的“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非感染者与感染者相处的过程，减少对感染者和病人的偏见、误解和歧视，使大众更普遍的正视艾滋病、艾滋病问题和受艾滋病影响群体。”
问题是如何在故事化叙事中完成对主题意义的加载？
4.1悬念设置下的主题建构
尽管都需要借助悬念要素对故事化的叙事推波助澜，但与故事片不同，纪录片的悬念存在很大的流动性和一定的模糊性。换言之，纪录片在记录真实的现场时，通常无法完成电影悬念的设置，例如在影片中，单身母亲主动询问编导是否可以为孩子脸部作遮挡，水富在得知拍摄现场有感染者时突然沉默……这种拍摄中的不确定性大量存在于记录和采访的现场，为纪录片的剪辑带来了难度，使得故事化叙事充满未知因素。
在悬念制造上，一个较为理想的策略框架是：多线索叙事，一个尽量客观的视角，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感染者与非感染者相处时的心理变化——猜疑、紧张、隔阂、咨询、了解、同情、理解，参与，帮助。遗憾的是，这种心理形态的演变在影片中并未完整展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纪录片没有悬念和冲突。例如网友“金子”渴望参与剧组拍摄却迫于母亲阻挠，涛涛被父亲允许可以夹菜时却表现出畏难情绪，甚至奶奶在涛涛离开厨房时还轻轻地对着镜头摆手，“不让说，不能说。”这些情节的建构通过各种情绪的堆积继而形成观影者某种情感上的压抑和宣泄，最后随影片的结束而陷入深沉的思考和对生活的重识。
4.2人物表现中的价值传递要素
与故事片中演员虚构式的表演状态相比，假如人物在纪录片中同样获得表演的权利，那么对纪录片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造成的威胁将不得而知。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人们总会不经意地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语作出某种修饰，形成与真实相背离的有偏差的再现状态。这种扭曲的人物形态，在涛涛的父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影片的47分46秒，胡泽涛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晚饭，涛涛认真地吃着碗里的菜，当编导询问父亲“是你不让孩子在锅里夹菜？”时，父亲本能地回答“是啊”，尔后当编导第二遍询问时，父亲又匆匆改口，这种行为言语上的不一致在之后的记录中再次得到印证。当涛涛又一次央求父亲为自己夹菜时，父亲执意让孩子自己夹，显然，所有人都看出了涛涛夹菜时的为难——他盯着锅半天，接着小心翼翼地迅速夹起一块。待镜头里的涛涛夹了菜后，父亲才又继续为孩子夹菜。类似的人物的“自然”的变化在影片中不止一次地出现，无论这种变化表现为沉默、胆怯、迟疑或者逃避。
诚然，这种不受鼓励的有差别性的“表演”与剧组其乐融融、平等交流的氛围（就影片呈现的内容而言）形成鲜明对比，影片不知不觉地将这种反差抛向观众席——当偏见、误解甚至歧视消融，我们可以和他们在一起吗？
结 语
对今天的纪录电影而言，无论其主题在于传递何种价值观，与众不同的故事化叙事仍是基于社会性原则基础之上的。就故事化的叙事策略来说，多重的线索，层次丰富的叙事结构，交织重叠的心理矛盾和命运冲突加之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主题，意味着纪录片具有之于生活的敏锐观察力和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对非剧情片而言，巴萨姆曾说“真正价值存于它对人类处境的洞察与它改善这种状况的视野”。因此，纪录片的价值或许可以粗浅地概括为——观影者观看他人对当下生存状态的描摹，进而获取深厚的思想和富有启发性的观念。（作者系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09级学生）
参考文献
1、孙本灵.如何增强电视纪录片的“可视性”[J].青年记者,2005,(8).
2、迈克尔?拉毕格(Michael Rabiger).制作纪录片[M ]. 台北: 王维亚, 1998.
3、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纪录片的首要原则[A].单万里,李恒基,译.电影理论读本[C].北京:杨远婴,2012.
4、巴萨姆( Richard M.Barsam ).纪录与真实: 世界非剧情片批评史[M ].台北: 王维亚,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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