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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颂
张颂与鲁健、郑天亮夫妇。
张颂与春妮。
张颂与罗京(右二)、敬一丹(右一)等在讨论。
张颂与夫人赵培根相濡以沫。(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人物简介张颂，原名张永昌，播音名李昌，中国播音学理论奠基人，中国播音主持艺术教育重要创始人之一，著名播音主持艺术教育家，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首任院长。1936年7月27日生于河北省易县，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编辑。1963年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任教。作为学术带头人，培养了众多优秀的播音主持人才，取得了一大批理论研究成果，推动了专业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其中，他撰写的《播音基础》和主编的《中国播音学》构建了中国播音主持艺术教育理论体系；《朗读学》《朗读美学》为创建有声语言艺术精品提供了创作范式。他的理论成果在播音主持艺术界和有声语言传播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里，曾经流传着这么一首诗——《白头发唱给黑头发的歌》。
1999年深秋，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一道追光温柔地洒在舞台中央一位白发老者的身上。他用钟爱一生的朗诵艺术，向学生们娓娓道来：“刚才，一位同学说，老师，您的头发全白了……我的头发白了，是的，可我多么爱听黑头发的歌声/我们奋斗了一生，值得/我的职责在这儿，我的事业在这儿/我的希望年年在这儿起步/除了这儿/难道我还能祈求什么别的人生/……虽然我老了，但我还要尽心尽力送你们一程。”
因年事已高，他的音色有些苍老，因过于激动，他微微颤抖。这声音，直至十几年后的今日，依然清晰如昨。
这位有着一头标志性白发的老人正是张颂先生，一位将毕生精力献给播音主持理论研究的学者，一位将满腔的爱倾注于学生的师者，一位在播音界、在广播电视界、在几代广院（中国传媒大学原名北京广播学院，简称广院）学子心中，有着沉甸甸分量的长者。
而今，送了学生们一程又一程，终于感觉有些乏力的张颂先生，因食道癌晚期医治无效，在2012年11月10日，一个细雨飘飞的冬日，驾鹤西去。
夜晚，学生们经过导师的楼前，仍会习惯性地抬头张望窗后书房那盏灯亮没亮，忍不住一望再望。
“天下桃李，悉在公门”
张颂的外祖父是中医，早年在北京挂牌谋生，一心希望外孙能继承他的医道。然而，和望闻问切相比，这个少年显然对外祖父屋子里的“话匣子”（收音机）更有兴趣，他喜欢模仿广播电台里的声音，比如王喈奎的《七侠五义》、赵英坡的《聊斋志异》，这一稍纵即逝、幽妙难知的奇妙之物深深地将他攫住。他大概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的声音也会出现在那个“话匣子”里，并与之结缘一生。
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小夏青”，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的播音员，年轻的张颂向理想冲刺。然而没过多久，因“出身问题”，张颂惜别播音一线，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从事播音教学工作。
那是1963年，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不过是一座三层小楼，一块校牌。日后声名鹊起的播音专业则挂靠在新闻系之下，教师只有区区4人，所谓的教材不过是几本来自苏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地方电台播音员的经验总结。播音到底深含什么样的学问，教什么？怎么教？甚而，播音到底是什么？前无古人，今无来路。
他和同事们去听戏曲艺术家良小楼、语言学家周殿福的课，从大学语文教材，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的相关课程中搜寻相关信息，他使出浑身解数，双腿不停地跑，眼睛不停地看，手不停地写，脑子不停地转，总算“抠”出了些许材料，为我国第一批播音专业的学生讲起了主题、态度、基调……
但“文革”的风暴很快袭来，张颂的教学工作也被迫停止。然而，即使在“开门办学”、“向农民学习”的日子里，张颂也要见缝插针地和学生们谈体会、讲方法，还找来文章《锁不住的大老张》作为例稿，让大家在住宿地备稿，再到田间地头念给他听。这灰暗但始终充满希望的10年，对于张颂来说，并没有虚度，理论建构的思路在他的脑中潜滋暗长。
20年磨一剑。1983年，张颂的重要著作《朗读学》问世，建构了朗读的理论框架和整体轮廓。1994年，《中国播音学》出版，明确了中国播音学的学科定位，标志着中国播音学的正式建立，对中国播音主持理论、实践及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播音语言通论》《朗读美学》《中国播音学发展论》等著作相继付梓，中国播音主持理论日趋丰满宏富。
1977年，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专业由大专升为本科。1980年，播音专业也由过去挂靠在新闻系下正式成为单独的播音系，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张颂受“美国之音（VOA）”之邀，走出国门，作为期半年的高级顾问，指导美国播音员播音，获得高度赞誉。1999年，开始招收中国播音学博士生。如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学科点已成为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学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天下桃李，悉在公门”。李瑞英、罗京、敬一丹、张政、李咏、海霞、刘纯燕、王宁、康辉、鲁健、孙晓梅、贺红梅、春妮……都是他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甚至，他学生的学生如今也活跃在荧屏上。
每年春天，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门外常会飘起漫天柳絮，正是这个时节，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播音专业面试的考生总要从中国传媒大学西门附近的播音学院排到西门外的大道上，折了一圈又一圈，甚至还有跨越重洋远道而来的外国学子。在和风煦日下，在满目繁花中，踱步于广院小道中的张颂，心中该是欣慰满满的。
“播音有学”
在悼念张颂先生的众多微博中，他最亲近的学生柴芦径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多少人，并不了解张老师。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成就，却不懂他的追求。孤独的行吟者，筚路蓝缕，壮志未酬。”1995年就跟随张颂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成了他的博士生，毕业后一直在他身边任教，柴芦径对张老师内心的解读，比许多人都透彻。
1959年，踏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门的那一刻，张颂的复杂心情恐怕是今天的播音学子们所难以理解的。和今天的播音员主持人身上的熠熠光彩相比，当年，那不过是“没出息的报告员”。尤其对于毕业于名校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放弃光荣的人民教师职业而选择“报告员”，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看着大多数同学留在了北师大，张颂也彷徨了，他对老师齐越表达自己的想法，齐越的一句话让他醍醐灌顶：“播音员是在更大的讲堂上当老师。”
从此，他迷恋上了声音。一花一世界。他暗下决心，要为看似“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播音构建一套理论体系，证明“在中国播音学的土地上，刨个土挖个坑，就有收成！”他相信播音员主持人不是“念稿员”、“传声筒”，他们的创造性能够催生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播音有学”！不论让不让播音，不管能不能讲课，他不计寒暑，矢志不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颂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朗读学》。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学界大受震动，开始向播音专业行注目礼。
改革开放后，面对广播电视的迅猛发展，声音的表达又一次被冷落了，各种无视语言规范、轻蔑语言功力的观点、理论不胫而走，甚至出现了对语言研究者的攻击。向来低调温和的张颂按捺不住了，“在指名道姓的境遇里，在‘消极’、‘失误’、‘诡辩’等连篇累牍的帽子扣下来的情况下，不能再沉默了，沉默大约相当于‘无理’。”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张颂集结了一本10章的《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对广播电视播音理论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和偏见予以澄清，以期“明了是非，发展事业，从中仍可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随着节目主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荧屏上，“口语至上”的危机出现了，社会普遍抬高“主持”，轻视“播音”，有些主管领导表现出“惟口语为佳”、“独尊口语”的倾向。张颂又一次奋笔疾书，竭力呐喊：书面语的“有声版”，做得好也并非易事！所谓字正腔圆，只有心正，才能字正，只有情绪饱满，才能腔圆，播音是一门和个体素养息息相关的文字语言的艺术再创作。“无论是‘播音’还是‘主持’，无须定于一尊，也无须分出高下！”在当时，发出这样的声音是需要十足勇气的。
在全媒体时代，当“泛娱乐化”向广播电视侵袭而来时，张颂又发出了这样响亮的声音：“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肩负着提升广大受众的社会道德和引导先进文化方向的责任，而绝不是专门供人取乐，被人消遣的媚俗艺技。”
对于新时期播音主持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张颂即使到离世前夕，仍不能释怀，如果生命能延续几年，这名勇敢的行吟者还将继续前进，不论前方是沟壑还是荆棘。
“很多事还没做，很多东西还没写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颂的家不过是北京德内大街麻花电台宿舍一间12平米的平房。
学生鲁景超永远都记得1984年的盛夏，第一次走进这间小屋时所看到的情景：单薄的房门开起来吱呀作响，低矮昏暗的小屋里，一张小桌，一张大床，女儿赵岩在桌上写作业，张颂老师半趴半坐在硬板床上写东西，师母一个劲地扇着大蒲扇，可老师的后背还是让汗水浸湿了一片。
在这个小屋长大的赵岩并不喜欢夏日，酷热的天气让埋头写作的父亲即使光着膀子，仍挥汗如雨；她又害怕下雨，屋外一旦下起大雨，屋内就滴滴答答地下起小雨，但父亲总是泰然处之，乐呵呵地想出各种办法解决每一处漏缝。
正是在这个小屋里，张颂完成了他人生中的首部重要著作《朗读学》。
这个小屋，又成了他的第二课堂。这里像个审听室，一盘盘的录音带，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的，县广播站的，学生自己的，亲自送来的，邮寄来的，代捎来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他都一视同仁，不厌其烦地听，写下自己的意见后再送还，如同小学生交作业那样虔诚。
这间小平房一住就是二十几年，54岁那年，张颂终于和家人搬进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一套60多平米的小三居，2005年，迁入中国传媒大学校内一处条件更为优越的居室。
从此，在张颂的许多著述落款上，常常能看到这样一行字——“写于‘三书屋’”，对于这个屋子的珍爱跃然纸上。先生的“三书屋”，并非面朝青山、翠竹环绕、阔大明亮之所在，不过是个坐下三两个人就稍显促狭的小屋。然而对于张颂来说，能有一隅天地心无旁骛地读书、教书、写书——正所谓“三书”，足矣！
2012年初，病情不断恶化的张颂仍出现在了讲台上。不论是播音系的专业课，还是外系请他开讲座，张颂只要有一丝力气便欣然前往。3月27日，11级播音硕士班的蒋宝琛聆听了张颂先生的最后一课。“老师显得有些憔悴，端坐在讲台上，但眼睛依然如往日一样炯炯有神。”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的预感，事先并不知晓老师病情的学生们那堂课上得格外认真，四周除了老师的声音，只听得到一片沙沙的写字声。
2012年8月的一天，一辆车正在驶往北京肿瘤医院的路上，这位病重的老人准备到此接受放疗。谈话间，乐观的老人突然慨叹：“很多事还没做，很多东西还没写呀！”
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2012年11月9日，敬一丹和颜倩到医院看望张颂。敬一丹说：“老师，这几天大家都在忙着宣传报道十八大，您知道吗，战斗在一线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您的学生。”听了她的话，张颂吃力地抬了抬胳膊，伸出大拇指，之后又陷入昏睡状态。
学生，从来都是他最大的骄傲，他一生的牵挂。
中国传媒大学校友杨曦，珍藏着一张1997年张颂老师为播音学院院刊《启明星》题写的刊名，“启明星”三个字认认真真地写了好几遍。张颂不仅希望学生们会播，还要在文学创作、新闻采访上具备能力，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于是才有了《启明星》的创刊。刊名也来自张颂的构思，寄托了老人对青年学生的殷殷希冀。
张颂的博士生成倍记得，提交论文后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导师的回复。14万字的博士论文，张颂仅仅用了一个晚上便通读完毕。拿到手的稿子上尽是密密麻麻的注脚，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改好了。师母说，你们张老师怕耽误你们的修改时间，一夜没睡。
按规定，博士论文答辩时导师不得在场内，待张龙和师弟答辩结束后走出来才发现，古稀之年的张颂老师自始至终在楼外翘首以待弟子们的消息。得知顺利通过，张老师开心不已，晚上竟破天荒地带着师母和弟子们去唱KTV。张龙记得，那晚他与老师合唱了一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张颂老师特别喜欢请学生们吃饭，在饭桌上和学生聊人生，聊理想。”张政法说，“每回吃饭师母总是和我们抢着付钱，最后‘赢’的多是师母。”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张颂还经常解囊相助。其实，学生们都知道，张颂老师自己在生活中极为俭朴，他留下的衣物干净整洁，却因洗了又洗而褪色变形。
在原则问题上，张颂却是丝毫不让步。
李瑞英上学期间，有一年各科成绩都很好，唯独张颂任课的语言表达课只得了79分，以一分之差与三好生的评选失之交臂。李瑞英对张颂老师的“不近人情”感到委屈，张老师耐心地指出专业上的一些不足，最后说了一句令李瑞英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你当学生就是为了评上三好生吗？”从此，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委屈或者困难的时候，李瑞英总会提醒自己，走出小我，活出大我。
一次课上，张颂突然要检查学生脱稿诵诗，大家一听，面面相觑。听完学生们的背诵，张颂颇为不满，依次进行点评。最后，他正色道：这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基本功，必须持之以恒地练习，以后还要经常检查。一个学生忍不住嘟囔：“张老师太狠了。”先生不动声色地说道：“如此，更狠的当在后头。”此语一出，举座肃然。
从去年发现癌症，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学生们眼中的张颂从来没有现出黯淡的神色。给他打电话，得到的总是爽朗的回应：“我很好，不必担心。”
“先生人很好，风趣爽朗，一头纯澈的白发，闪着智慧的银光，满口锦绣，我们都喜欢他，不管是不是蹭课的学生，大家常常一起和先生吃饭聊天，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很晚也不舍得走。”学生赵琳如是说。
就在老人逝世的前几日，鲁健在公益节目中分发为防老人走失而设计的黄手环。张颂从电视上看到节目后，立即给鲁健打来电话，让他也给自己捎带一个。然而，还没等鲁健送过去，张颂已经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了。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陨落，余生甚至只能以小时计算的生命啊，老人又何尝不知、何尝不晓呢！但老人依然希望得到这样一个护佑生命的黄手环。
那日，鲁景超前去医院探望张颂先生。当天负责值班照料老师的柴芦径一边用棉签擦试着老师干涩的嘴唇，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张老师微微睁开眼睛，看见我站在床头，他笑了，笑得非常慈祥，非常灿烂。”那病痛中的笑容让鲁景超刻骨铭心。
张颂欣赏普希金的这几句诗：
“哦，诗人缪斯，听从上帝的意旨吧，
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宽容，
也不要和愚妄的人空作争论。”
在他的心中，这“上帝”，是党，是人民。
在张颂去世的前四天，学校离退休人员管理处党总支书记贡爱强到医院看望他。当时张颂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见来人，依然艰难地侧起身，对贡爱强说：“今天上午我们党支部开会了，我去不了了，可我还没交上党费呀……”
鲁健记得在他参加的那一年硕士生入学资格考试中，有这样一道题：试论新闻性和艺术性的关系。在后来的日子里，张颂老师一再强调，播音主持纵然是一门艺术，其新闻性是第一位的，播音员主持人首先是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应站在舆论阵地的前沿为人民大众服务，与受众平等地面对面地沟通。“张老师常叮嘱我们，要记住是谁给了我们话语权，是党，是人民，不管在外人看来这份职业是多么光鲜耀眼，切勿把自己当明星，倘若高高在上，缺少了交流感，怎么做新闻工作！”
采访过程中，鲁健不忘谦逊地自报家门：“鲁迅的鲁，健康的健。”在和李瑞英的短信沟通中，她的回复迅速，内容详尽，“请”、“谢谢”等敬语见诸其中。斯人已逝，遗风长存。这就是出自张颂门下的弟子。
曾参加2003年“夏新杯”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的李卓，曾被张颂的背影深深地打动。那届大赛张颂任编审，和这位“不知名”的白发老者比起来，无论是选手还是观众，大家都更为关注那些当红的主持人评委，比如倪萍、白岩松。比赛结束后，当评委们被热情的观众团团围住时，张颂悄然走出赛场。
这孤单的背影，正是张颂一生真实的写照。他常说，“寂寞是很锻炼人的，是成长的大好机会。寂寞可以让我安心地走自己的路，对于不好的现象、不同的观点，也可以理性地思考。”
记者手记
两年前，记者有幸采访张颂老师。走进他位于传媒大学的家中，洁净是最深的印象。窗外树影，室中清茶。老人话语温和，笑谈以往。几十年来，他把无数学生送到直播间里、聚光灯下，这本是个极绚丽热闹的职业，但他却始终固守着一张书桌，满径桃李。为了一份理想，他因坚持而平和，因平和而滢澈。他走了，留下一位长者的微笑，一位学者的从容。
手机响。一位大学同学发来短信：“聚？”我回复道：“回学校看看吧，很久很久没有回去了。”按下发送键，我呆坐桌前，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