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议程设置理论的改革性实践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公共新闻尽管在实践和理念都存在争议，但倡导者总结出了一系列策略和原则。本文试图通过议程设置理论的新闻学传统和新闻实践视角对公共新闻进行分析，阐释公共新闻运用议程设置理论的创新实践。

关键词：公共新闻；议程设置；创新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公共新闻以弥补当时新闻与公众之间的鸿沟为目标，努力培育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笔者认为公共新闻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议程设置理论的运用，但也存在分歧。

一、作为实践和理念的公共新闻运动

据Pew公共新闻研究中心一项调查研究称，仅Pew中心记录在档的就有651例公共新闻实践活动[1]。如今，它已不仅是一种非常规的新闻实践创新，且成为一种新闻理念。格拉维奇和布拉姆认为，民主社会需要媒介从事“有意义的议程设置，确认当前的关键问题，包括议题的成因及解决的方案。”[2]

（一）作为实践的公共新闻运动

较早的公共新闻实践是1988年美国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纪事问讯报》（Ledge-Enquirer）发起的“哥伦布2000：发展议程”的系列报道活动。时任报纸主编Jack Swift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措施：组织市政会议讨论民众关注的问题；报社支持成立名为“协力跨越千禧年”的民间组织，跟踪、关注和处理讨论的议题。议题走出报纸、走进社区和居民是公共新闻实践的特征之一。影响更为深远的公共新闻创新活动包括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Wichita Eagle）在1990年发起的“您的一票管用”活动和1992年的“人民计划”活动；《威斯康星州报》、威斯康星公共电视台、威斯康星公共广播电台合作在麦迪逊开展的从1991年持续到1994年的概称“我们的人民”活动；《夏洛特观察者报》自1992年开展的有关选举和犯罪的报道等。这些创新性活动为探索开展公共新闻实践提供了范例和方向。

（二）作为新闻理念的公共新闻学

公共新闻倡导者们认为传统政治选举报道过于注重“赛马式”报道，破坏了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媒介自身也陷入了危机，这直接推动了公共新闻运动兴起。公共新闻历史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关于新闻在民主社会中的角色与责任的辩论，并以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社会责任论、20世纪9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以及社群主义、公共领域等理论为重要支撑。

较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杰伊·罗森教授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的需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3]”这一表述充满了媒介社会责任、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等关键词，似乎是对《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中新闻媒介责任的强调版，但更强调新闻记者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告知”，积极寻求公共事务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