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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摘 要：王韬是19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学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被誉为中国新闻记者之父，亦被称为“具在专门办报思想第一人”。笔者认为，王韬先生之所以能得如此高度评价，与他的新闻思想密不可分：重视报纸信息传播、“立言”的新闻功能观；强调报纸在社会变革中作用的新闻政论观；提倡品行诚正，博古通今的新闻人才观等。正是得益于这在当时极具震撼力的大胆思想，使后世得到启蒙，而其报刊实践及系统的报刊理论又奠定了我国近代报刊的基础，从而展示了王韬对中国新闻学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王韬；新闻思想；《循环日报》
王韬是19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学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曾被誉为中国新闻记者之父。他诗赋洒脱，学贯中西，经历传奇，是19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涉猎广泛，在哲学、教育、社会、经济、历史、新闻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然而，世人了解他最多，印象最深的则是他作为我国近代新闻先驱者的身份和他在《循环日报》上所发表的一系列大胆新颖的时政评论文章，由此，王韬被称为我国近代以来“具在专门办报思想第一人”[1]。笔者认为，王韬先生之所以能得如此高度评价，与他的新闻思想密不可分：重视报纸信息传播、“立言”的新闻功能观；强调报纸在社会变革中作用的新闻政论观；提倡品行诚正，博古通今的新闻人才观。正是得益于这在当时极具震撼力的大胆思想，使后世得到启蒙，而其报刊实践及系统的报刊理论也奠定了我国近代报刊的基础。
一、重视报纸信息传播、“立言”的新闻功能观
王韬青年时代接受的是孔孟儒学思想，但他并没有被我国传统的思想束缚，反而因为游学英国、途经法国的奇异经历，使他受教于西方文化、政治，从而提升了自身认识。而这一点恰恰也为他的政治思想和变法改革意识奠定了基础。王韬生活的时代是西潮涌入，新旧知识交汇，古老的中国正向近代转型。他认为，只有办报，才能使国人增长见识和眼界。王韬充分认识到报刊有益于国家的作用，希望通过报纸传播新知，使中国人知道“大地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四书五经之外尚有舆图算术等自然科学知识。
王韬认为，加强官民联系，政府应放开言禁，让人民讲话。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20年后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康梁提出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主张，吸取了王韬“治中”的思想，康梁的变法改革中有一项是大行报刊的各个功能，倡西学，开民智，突出报刊“通”上下的功能，也源于王韬的新闻思想。王韬提出自己的新闻理念，并付诸实践，在1847年1月5日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阵地的报刊。
王韬充分认识到报刊有益于国家的作用，为此，他超前地提出在当时的中国设立中国人自已主办的“西文日报”，向外国人进行信息传播，这是新闻对外宣传的思想体现。联系他的治中驭外的政治思想和变法改革意识，我们不难发现其新闻思想中的对外宣传的内容，即“攘外”，通过报纸对外发表看法和意见，以争取主动，要进行对外宣传，就要利用好报刊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王韬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人重视夷情，通达外情的思想，但他主要强调“诹远师长”、“通外情于内”，主要主张吸取西方的精华来警示自己，这也是王韬新闻思想中的“大同”观。王韬从“其道大同”的世界观出发，看到报纸对外宣传即攘外的作用，正是他作为改革家的魄力与魅力，也是中国新闻史上关于加强对外宣传的第一声呐喊。
二、强调报纸在社会变革中作用的新闻政论观
19世纪70年代，王韬摒弃了当时“言不论政”的陈规，在新闻报刊上直言论政，鼓动变革，以大量高质量的政论文章横空出世，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表现形式上，都是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政论家们汲取营养的启蒙范文，其实践及理论方面都奠定了我国近代新闻报刊的基础。
王韬的新闻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把自己对新闻的了解和中国具体的政治需要紧密联系结合在一起，并对之有所取舍，做了中国化的处理。后来的新闻思想家和实践家都从王韬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启示。故王韬被誉“为中国新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2]”王韬把报纸的作用归于“上情下达”、“民隐得以上达”、“通外情于内”、“达内情于外”和控制舆论、感化人心上，充分认识到报刊有益于国家的作用[3]。作为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新闻人，王韬曾在上海的《六合丛报》、《万国公报》等多次发表文章，并在《循环日报》任主笔达10年之久，形成了自己“千古文章心自得，五洲形势掌中收”的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与其新闻思想理论相得益彰的是他开创的一种新的报章文体――政论文章。
文以言志。王韬的政治思想和改革精神充分体现在他这种“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的新型政论文章中。这些文章突破了《申报》等其他报刊上的八股评论文章及清朝后期桐城派文体的限制，极少引经据典。“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所在。”（《弢园文录外编自序》），因此他广述国内外大事，使报刊政论文章能够融入社会生活，作为影响舆论的导向而提高报刊的政治地位。
王韬政论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还体现在它论题的时效性上。如《论琉事不足辩》等，都是针对当时日本侵犯中国藩属琉球（今天的冲绳）的新闻事件而发，针对性强，时效性强，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认识这些时政事件，可谓依托于新闻事实，深化主题观念，就事论事，挖掘隐藏新闻背后的东西，这些与传统的论辩文体迥然不同。王韬认为，“时势不同，文章亦因之而变。”“时势”正是王韬政论文章的基点。
三、提倡品行诚正，博古通今的新闻人才观
王韬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提倡品行诚正，博古通今的新闻人才观，这一见解促进了新闻从业人员对自身道德和才能的修养，是中国新闻学界的共识。作为沿海改革家的王韬，有意识地把游学英国的所见之《泰晤士报》主笔执政的作法引进中国。他提出必须“慎加遴选”报刊主笔的观点。王韬认为，欲求事业之兴旺，须以得人为先。人又以品德为重，对不同领域的人才应有不同的品德要求。作为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诚正，不然就难于担当“直笔”之职责。王韬曾提到，在西方，报纸和报人（特别是主笔）的地位极高，其言论足可左右局势和人心。他赞扬道：“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人心之所趋向也。”“西国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4]”因此，他要求要让那些德、才、识、学四者具备的人来充任报刊的主笔，坚决杜绝那些“挟私讦人自快其忿之人”或“非通材，未免识不而遗大”的人来做主笔或编辑人员，否则会降低报纸信誉和威望，造成舆论不清、社会不宁。
“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王韬的诗句）的思想，是康梁思想的溯发地，他的新闻思想、政论文体泽被后世，他所崇尚的理想“大同”世界激励着后世。但是，王韬的新闻学思想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和偏激之处，也有和当今社会要求不符合、不确切的方面，我们研究他的新闻学思想是为了更好的研究如何利用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44.
[2] 黄旦.王韬新闻思想试论[J].新闻大学,1998(3).
[3] 方汉奇,张芝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A].弢园文录外编(卷7)[C].向长洲王氏上海铅排本,18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