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相知在太行山上（续）

编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诞生起，人民日报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忠实记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见证国家发展，推动社会进步。65年艰辛奋斗，65年春华秋实，与新中国共同成长，与新时代一同进步，人民日报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人民网特别推出人民日报创刊65周年纪念专题，重温历史动人瞬间。

就在我和李庄通信前不久，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了。李庄是参加创刊的成员之一，他写了文章《为七百万人民请命》发表在创刊号上，邓小平看了非常高兴。当时，人民日报如果有稿子要送邓小平审阅，编辑部总是派李庄去，因为他手快，能很快又准确地领会刘邓首长的修改意图并能迅速组织语言。小平同志很喜欢他，每次去了，都给他一包“大前门”香烟。李庄得到邓政委给的香烟，都高兴地拿回来和烟友一块儿享受。

1947年元旦前两天，我到了人民日报社驻地———武安县河西村。一到村里，最先看到的就是那个在舞台上站得歪歪扭扭的杜展潮，接着来了好几个年轻人，记得有朱波、马映泉、安文一等人。我下马甫定，他们就开始取笑“围攻”我，问我怎么来的？到此有何感想？

我本来爱羞不会开玩笑，初来乍到，更觉得尴尬，该怎么应付这些能说会道的调皮记者？幸好李庄为我解围，说我骑马走了90里地赶来，很累了，劝他们明天再“采访”。这一下果然打退了“围攻”，他把我安排到一个大房间休息。

第二天一早，王定坤（张磐石的妻子）抱着儿子铁牛来看我。李克林领着大女儿小林也来了。我以前就认识这两位女性，我曾和李克林在太行文教群英会的筹备组一块儿工作，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了20多天。

接着李庄带我到办公室，在那里认识了何燕凌、宋夫妇。

回到我住的房间，杜展潮、朱波、马映泉这几位正等着我呢。他们向我提出种种刁钻问题开玩笑。我并不气恼，这就是我们的队伍我的家，人民日报的同志都是我的亲人。何况当时李克林的女儿小林对“大个子叔叔”（李庄）特别好，她怕别人“欺负”我，就守在我身边保护我。

杜展潮、朱波他们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们要布置新房，送你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于是，他们把我送到齐语的夫人那里。当时齐语外出采访了，几个年轻人嬉皮笑脸地对女主人说：“这是李庄的新娘子，今天交给你，丢了你负责。”

齐语的爱人也是从太行山上下来的老革命，她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一边骂那几个人恶作剧，笑着把他们撵走了。我觉得不好意思打搅她，她却说：“这有什么，要不是有这个机会，咱们俩还不认识呢。”我们两人聊着聊着，天色慢慢黑了起来，我想走，又不知道去哪里。女主人笑着告诉我：“他们是故意把你藏到我这里，好让李庄着急。”

果真是这样，这时的李庄正在到处打听满村子找我呢。报社的年轻人就对他说：“看你只顾发稿子，把新娘子都丢了！”

元旦那天早晨，又是这群调皮鬼把我接回去。新房果然布置好了，墙上贴着大红喜字，还挂了不少红红绿绿的彩带。桌子擦得干干净净，茶壶茶碗摆放齐全，桌上还摆满了喜糖，特别是屋里还布置了一个假沙发，挺有意思的。

中午是丰盛的会餐，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敏（即杨放之）和夫人（她在别的单位工作，是元旦放假赶回来的），还有袁勃、王定坤以及几位我不认识的同志，与李庄和我同桌。吴敏代表社领导讲了几句简短的话。他说，今年元旦有双重意义，一是解放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这激励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迎接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二是大家欢聚一堂，衷心地祝贺李庄、培蓝同志的新婚之喜。

这真是充满了真情厚谊的婚礼。按理说，我应该向吴敏敬酒，也应该向大家敬酒，可是我不会喝酒，所以敬酒的事都由李庄包办了。那天他喝了不少酒。

热热闹闹的宴会结束后，整个下午不断有人到新房来祝贺。小杜、朱波等人也闹个不停，不断“围攻”我。又是小林始终守着我，保护着我，一直到天黑。当晚，李庄的好朋友张克岗也来到我们的新房，他与李庄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一聊就到了半夜。

我和李庄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战争岁月，特殊的环境———太行山上，相逢相知，走到一起的。我感谢太行山，感谢太行山里的那个小山村———河西村，它们给了我一生的幸福。

我在河西村住了7天，算是度完了“蜜月”，又赶回文联上班去了。我们的工作都很忙，李庄在报社就更忙了。我们两个单位相距90多里地，平时难得见面，只有互递鱼书。结婚后，李庄到文联来看过我三次，都是来去匆匆，未多耽搁。当年中秋节前，他曾写信说要到我这里过节，后来因为工作离不开，就写来一封信，诉说相思之情，信里还附了几句小诗：“中秋夜，默默叩寒窗。梦里依稀说心话，醒来口角染余香。”别看李庄在战火中几番出生入死，这诗句却写得柔情蜜意，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不知忘却了多少往事，这诗句却被我记忆下来了。

当时我已经怀孕5个半月，多么希望他能推门而入来看看我。然而我理解他工作忙，能看到他写的这些悄悄话，也就满足了。

1947年冬，太行区还搞过一次整党学习运动，文联同边区政府一些单位的同志集中在离下温村四里地的常乐村学习。那时我已怀孕七八个月，行动不方便。文联领导为照顾我，劝我提前结束，回机关（下温村）去。我想坚持到底，结果肚子里的孩子坚持不下去了。1948年2月22日凌晨，我的大女儿在我学习的地方出生了。我措手不及，房东大娘只好用我的棉袄把孩子包起来。

李庄得知女儿降生，从90里外的河西村拍马赶来，看到我们母女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就急急忙忙去买鸡，熬鸡汤，做饼干。但他只住了3天，叮嘱我一定要给孩子找个奶妈，又匆匆地走了。

文联秘书长马印秋关心我，委托搞运输的两位马夫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奶妈。未找到奶妈前，我抱着女儿在下温村找有奶的年轻妇女给喂奶。那时，我们党和人民是鱼水之情，村里的喂奶媳妇们得知我的情况，主动来我的住处为我女儿喂奶。根据地人民的养育之恩，我永生难忘！

我把孩子送到奶妈家，简单安顿好，就开始工作，正好碰上文联搬家。这回是从山上下来，搬到武安县的一个小山村。落脚未稳，马印秋同志告诉我，李庄已经离开河西村，北上石家庄去了。原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局，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成为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当时由晋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张磐石同志率领，袁勃、刘希龄、李庄、何燕凌、李原等，作为先遣人员前往石家庄以西的平山县，与《晋察冀日报》的人员汇合。走之前，李庄没来得及给我写一个字，急匆匆地不辞而别了。

1948年6月，我调到人民日报社，随报社大队人马北上平山县。一直到1949年春节，趁三天假日，才到涉县把不足两周岁的女儿接回来。

从那时起，李庄和我都工作在人民日报。我们的青春和生命，都融进了人民日报的事业。

（本文在写作进程中得到钱江、袁振喜同志的帮助，谨致谢忱！——赵培蓝）

（来源：《社内生活》2004月03月25日 第4版 峥嵘岁月 ）